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贾葭
最近一次坐飞机从深圳机场起飞，由于航线特殊，非常清楚地看到深圳湾大桥两侧的不同景观：
这边是深圳湾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对岸是绿意盎然的青山龙鼓滩。那些有名有姓的摩天大楼，被空中的人踩在脚下，确实是一种在地面难以企及的奇特经验。
图源：摄图网
地面的经验往往是，寻找这个城市的最高点，然后去仰望。对建筑奇观的膜拜，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共同文化习惯。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雅典，到全球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在这一点上，不分什么东方西方前后上下。深圳用四十年走完西方城市四百年的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今日的深圳，对这种建筑奇观已经习以为常。
01
神殿与钟楼
我当年玩《帝国时代》游戏的时候，使用拜占庭文明，奇观落成，赫然是索菲亚大教堂，那是君士坦丁堡最高的建筑。如果使用日本文明，可以修筑天守阁，同样是日本幕府时代各个城市的最高建筑。城市的高度就是这些建筑奇观决定的。
奇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对这座城市的认同。秦汉两代开始，在咸阳和长安修建的高阙、宫殿、承露台等，不仅确立了城市的高度，也承担着重要的教化功能。古希腊的原始城邦，其最高点通常都在山巅，那是确立了神的位置，就是真理中心，并在周边安排市民中心、法庭、议院等权力中心的位置。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形成了一整套建筑形制的叙事体系。推而广之，后世北京的天安门、巴黎埃菲尔铁塔，纽约自由女神像、南京中山陵……无不传达出城市奇观的庄严感。每一个来膜拜的人，无不在此地拍照，作为人生中一个被记录的重要时刻。
这种记录，包含着一种对本民族或者本群体的认同感。当然，奇观也会引起他民族或者群体的认同感，如果背后有一套价值体系支撑的话，更是如此。一百多年前赴美留学生坐船从上海到横滨，再转乘大船赴纽约，经过数个月的海上漂泊，映入眼帘的就是硕大无朋高耸入云的自由女神像，然后是哈德逊河畔的高楼大厦。
这就是一百年前那一代人的感觉，他们被这样高大的建筑奇观“震惊”了。在巴黎的邓小平看到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也是一样。他们就这样在震惊中被带入了现代社会。南中国的景象也是一样，八十年代的深圳人，乘坐东铁线在红磡下车，迎面而来的就是刚刚落成的巨大的红磡体育馆，然后看到整个港岛的天际线，被一座座高楼塑造出起伏的模样。夜晚维港的流光溢彩更是必须照相打卡。
80年代香港，摄影/Alain Le Garsmeur
02
从维港到罗湖
一九七八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新干线，他开心地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可以说，中国的高铁梦，就是此时诞生于邓小平的心中。顺便一提的是，孙中山在1913年提出中国铁路要达到10万公里。整整100年后，中国铁路运营里程终于达到10万公里。
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视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学习目标，深圳早期的发展，正是描摹和承接香港而来。1984年的《联合声明》以后，深港两地的互动逐步扩大。作为从北京到香港之间的重要驿站，深圳是中国内地窥视资本主义的唯一窗口。
维港的景观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
1985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总部大楼撑高了香港的天际线，亦超过了1950年代的最高楼中国银行大厦。于是，1989年落成的中银大厦，以367米的高度，成为当时亚洲排名第一的摩天大楼。不仅如此，当年开始设计的北京中银总部大楼，其外立面和两千公里之外的香港中银，一北一南，形成了外观上的严格呼应。
可以说，19世纪的八零后鲁迅，九零后胡适，零零后邓小平，乃至到20世纪的八零后（比如我），100年多年，贯穿一个世纪，我们在面对西方世界、面对香港、东京、巴黎的时候，抱有一种强烈的震撼感以及落后感，乃至在心中暗下决心，要把中国变成同样繁荣发达的样子。所以鲁迅、胡适、邓小平都回国了。
在香港中银大厦封顶后的6年，深圳罗湖的地王大厦，以仅仅超过香港中银大厦16米的高度，成为亚洲第一高楼，是当时中国（含香港）最高的建筑。地王大厦是对深圳乃至中国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记录。在高度上的超越，也意味着在心理上的重大慰藉。据说在地王大厦可以望见港岛，我没有上去过，但我能够想象那样的感觉。这种一再超越现有高度的城市奇观比赛，不仅是人类无限接近天空的欲望驱使，甚至可以这样说，建筑高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自身政治认同的一种手段。当奥斯曼土耳其人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们在前述的索菲亚大教堂周边竖立起比教堂尖顶更高的四个宣礼塔（如果你在游戏中二次建设奇观，就会出现），把教堂变成了清真寺。
这种高度比赛日后也出现在了维港和深圳。
03
平安时代
回到1995年，那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
