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声境界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因病去世。今天，是他的7周年纪念日。
在《我与地坛》中，他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7年前的这一天，他的节日降临了。
很多人知道史铁生、认识史铁生，是从《秋天的怀念》开始的。这是史铁生《我与地坛》一书中的经典篇章。文短情长，催人泪下。今天，我们怀念史铁生，这位当代“最具神性的作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也还是这这篇《秋天的怀念》。
此刻，冬天的暖阳照在我桌面的话筒上和键盘前的手上，重读之下，依然感动不已，心中荡漾。
这篇文章，是播音学教材中“低沉型”节奏的典型练习素材，朗读时，以低沉节奏为主，凝重、舒缓和紧张型多种节奏为辅，交错辉映，此起彼伏，回环往复，最终推演出一篇动人心魄的有声作品。对于节奏的变化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表达技巧。
除节奏外，内在语的挖掘和表现也非常重要。比如，文中有两处重音表达，尤为值得细细揣摩。我在文中已用黑体字标出。
第一处，是：“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这里有两个“好好活”。
第二处是：“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这里也有一个“好好活”。
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出现了三个“好好活”，当然是值得重视的，也一定要体会其中深刻的内在语，才能把重音和停连的位置找准，才能充分表达出文章的内涵。
第一次出现“好好活”，我认为重音在“好好”二字，因为此时母亲还在照顾作者，母亲的表达的重点应该是“好好”，也就是要珍惜生命，勇敢面对生活。母亲多次提示北海的花开了去看花，这是符合母亲原意的。
紧接着重复“好好活”，我在“好好”之后略作停顿，稍用力读出“活”字，重心已经向“活”字偏移，暗示对于作者这样的生活状态，能“活着”是最重要的。
再接下来，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有病的儿子和未成年的女儿”，其内在语是“我去之后，他们无依无靠该怎么活下去呀……”
因此，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作者说，我和妹妹都懂“母亲没有说完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会坚强的活下去的。所以，在最后一个“好好活”的处理上，我在“好好”后做了较长的停顿，然后再说出一个重重的“活”字，充分表达了内在的含义。
另外，最后一句话的“我俩在一块儿”，重重在“一块儿”，就是“兄弟（兄妹）同心，其利断金”之意。
--高昂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毕淑敏说：“史铁生的写作直面人类恒久的生活与精神困境，他对存在的始终不渝的追问，构成了当代文学中的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的作品使当下中国文学的意义得以丰富。”
史铁生不仅仅是属于文学的，也远远不只是一个“身残志坚”的典范，在这个人们经常感到恐慌和无力的年代，内心强大的史铁生带给了我们许多精神的力量。所以，他才被称赞为“中国最具神性的作家”。
史铁生：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作者：苏娅
■早年，陈凯歌将他的小说《命若琴弦》改编成了电影《边走边唱》
■他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要为活着找个充分的理由
■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他说：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
■他说：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永远走不出 也不必走出
我在和平街北口上学的时候，他们说从和平里有一条近路可以到达地坛，不需买门票。但我始终都没有找到过，或者说我并不曾刻意去找。我对于此类信息总是将信将疑，因为提供此类信息的人，曾经踟躇在学校旁边的土城公园之外，看见栏杆并不高，于是趁人不注意，施展了一个跳马动作翻将进去，庆幸自己逃票成功。后来才发现，该公园根本就是免费开放。
我第一次去地坛，是从正门堂堂正正地进去的，当时的门票，好像只有区区两角。
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所以并不知道这个园子曾经对于某个人的生命具有那样一种意义。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一座相当普通的园子，有一点破败，有一点狭小。而我之所以要去地坛，仅仅是为了在形式上把天、地、日、月四坛走遍。那时的我呵，热衷于各种象征意义上的行走。
后来应该是在某杂志上看到《我与地坛》了，后面还有两个字：节选。多年以后，当我看到《我与地坛》的全貌，我想，假如我是史铁生的话，我会坚决反对任何人腰斩这篇文章。一篇思索生命的意义以及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的文章，被弄成了一篇简单的“念亲恩”。
后来我买过史铁生约三两本书，都翻过，但我只承认阅读过《我与地坛》和《命若琴弦》这两篇。前者是一篇可以无愧于过去500年也将无愧于未来500年的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后者作为小说我并不认为多么出色，但显然对于其本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一篇更像寓言的小说。
好几个深夜，当我感觉到命运的飘忽和生命的虚无，我曾经反复地朗诵《我与地坛》，怆然泪下。那是我成年之后不多有的几次哭泣。
我得交代我有过的另外两次哭泣，是去年和今年两次站在天坛那些合唱的人群中，听那些老人用很整齐很美妙的声音在唱：
“你身在他乡有人在牵挂，你回到家里边有人沏热茶，你躺在病床上有人掉眼泪，你露出笑容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
我以我的年龄在老人中间显得卓尔不群。在这些日薄西山的人们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光芒。我在这些光芒中一站就是一个下午。冬天，不觉得冷。
在那些飘忽而迷茫的岁月，为了我那微不足道的感伤或者挫折，我也曾常常出没在天坛的各个角落。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假如遭遇更大的不幸，我将会怎样面对。所以我想，以我与天坛的浅薄的交情，我已经能够理解地坛之于史铁生的意义。
很多年已经过去。我一年未必能去两次天坛，那个人也已经不能够在地坛出没了。据说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恶化；据说他依然在执著寻找他的第一千根或一千零一根琴弦。已经不知道，当再次想起地坛，他如今有着怎样的心情？
