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曹树林

《人民日报》( 2013年12月21日05版)

陇原之行的故事(述远古传说讲陇原史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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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原之行的故事(述远古传说讲陇原史话)(2)

陇原之行的故事(述远古传说讲陇原史话)(3)

鲵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甘谷县西山坪出土

陇原之行的故事(述远古传说讲陇原史话)(4)

神人纹鎏金银盘,公元前2世纪至3世纪,靖远县北滩出土

陇原之行的故事(述远古传说讲陇原史话)(5)

《仪礼》简,汉代,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

陇原之行的故事(述远古传说讲陇原史话)(6)

铜奔马,汉代,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陇原之行的故事(述远古传说讲陇原史话)(7)

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及石函,唐代,泾川县大云寺出土

坐落在黄河之滨的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综合性地志博物馆之一。馆舍占地108亩,展览大楼建筑总面积达2.85万平方米,展厅18个,院内还有文物库房、文物保护实验室等设施。

凭借甘肃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陇原大地留下的大量珍贵文化遗存,甘肃省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得天独厚。馆藏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共计35万余件,其中国宝级文物16件(组),国家一级文物721件(组),二级文物2637件(组),三级文物48241件(组),汇集了甘肃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大量文化珍宝,尤以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彩陶、汉代简牍及文书、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粹宝、古生物化石(标本)等珍贵文物为特色。特别是东汉铜奔马、魏晋墓“驿使图”画砖,已分别被定为国家旅游标志和邮电事业的标志。

目前,博物馆的常设展览有《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红色甘肃——走向1949》。

自建馆以来,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多次远赴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克罗地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为宣传中华文化和甘肃做出了贡献。2007年甘肃省博物馆对外开放的《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三大基本陈列荣获“第七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2011年甘肃省博物馆《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获“第九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013年,甘肃省博物馆建立了常设机构“甘肃省博物馆流动博物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流动博物馆”系列活动。“流动博物馆”走进社区、军营、学校、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和地震灾区,把博物馆办在百姓家门口,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博物馆的社会价值。

鲵鱼纹彩陶瓶

鲵鱼纹彩陶瓶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泥质橙黄陶,小口、长颈、溜肩、平底,腹部饰双耳,颈部饰附加堆纹一周。

瓶腹绘黑色人首形的鲵鱼图样,呈人面鲵身形象。鲵鱼,俗称娃娃鱼,是生长在我国亚热带、暖温带地区河溪中的两栖动物。原始艺术家们从生活出发,独具匠心地将鲵鱼作了拟人化处理。脸部器官用圆、十字、横线描绘,面部为一个圆圈,以横线分出额部和面部,以鼻梁为中垂线做十字相交突出两只眼睛和张启的大嘴。身躯为折屈状,上身向左屈,下体向右折。一双短臂自上身两侧向外伸出,作举首布指状。颈部画蛇腹纹,通体作网格纹。尾部弯曲,面部的头发与鱼的尾须自然相连。整个图案呈三角形构图,简单明了。线条有粗有细,可看出运笔中的顿挫、转折和收笔,呈现奔放潇洒的美感。

这一形态的人面鲵鱼纹,含有龙所具备的有足、有鳞、有蛇腹纹,似蛇或蜥蜴等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双耳鲵鱼纹彩陶瓶腹部的图案已具人首蛇身的伏羲形象之雏形。其形象亦与《山海经·海外西经》所描写的“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相吻合。

据介绍,这件双耳鲵鱼纹彩陶瓶独具艺术魅力,文化内涵丰富,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神人纹鎏金银盘

神人纹鎏金银盘直径31厘米,高4.4厘米,重3180克。原是鎏金,现大部分已脱落。盘面表层附有黑灰色锈,底部如新,盘口经卷折外锤打和旋磨,做成厚而扁的唇边。

整个盘面可分为三层。外层纹饰主体为葡萄卷草纹,与葡萄藤叶、须、花蕾、果实相间,在纹饰间隐藏有鹦鹉、蜥蜴、夜莺、蜜蜂、蜗牛、蛇以及昆虫等29个小动物。

中层外缘饰联珠纹和花叶,中间条带由柱形饰分隔成12等分,每等分左侧一动物,右侧一神像,动物有鹅、鹰、鱼、鸮等等,人物则老中青皆具,六男六女。

内径为一凸起圆形银片,经压模呈高浮雕纹样。主体为一青年男神,鬈发,下颏无须,上身裸露,小腹及脐部以下掩裹大巾,巾角反绕双肘飘拂体侧,肩扛两端饰花蕾的“权杖”,倚坐一雄狮之背,神态优雅,神情闲适。所倚坐之猛兽,扬首张嘴,状貌凶狞,颈下鬃毛浓密像狮,而身上遍布圆斑。圈足内底有属西方系统文字的刻铭,刻铭时代明显晚于制作时代。