1980年代初,铁道兵、工程兵南下深圳，带着对香港的艳羡，开始建设深圳。总设计师也一再告诫，要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发展经验。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在当年的深圳人心里，深圳当然是不如香港的。这种“不如”体现在方方面面，罗湖口岸的各种水疗中心，以100港币两个钟的低价经营了很多年，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北上寻欢作乐的香港中年男人，很多水疗中心收港币。迟至2000年的某个月山穷水尽之时，我在南京的中国银行，还曾以106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不少港币。曾被媒体广为报道的罗湖“二奶村”，也是这种“不如”的一种写照。单程证的数量一天多过一天，早期深圳企业家透过投资移民香港，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深圳早年的一线奢饰品店极少，许多全球大牌都不在深圳开店，就是因为深圳人去香港买名牌太容易了。甚至到2015年之前，深圳的中产家庭仍然坚持在香港购买婴儿奶粉。
1995年，香港的GDP为1447亿美金，是当年中国内地GDP（7345亿美金）的五分之一，而香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01%。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但同年北大的亚洲排行是第37名，而香港中文大学是第7名。1997年，回归之前，举国上下对香港的赞誉与羡慕，称之为对香港的集体崇拜，并不为过。在1995年（或者更晚，但1995年的确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之前，对西方（体系下的）城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其实东京和香港是中国话语下的西方城市）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上溯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这一过程恐怕维持了一个世纪。当亚洲第一高楼崛起于深圳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1995年以后出生的深圳孩子，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在他们诞生的时候，深圳已经有了一流的城市奇观——亚洲第一的高楼。他们不必再用100年来“中国不如发达国家”的眼光来看世界了。几座摩天大厦就可以支撑一代人两代人的情感认同和族群认同，何况是几百座。
图源：LINLI XU / Unsplash
这几年经常有留学生抱怨，纽约的地铁太破、东京没有高楼、香港地方太小等等，来证明留学未必是好的选择。又或者拿高铁和外卖来证明，今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与信息化超越了西方城市。从建筑硬件上看，的确是如此。尤其是深圳，是一个四十年来急剧膨胀的城市，从一个小渔村变为国际化大城市，从全球看，大概只有当年的加尔各答可堪比拟。即便如我，在外地朋友来深圳的时候，也倾向于去城市地标的地方如平安中心或者华润万象城吃饭。那里面隐隐约约有一种轻微炫耀着“深圳挺好”（或者“我在深圳挺好”）的态度。和朋友晚上驱车经过沙河西路去蛇口，我会不经意地指着深圳湾的夜景，并暗暗期待他们的表彰。二十多年前，从罗湖的地王大厦用望远镜看香港的心情，和今日在莱福士酒店的空中大堂眺望元朗的心情，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去不回的、深刻的视角转换。或者可以说，完全可以不必看香港了，那不再是一个仰望的对象。
图源：摄图网
来深圳的七零后八零后这一代人，一直在疑惑，为什么零零后有那么大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是因为，深圳（或者中国大城市）的景观，不再是他们上一代的样子了。上海在这一点有着相同的现象。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呢？这代人不明白父辈们为什么会建议自己去海外留学，也无法理解父辈们在KTV里流着眼泪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背后的情感。那是一百多年几代人共同的心灵体验。为什么张学友周慧敏这代港星可以红三、四十年而不辍，那是因为中国七零后、八零后两代人对香港无尽的爱啊。然而，在城市奇观和情感认同之后，是不是我们真正地完成了对他者的超越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新问题。洋务运动三十年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的海军，其战舰数量超过日本三分之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历了严峻的历史考验。其后不久的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检讨了硬件和软件的关系。奇观已经建成，但历史尚未终结。
可以预言的是，深圳的奇观仍将会不断出现，但已经无法继续成为一种认同的嫁接之物。深圳需要更多的非硬件理由，才能真正凝聚新一代深圳人的认同。
作者
贾葭，媒体人、青年学者，GQ中文版的创刊人之一，腾讯《大家》创刊主编。著有《我的双城记》、《摩登中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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