或许根本用不着想起，因为，地坛，他可能从来就不曾离开。
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在电话里提醒我：“晚上给他打电话不要聊得太长，不要太晚。”临了，又补充了一句，“留在你手机上的电话就是家里的。”
从报社出来，天已经黑了很久。8点钟，有一些晚了，我拦了辆车飞奔回家，想回到安静的家里完成这次采访。我们的谈话将怎样进行？采访该从哪里开始？
“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史铁生给自己的大半生这样一个定义。
1951年生于北京，经历过插队等一系列动荡，在风华正茂的21岁却忽然因病致瘫，从此在轮椅上一坐就是30多年。
1998年疾病再次袭来，他几乎失去肾脏。从此，史铁生不得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现在的他一周要做三次透析，“每次透析的时候都有三四百升的血液在体外，全身无力，”史铁生还说。而这样的透析折磨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刻。
在身体遭受如此磨难的同时，史铁生的作品却依然放射出真正的人性光辉。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无论病痛如何肆虐，史铁生从来没有停下他在文学上的脚步。其散文代表作《我与地毯》被公认为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并入选新版中学语文课本。
那些在轮椅上完成的文字能给人激励，引人思考，但毫不晦涩，说的都是我们每个人必将面对的问题；那些在病痛中写下的文字，看不出怨怒和愤懑，却带着对命运的冷静思索、传递着宽广深厚的情怀，给我们真实地慰藉和激励。
显然，接受采访对他来说是一件既伤神又耗费体力的事情。但电话里，史铁生的声音亲切、硬朗。说到文学时，他的谈兴很高，我一面听着，一面感到不安，因为说话确实是一件神伤的事情，“其实和两三个朋友短时间的交谈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却说。
“我真的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眼涟涟。”
他的爱情
那天晚上电话打过去，先是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接的，我报清身份之后，电话才转到史铁生手里。
“喂——”史铁生的声音很硬朗。
我说：“您的声音跟我想得不一样。”
他笑了一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气若游丝，像要死的人啊？”
史铁生如此快速地谈到了死亡，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问他，您现在是什么样的？
史铁生告诉我，他的房间有一些凌乱，屋子不大，书房就是卧室，有很多书，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妻子陈希米在看。史铁生又说，自己正一边接电话，一边接受妻子给他做的理疗。为了防止腿部的动脉硬化，这样的理疗每天都要进行。
我沉默地听着，心想，如果我没有看见过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地经年累月给我的瘫痪的爸爸做理疗的话，我一定会去渲染这一番情景，用温馨、感人的字眼来煽情。但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生活细小、真实、漫长的事件，天天如此，劳累而琐碎、跨不过去的基本事件。
史铁生在随笔《重病之时》中写道：
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我说：“这一回，恐怕真是要结束了。”
她说：“不会。”
我真的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眼涟涟。
这段文字曾经让我感动了很久，但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陈希米对史铁生的爱比我们眼前的文字要深厚得多。
作为一名翻译家，陈希米女士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事业， 全力保护爱人。
为了和史铁生通上电话，我和陈希米女士接触了很多次。第一次，陈希米耐心地“盘查”了我的“出处”；第二次，陈希米爽快地告诉我，关于史铁生作品的事情，最好还是亲自问他；第三次，当我提出想对史铁生进行采访时，陈希米怒了，她告诉我，史铁生不接受任何采访。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同行两年前采访他的时候，谈话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对话，对史铁生的身体而言，却是太过沉重的负荷。
“后来母亲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他的文字
“您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呢？”我问史铁生。
“每周三次透析，一、三、五下午，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在上午时精力好一些，写作也是在上午完成的。”他说。
这个答案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我知道在写《病隙笔记》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史铁生甚至每天只能写几行字。
想象他写作的艰难，我短暂沉默了，但电话那头的史铁生却笑了起来，“作透析就像是去上班，有时候也会烦，但我想医生护士天天都要上班，我一周只上三天比他们好多了，就当我是和医生们一起上班啦。”
这就是豁达的史铁生，面对我的感叹，他说：“幽默包含着对人生的理解。”
21岁在清平湾插队时，史铁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于是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年轻的史铁生曾经长达10年都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场冤案。很自然地，他质疑自己活着的必要性，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他最终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来解放自己。
