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法国贵族世家，却被冠以“仲马”这样一个曾经专属于黑奴的生僻姓氏，像一个穷苦孩子般长大；谁知这个姓氏却在他的带领下书写了“一门三杰”的法兰西传奇。
他凭满腔的激情和横溢的才华，一支生花妙笔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文学领域他是勤奋而高产的内容输出大师；而于此同时他也是生性风流的“情种”，佳丽相簇处处留情。
他，就是蜚声文坛的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
由于亚历山大·仲马的爸爸和儿子都拥有“仲马”这个姓氏，所以人们为了便于区分，就为他家一门三代赋予了如下“简称”：
亚历山大·仲马——也是本故事的主人公，被称之为“大仲马”；
他那日后在文坛上同样成就斐然的私生儿子，被称为“小仲马”；
而他的父亲则被称之为“仲马将军”。
在法国历史上，“仲马”并非本土姓氏，而是一个原属于中美洲圣多明各岛上的黑人姓氏，它之所以后来在法国开枝散叶，成为法国人姓氏之一，盖因当初有人漂洋过海从法属殖民地“带”过来的。
携带之人，自然是当初的那些法国殖民者。
大仲马的爷爷，就是这些殖民者中之一员。
大仲马的爷爷，是一位法国侯爵，1760年，这位爵爷迁居到了圣多明各岛这块当初的法属殖民地，在那里经营农场，种植咖啡和甘蔗。
在那里，这位贵族老爷爱上了一个姓氏为“仲马”的黑人女奴婢，并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大仲马的父亲，日后的“仲马将军”。
到“仲马将军”18岁那年，跟随着自己的侯爵爸爸一起返回法国，毅然从军。
加入军队之前，他放弃了可以从父亲那里世袭的贵族姓氏和身份，而以母亲的姓氏加入龙骑兵，自我了断了贵族身份的延续。
从此，开启了“仲马”这一带有黑奴基因姓氏的日后传奇。
他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仲马将军”，因为他的军旅生涯中曾担任拿破仑帐前骑兵司令。
后来，当时还是一名骑兵中校的“仲马将军”与一位国民自卫军军官的女儿结婚，并在婚后的第10年，也就是1802 年，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本故事的主人公“大仲马”。
可惜的是，在大仲马年仅四岁时，其父就撒手人寰，父亲的早逝，使得年幼的大仲马不得不在孤儿寡母的环境下成长。
父亲的早逝让家庭生活十分拮据，年幼的大仲马在成长过程中也深受亡父的影响。
首先，肉眼可见的是，大仲马显然借由其父而继承了其黑人祖母的优良基因——强壮结实的小身板配上一头小鬃毛般的卷发，好一个健康活泼的混血小子！
其次，亡父生前的英雄事迹，在他母亲的亲口传授之下，充当了他儿时最佳的、也是他最喜闻乐见的非正规学习“教材”，听着母亲口中关于父亲的故事长大的大仲马，其人生发展和个性特征，都很大程度上呈现出父亲的影子。
他继承了父亲的英雄气概，从小对舞枪弄棒的事情很感兴趣，胆量也大得惊人，于争强好斗之中充满了正义感，这与他日后文学创作中鲜明的侠义风格不无关系。
在政治立场上，他也秉承了亡父遗志——“仲马将军”虽然曾经是拿破仑麾下的猛将，但后来却与拿破仑政见不合而，反对复辟。所以，大仲马也在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始终和人民战斗在一起。
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也反映出他的这个政治立场：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波旁王朝复辟，共和派遭到无情镇压，很多大人物也因此归顺了波旁王朝。
此时，何去何从，人生的抉择摆在了年轻的大仲马面前。
当时，像他这样一个祖上曾经效忠过法国国王的贵族混血后裔，是有机会选择恢复其祖父的贵族姓氏，从而继承贵族的身份，这样一来，就算日后没有荣华富贵，至少也会少了许多人生的苦难与坎坷；
可是，手握选择权的年轻大仲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父亲一边，选择了继续冠以“仲马”这个姓氏。
选择了这个姓氏，将意味着他今后的人生之路不会平坦，甚至会到处碰壁……
然而，他还是毅然地选择了这条少有人走的“窄门”。
大仲马选择了黑奴姓氏，意味着他必须从贫民阶层开始自我奋斗。
的确，在他21岁开始闯荡巴黎时，他身无分文，他的写作生涯，也是从一份地位低下的抄抄写写的工作开始起步的。
选择了黑奴姓氏，也意味着他决心与其祖先所在的贵族阶层彻底决裂，也就必然意味着在需要拿起武器捍卫共和制和普通人民的权利时，他会生猛地冲锋在前。
从此，他过着一种亦文亦武、文武交错的生活。
“文”，是他所醉心的职业写作生活，这是他从年轻时就心向往之并勤奋地为之付出努力的事业；
“武”，则是指他经常因应时局和社会环境的召唤，随时从一位职业作家的状态中抽身而出，以准军人或军人的姿态，弃笔扛枪投入战斗。
1825 年，大仲马加入了以大文豪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阵营，如果这标志着他正式步入了文坛的话，那么，到了1830 年，他的戏剧写作事业就收获颇丰。
那一年，他编写的戏剧《克里斯蒂娜》上演成功，而就在前一年，他编写的《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也被雨果等众多的浪漫派作家大加赞赏。
但是，也就是在他的写作事业风生水起之时，1830年，以推翻推翻波旁王朝为使命的“七月革命”爆发了，大仲马立刻投入了这场的战斗。
