秦末农民起义，常被提及的一句话是：“天下苦秦久矣。”天下民众为何“苦秦”？因为秦政残暴，秦法严苛。所以，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先进入关中后，就与关中父老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意思是：杀人者处死刑，伤人者和抢劫者依法治罪。除此之外，原秦朝的全部废除。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
（图：汉高祖刘邦画像）
刘邦的约法三章，作为战时临时措施，对安定关中，争取民心有积极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汉高祖本纪》中称，关中民众听到刘邦的约法三章，都“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可以说，正由于约法三章争得了民心，所以刘邦后来在平定关中的战事进行得极为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章邯、司马欣、董翳这三个被项羽安插在关中，防止刘邦出关的所谓关中三王，一死两投降。
（图：商鞅好像）
商鞅变法所创立的法律制度，在秦孝公执政时期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史记·商君列传》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之后，秦国历代君王基本上沿用了商鞅变法所创立的法律制度。秦国民众在这套法律制度下，也逐步适应，并养成了奉公守法的法治精神。
有个故事说，秦孝公死后，以公子嬴虔为代表的秦国旧贵族诬陷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于是下令抓捕商鞅。商鞅逃走，夜至某客店想要投宿，结果却因没有身份文牒而被拒之门外。这个故事当然是对商鞅变法的一种莫大讽刺，但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秦国，法治精神是如何的深入人心。
秦昭襄王时，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荀子来到秦国进行实地考察，对秦国的民风、吏治等赞不绝口，他在《强国》中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图：荀子画像）
荀子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踏上秦国这片国土，观察它的民风习俗，百姓质朴淳厚，音乐不淫荡卑污，服装不轻薄妖艳，人们十分顺从、敬畏官吏，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人民啊。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各级官吏做事严肃认真，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绝无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进入秦国国都，观察那里的士大夫，他们走出家门就到公家的衙门办公；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不以权谋私，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所有人都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士大夫啊。观察它的朝廷，政府处理决定各种政事效率极高，从不遗留，看上去安闲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治理似的，真像是上古圣王治理的朝廷啊。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自身安逸却治得好，政令简要却详尽，政事不繁杂却有成效，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商鞅创立的法律制度，既是商鞅变法的重大成果，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保障。正因为有了这套法律制度的保障，商鞅变法才得以顺利实施，秦国才得以迅速强盛起来，到秦始皇时终于兼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不可否认，在商鞅变法基础上形成的秦朝法律制度，轻教化而重刑罚，的确有许多恶法及苛法。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赢虔就曾因为太子赢驷（秦惠文王）违法遭受连坐，被施以割鼻之刑。云梦出土的《秦律》里就有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官员要受罚，同伍的乡邻也要连带受罚。《秦律》还规定，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罚处徭役三十天）等。
（图：影视剧中的刘邦）
本文开头提到，秦末农民之所以纷纷起义，是因为“天下苦秦久矣。”而天下民众之所以“苦秦”，是因为秦政残暴，秦法严苛。也就是说，“天下苦秦久矣”不仅是因为秦法严苛，还因为秦政残暴。所以，刘邦因为“天下苦秦久矣”就全面否定秦朝的全部法律，显然不妥当。因为他不仅全面否定了由商鞅变法所创立的法律制度，还把秦法严苛与秦政残暴等同了。
刘邦进入关中，一句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的全部法律制度，实际上也否定了商鞅变法的重大成果，进而破坏了由商鞅变法所形成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重新进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治”社会，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当今社会，民众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刘邦的约法三章难逃干系。
（文/至简点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