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辉
对于网络时代的热词“三观”，我查过百度，一是世界观，二是人生观，三是价值观。
我对“三观”里竟然不含生命观，是极不以为然的。因为从一个人的生命观，亦即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便可窥见这个人对待人生的态度，乃至这个人对待整个世界的态度。
生命，无外乎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或可循此将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粗分为四种。
第一种，轻视自己的生命，却爱重他人之生命。此为极高境界，非凡人可及。
第二种，爱重自己之生命，也爱重他人之生命。所谓“好生恶死”“蝼蚁尚且贪生”，是洞达世情之语。英雄不是不怕死，只是激于大义，故能“临难而不苟免”，孟子所谓“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要通达人情得多。因此，“怕死”是人之恒情，似乎不必为之羞愧。须于爱重自己之生命的同时，“爱吾生以及人之生”，也爱重他人之生命。此为平常境界，为一般人皆可抵达。
第三种，贱视自己之生命，也贱视他人之生命。
苏轼曾在文章中记下一事。章惇早年与苏轼同游南山，至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可谓奇险无比。章惇建议两人一起攀爬至绝壁上留字。苏轼坦言不敢，章惇独自攀爬至绝壁之上，留“苏轼章惇来”五字于其上。估计当时东坡居士的脸都吓白了吧。事后，东坡对章惇说：“你将来能杀人。”章惇问：“何以见得？”苏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如东坡者，可谓善观人矣。章惇其人，功固不可没；然考其行迹，让人不免大摇其头处实多，一朝得志，排斥异己，倾陷善类，手段残忍，不遗余力。《宋史》以之入“奸臣传”，未尽是诬也。
能拼命、不要命的人，其可怕处，即在于此种人于轻视自己之生命的同时，极容易滑入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深渊。日本武士道的生命观亦属此类。武士道是贱视自己的生命的。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探讨日本的民族性格，曾言及二战中日本兵的投降率很低，正是这种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武士道之所以可怕，是他们由贱视自己之生命，自然地走向贱视他人之生命。
第四种，爱重自己之生命，却贱视他人之生命。考诸历史，这种“自己贪生而杀人”的卑劣、卑怯行为的例子真是太多了。这里随举两人。此两人，一“王”一“寇”，前者明成祖朱棣是也；后者，明末张献忠是也。
公元1402年，大明建文四年，朱棣篡位自立，从而也揭开了中国刑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朱棣即位后，建文旧臣诛戮殆尽。于方孝孺、景清等建文旧臣，戮其本人不算，又诛其族属，并及童幼，旁及师友，甚至籍其乡里，为中国刑罚史“贡献”了“诛十族”“瓜蔓抄”这样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字眼，一时可谓血流成河。永乐十二年至永乐十九年，仅仅因为自己的一个宠妃之死，七年间在大内致数起冤狱，实施一次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永乐十九年一次，就屠杀宫女两千八百人，且全部是活剐而死，每剐一人，朱棣都亲自到场观看。
我读史至此，不禁废书而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视他人之生命贱过猪狗的人，对于自己之生命，却爱惜有加，罗致道士于宫中，为其炼制“仙药”不算，又在民间遍寻长生不老之方。朱棣后来在其北征还兵途中意外死去，据说长期服用所谓“仙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张献忠在四川的滥杀是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一个原因。熟悉《蜀碧》《明季北略》的鲁迅如此描述：“他使ABC三枝兵杀完百姓之后，便令AB杀C，又令A杀B，又令A自相杀。”(鲁迅《坚壁清野主义》，《全集》第1卷)。他于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呢？满清肃亲王豪格大军一到，他便乖乖地躲进深山，不敢露头。
一“王”一“寇”，残忍、卑劣却如出一辙，何也？还是鲁迅先生看得准，他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成则为王，败则为贼。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所区别者只在‘流’与‘坐’，而不在‘寇’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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