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北隅，毗邻我中华，自古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据其国史《大越史记·外纪》卷一，越南首肇封疆的开国初祖就是系出炎帝神农氏的雄王，他以今河内地区为中心建立了文郎国，享国两千六百余年。
这个传说看似荒谬，其实却反映了越南人的正源正是我华夏民族。我国春秋时的强国越国在令主勾践卒后渐衰，战国时为楚国所灭，其遗民就播迁散布于东南沿海而建立了诸多小国，正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云：“而越以此数，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正所谓“百越”是也。其重要者有四，一曰东瓯，在今温州一带；二曰闽越，在今福州一带；三曰南越，在今广州一带；四曰骆越或西瓯，在今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地区。而越史中的文郎国，从地理位置和年代来看，则正应为骆越人所建的早期国家。
汉兴之初，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对南越采取了绥靖政策，令其称臣入贡而止，相安近百年。武帝年间，南越丞相吕嘉弑其君赵兴谋反，汉廷遂于元鼎五年（前112）派路博德、杨仆率十万大军分四路南征，次年，会师番禺，进而南定交趾，南越亡。汉平南越后，分其地为九郡，其在今越南境内者有三，为交趾、九真、日南，自此越南进入了其所谓的“北属郡县时期”，成为中国郡县达千年之久。
唐安史之乱后，国力大衰，地方藩镇割据，边疆屡遭陵夷。南诏多次侵犯安南都护，僖宗时黄巢作乱，又攻陷交州，屠掳而去，这些内忧外患的交迫，使我国对安南的统治大为削弱，为其脱离中国提供了机会。五代时，天下再次大乱，刘隐据两广建国南汉，遂发兵攻交州，却为交州部将吴权所败，后晋天福四年（939），吴权自立为王，此乃越南脱离我国独立之始。
北宋乾德元年（963），吴氏政权乱，群枭并起，各据一方，号称“十二使君之乱”，驩州刺史丁部领起兵平定此乱，自称大胜明皇帝，建国大瞿越。三年后宋灭南汉，丁氏慑于声威，遣子入贡，宋因江东、北汉、幽云均未一统，故暂时对越容忍，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后北宋虽有意南伐，但因国内积贫积弱，外又有辽夏掣肘，遂使越南得以自存于中国之外而历丁、前黎、李、陈四朝。南宋孝宗封越李朝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自此安南正式称国。
蒙元灭宋后，前后两次发大兵征安南陈朝，虽据其地却无法固守，遂作罢。明兴，越陈朝立即遣使朝贡，奉明正朔。洪武末年，越陈朝王室衰微，大权旁落于黎季犂之手，建文二年（1400），黎氏自立为帝，复本姓胡，国号大虞。不久陈氏后裔入明诉黎氏篡弑之罪，成祖遂命张辅、沐晟率大军南征，次年灭安南，因陈氏后裔死于兵火，于是改安南为交趾，设布政使司，置十五府一百八十一县，使越南独立四百年后再归中国。然越人此时民族意识已渐趋觉醒，又加之明廷安抚不善，于是乱兵蜂起，其中以黎利为首，大行游击战术，使明军遭受莫大损失，终于于宣德三年（1428）退出安南，封黎利为安南国王，是为后黎朝。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后黎朝权臣莫登庸驱逐黎王，据河内自立，黎氏退守清化，形成南北朝（莫北黎南）局面。万历二十年（1592），南朝大将郑松灭莫氏，黎氏北返河内，而与郑松不和的阮湟又叛据广南顺化，遂又形成黎北阮南的局面。
满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越南朝西山阮氏三兄弟（文岳、文惠、文侣）起兵灭旧阮，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北平黎氏而一统安南并取得了清廷的册封。但旧阮氏的阮福映取得了暹罗和法国的援助，终于在嘉庆七年（1802）攻陷河内，灭新阮而统一安南，国号越南，建元嘉隆，是为阮世祖。
法国之援阮，自然是保藏野心的，旧阮复国后，屡次要挟，然顾虑中国干涉，不敢轻启战端。但两次鸦片战争戳穿了清廷的纸老虎，法国遂大举侵越。同治元年（1862）逼越签定《西贡条约》，割占南圻六省；同治十二年（1873）攻占河内；光绪九年（1883）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保护国；1885年《中法新约》清廷正式放弃对越宗主权，承认其为法属，越南亡国。
1940年太平洋战争前夕，日军占领越南，越南又沦为日本保护国。1945年日本投降当日，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共发动了八月革命，九月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紧接着法国又卷土重来。在中国的鼎力援助下，北越取得了九年抗法和八年抗美的胜利，终于在1975年灭南越，实现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于1986年仿照我国的改革开发实行“革新开放”政策，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由史可见，越南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无不与中国有密切的联系，其治乱兴衰，常从中国受到重大的影响，而我国影响越南最深刻的途径，非武力，乃是文化。
我不是尚书
国富如盛唐时，异邦如日本越海而来，先后十几批的遣唐使——来华学习;国穷如清末，异邦如八国联军依然越海而来——来华烧杀。中越两国在文化上，有点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能用基因测序，越南和华夏的渊源一定能有个准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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