盘心所饰这位持权倚兽的青年男性,中外学者大都判断为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是象征丰收与植物的自然神,尤以酒神著称。中层所列12头像,有人认为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包括太阳神、月神等在内的12神。这件银盘是在中国丝绸之路上发现的重要文物,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仪礼》简

《仪礼》简分木质和竹质两种,共496枚,为甲、乙、丙三个不同版本的《仪礼》,共九篇。简册制作精美,正面打磨光滑,具体内容为《仪礼》17篇中的部分内容,据推测,此简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习诵的传抄本。简长55—56厘米和51厘米,相当汉制二尺四寸和二尺一寸,是古籍记载当时抄写儒家经典的标准简长度。

《仪礼》简由许多书手抄写,在书写水平与走笔风格上各有千秋。总体而言,《仪礼》简书写工整秀丽、结构规范、字态端正。文字形体已完全摆脱篆体框架,笔姿扁匀,蚕头燕尾,逆入平出,已具成熟隶体的雍容气派,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

《仪礼》简系未糅合今、古文之前的、西汉后期立于官学的今文经本,即高堂生嫡传后仓氏本。这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手写经籍,在版本校勘、经学史演变及古文字形体研究等方面均具有很高价值。

《仪礼》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详细记述周代贵族冠、婚、丧、祭、射、朝、聘等各项礼仪和准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制度、习俗和道德规范,为贵族子弟们入任前的必修教科书。

铜奔马

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呈发绿古铜色,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马呈奔腾状,头微左偏,两耳如削,双目圆睁,鼻孔奋张,作昂首嘶鸣状,三足腾空,右后蹄踏一展翅飞翔、回首惊顾的“风神鸟”龙雀。鸟的方形尾上有一凹坑,应为燕隼类。铜奔马表面原有彩绘,今虽大部分脱落,仍能在马的眼睛、口唇、牙齿等处隐约可见。塑造者摄取了奔马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瞬间,飞鸟的回首惊顾,衬托了骏马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更增强了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上,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精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工艺卓越。

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西域马与蒙古马种的优点于一身,其外形不仅表现了西域马快速稳定的特点,也体现了蒙古马肌肉厚实、身体粗壮的特征。此马用的是同侧两肢一致举迈的“对侧步”,这是汉马特有的奔式。所谓汉马,是西汉前期从西域引进的良种马,和西北当地马交配培育出的一种新型马,其特点是躯体适中,肌肉健壮,性格坚勤,吃苦耐劳,具备力量与速度相结合的优势。铜奔马的形象,被认为是优秀汉马的标准模型。

铜奔马被认为是汉代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中国古代雕塑的稀世之宝,东、西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1985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沿用至今。

金棺、银椁、铜匣、舍利瓶及石函

此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层层套置而成。最外层为石函,高42.5厘米,长50.5厘米,宽49.5厘米。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方形覆斗顶,顶上正中刻方格,格内刻“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纪年为“延载元年”(694年)。第二层为铜匣,通体鎏金,錾刻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莲花,十二瓣,莲花中心镶一桃形银珠。盖与身之间背面安装两个银质合页,正面安装三个花瓣形银扣,挂鎏金铜锁钥。第三层银椁,覆瓦式盖,通体錾刻缠枝忍冬纹,两侧各安装两圆环,底座呈长方形,四面有勾栏平座一周,空间镶嵌菱形花纹。第四层金棺,形同银椁,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大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小莲花,莲蒂、莲叶均对称。金棺下的垫座及四周贴以五瓣梅为图案的织锦。金棺内有一檀香小隔板,内置一玻璃瓶,长颈、圆腹、平底,白色透明。内装舍利14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有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全套作品精巧华丽,光艳夺目,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器制作的高巧水平,也是佛教艺术的珍品。

此套舍利容器出土于唐代大云寺的塔基地宫。大云寺塔始建于隋,时称大兴国寺。隋文帝曾三次下诏分舍利起塔,大兴国寺塔即为其中之一。后此塔毁坏,到武则天时大兴国寺改为大云寺,并把塔下的舍利瓶、舍利及石函取出,为之新制了金棺、银椁、鎏金铜匣及石函,于延载元年重新安葬放入塔基地宫,另修了舍利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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