此时，他不再以一介文人自居，而是从内到外都粗犷豪迈得像一名真正的优秀军人。其间，他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部队，还被推选为副连长和军衔上尉……
父亲“仲马将军”拥护共和的政治遗志及其军人的血性激励着他，他为自己正在完成先父的未竟事业而深感自豪。
到了 1848 年法国爆发反对金融贵族政权的“二月革命”时，已经在文坛声名赫赫的大仲马即刻放下大作家的身份，身着戎装，带兵进攻巴黎，该年，他因参与革命遭到流放。
1860 年，他又前往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
就这样，他人生很长一段时间里，可以说都是在写作与战斗这“一文一武”的两种生活的穿插交织中度过的。
社会环境暂时风平浪静时，他就全情投入地写写写，一开始以剧本创作为主，后来逐渐转为小说创作；
一旦那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复辟之辈兴风作浪，而希望走共和之路的人民奋起反抗之时，他也会义无反顾地丢下手里那支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人民斗争的洪流中去。
这样的特殊人生经历，自然也给他的职业写作事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写作风格和内容，都很鲜明地体现了这段生活的烙印。
大仲马所处的时期，恰恰是法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混乱的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覆灭、封建王朝的复辟、共和党人的牺牲、乃至共产主义的巴黎公社事件等，都被他亲眼见证，以这些人生经历作背书和底蕴，他的文学创作无疑会有相当丰富的社会内涵。
这尤其体现在他作品中鲜明的“历史小说”特征和侠义精神气质。
大仲马的文学作品最大一个特色就是遵循历史脉络，以法兰西历史为写作蓝图。
他的作品，在学者们看来，是“正宗”历史小说。关于这一点，我国民国时期的大学者胡适先生曾做过相当精妙的阐述。
按照胡适心目中“历史小说”应该有的样子和标准，胡适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说岳传》等着几部中国古典的、所谓的“历史小说”与大仲马的小说《侠隐记》进行了对比。
对比之后，胡适认为，大仲马是做得更好的：
胡适认为，以上几本中国古典小说，要么干巴巴地铺陈历史事实，失去了小说的味道和价值；要么，完全违背了历史的事实，纯属作者杜撰，这样也就不是“历史”小说了。
而只有大仲马的作品，在真实的历史史料和小说的艺术再创作之间游走拿捏得当，既不失历史的真实性，又富含小说的“兴味”，读来十分动人心魄。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大仲马历史小说创作的功力真心了得。
大概大仲马本人也对自己文学作品中“历史”元素的处理感到满意，所以他曾说：“历史是墙上的一枚钉子，用来悬挂我的小说。”
他的很多历经百年依然畅销着的作品大都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再加入大胆的虚构和想象而写成。
当然，大仲马的这些被学者们所青睐的“历史小说”，对广大普通法国读者而言，打动他们的，则是更为感性的东西。
当时的法国读者，也许就像当今不少中国读者或影视剧受众一样，对早已经化作了历史尘埃的贵族宫廷生活充满了怀旧情愫般的向往和脑补般的想象，而大仲马则巧妙地利用了读者们的这点心理，所以一下子抓住了读者们的心。
他的小说内容表面上充满了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宫廷怀旧风”，但其作品的思想内核却完全不肤浅，他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情怀灌输给了阅读他作品的读者。
这也就使得大仲马的作品成了法国大革命有力的助推器。
大仲马作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其间充满了对欧洲侠义精神的讴歌。
大仲马的人生经历，让他目睹了欧洲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苦海深重的权力压迫，所以他渴望有一批侠肝义胆的贵族来重新整饬混乱的法国秩序，这也是他的社会道德梦想。
大仲马笔下很多人物都具有侠义之风，他们个性鲜明、不畏权贵和死亡的威胁，其敢爱敢恨、风风火火闯天下的骑士人设深得读者们的喜爱。
这类“宝剑 爱情”式的侠义风格与情节也被很多中国作家所深深喜爱，并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就曾坦言，他创作武侠小说就是受到大仲马小说的启发，在中外所有作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大仲马；的确，大仲马笔下的侠义之士与金庸笔下的侠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当时的法兰西，大仲马的作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几乎人人都是他的读者和粉丝。
在日后他的作品依然风靡全球，这些作品300多次被各国搬上银幕，《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小说更是被全世界无数次翻译出版和再版，至今还在不断延续着。
大仲马的作品不仅好看，而且还“量大”——他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为人们留下了400卷左右的戏剧和小说，塑造了 35000 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连雨果和巴尔扎克加起来也无法与他持平。
他太高产了，以至于遭到了一些质疑：
曾几何时，关于他开设“写作车间”、雇佣写手代笔、批量生产作品赚钱的质疑甚嚣尘上。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大仲马声名鹊起时，他脍炙人口的作品不仅为他赢得了文坛地位，也让他赚得盆满钵满，成为一代文人富翁的代表。
自然，人们在佩服他作为一名职业作家的勤奋之余，也不免会对他如此高产的内容输出节奏产生一些质疑。
早在1844 年，就有人跳出来与大仲马打起了“是否雇佣代笔” 的口水仗。
法国还在2010 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另一个大仲马》，解答了这一争议：
当年，高产的大仲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统帅着一群写手，组成了一个“大仲马写作车间”，向文坛输出源源不断的高品质内容产品……
其实，撇开这些质疑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不论，这些延绵一百多年的质疑，无非是在原本已经标签累累的大仲马身上，再多贴一个新的标签而已。
平心而论，就凭他能够在一百多年前的时代，就组织起了一间颇具规模的内容生产作坊的能力，好像真可以给他再贴一个“文豪&企业家”的跨界经营高手的新标签了。
说起标签，往往一个人身上被人们贴的标签越多，说明这个人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越完整。
大仲马，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他的一生，被贴上了文学家、军人、旅行家、吃货、情种等多种标签。
一般的吃瓜大众，大都津津乐道于他的风流韵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还是个资深吃货。
大多数研究大仲马的文学批评家也都有意无意地漏过了他生前写就的最后一部著作《烹饪大辞典》：
想当年，巴黎的所有著名餐馆都在翘首以盼那个“写作使其富有，耽吃使其贫困”的文学美食家的大驾光临，因为，大仲马的“到此一吃”代表了对大厨们手艺的最高恭维。
至于他身上怎么也甩不掉的“情种”标签，倒也的确是妥贴。
大仲马的确极其爱好美女，早在他刚到巴黎，以旺盛的精力勤奋地投入刚刚开启的写作生涯时，他也以同样旺盛的热情不断地到处猎艳。
甚至有传闻，他一生曾经拥有过多达500人以上的情妇，其中不乏各色上流社会的美艳女子。
当然，也有一些是他在微时所交往的下层女子。
其中，他最有名的情人，是他尚在做抄写员工作时所结识的一名缝纫女工。
不久，这位女工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鼎的小仲马。
情妇众多，自然私生子也会不少。
对于这些私生子，大仲马一贯采取不承认的冷漠态度，对于小仲马及其母亲，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持这样的态度。
这让小仲马从小就生活在被遗弃的“私生子”的标签下，苦闷难过是一定的，也因此，后来的小仲马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名字就叫《私生子》。
后来，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觉得年纪大了，靠写作挣下的偌大家业需要有个儿子继承，抑或是有了膝下承欢的需求，总之，后来大仲马硬生生把小仲马从他母亲那里抢了过来。
这样的父亲自然是难以得到小仲马的原谅的，他痛恨父亲及其身边的情妇，也因此，有人认为，他那蜚声文坛的文学巨著《茶花女》，其实是影射和讽刺其父亲的。
当然，那时的大仲马，全身心沉浸在儿子所带给他的"荣耀"里，浑然不觉。
文学经典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大仲马的作品既然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经典，他就不该被遗忘。
然而，通俗文学大师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难登大雅之堂！
大仲马的作品太过通俗畅销的事实，再加上他张扬不羁的个性和一身的标签，实在不入“正统文学”的法眼。
即便在2002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主持下，将他的遗骸迁入“席位”稀缺、代表了法国最高荣誉的先贤祠之时，关于他的毁誉的争论，依然未曾停止。
参考文献
陈晓黎，大仲马：历史是钉子，用来挂他的小说.文汇报
曹文刚，大仲马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张洪源，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贴合——大仲马历史小说的价值阐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日]松下和则、李连春，大仲马非凡的一生.《文化译丛》
李生贵，解读大仲马小说中对于欧洲人性的反思.《短篇小说（原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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