史铁生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随笔《合欢树》里，史铁生记录了他文学创作的起源。起先“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当史铁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人喜爱的时候，他的心底一直都存在着一种缺失，就是母亲过早地去世。他写道：“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过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人，史铁生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种达观和情怀；有人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但更多人喜欢史铁生是因为那些软化人心、温暖人心的亲情故事。比如在《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作品中，那个一直默默陪伴在他身边的母亲.
一位残联的朋友曾说过：“因为自己是残疾人，生活上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于是对亲情和爱有更深的体会。”
史铁生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那些细心、琐碎的关心会被我们忽视，而只有在一个常年累月需要人照顾的人那里，才会记得更深，感激更深。所以史铁生说：“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以前我写的是残疾人，后来写的是残疾的人，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人生来就具有的困境。”
他谈不幸
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很多人知道史铁生，都是因为陈凯歌早年改编自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的电影《边走边唱》，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贯穿始终：“千弦断，天眼开。”这句话的背景是盲人琴师的师傅说过，弹断的第1000根琴弦能带来光明。
盲人对于光明的渴望，残疾了双腿的人对于行走的渴望，从来不会停止，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我们始终能够读到这样的渴望，他从来没有掩饰过。
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命若琴弦》，“这算不算是您转折性的一部作品？”我问道。
“算是吧。在《命若琴弦》之前我写的是残疾人，这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命若琴弦》之后，我发现所有人都是残疾的，我开始写人的残疾，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史铁生说。
在《病隙碎笔》里，史铁生在谈到“残疾情结”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史铁生说：“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残疾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很多人，左右得一塌糊涂。把残疾当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又问：“为什么很多身处逆境的人，比如病人、失恋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都会看您的书？”
他说：“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于是从《命若琴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史铁生的作品中找到共鸣，更多的人开始在读史铁生作品的时候学会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处境，冷静地面对身有残疾的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身陷不幸、身有残疾的人。
我想，史铁生最钦佩的精神不光是坦然正视自身的残疾，他甚至已经跨过了“人生来残缺”的前提，摆脱了残缺的命运必然带来的恨，继续朝着自由走去。
■后记
很多年了，史铁生一直回避着采访，他说他对读者没有额外的话要说了，所有要说的都在作品里了。
那么他在表达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2002年，史铁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那段授奖词也许是对他最精当的概括：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简介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著名小说家。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因病致瘫，转回北京。1974年到1981年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做工。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
1996年11月，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5万元）。《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获得《作家报》1996年十佳小说奖，最备受瞩目的是他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
在《务虚笔记》推出10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于本月初推出史铁生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疾病缠身、体力不济的情况下，《我的丁一之旅》的写作历时3年。
主要作品
小说：《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
散文：《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有关庙的回忆》、《秋天的怀念》、《姻缘》等
文论：《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答自己问(上)、（下）》、《写作四谈》等
■感受他，已经忘记了他的苦
没读史铁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不愿意去面对一些记忆。随着采访的深入，它们又被摊开来，摆在我面前。
1997年，我陪妹妹在地坛医院治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成了我们的日常读物。一是因为地坛近在眼前，一是因为这本书里有和我们相似的遭遇——我们都是突如其来地被迫面对病痛的人。当时妹妹突如其来得了一场大病，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垮了，只是大家都强作镇定地撑着。
在天气暖和、不用打针的下午，我们经常偷偷地跑出医院，到地坛里寻找书本上提到的人和事，想象一下：吹拂过他的同一阵风也吹拂过我们。我们甚至天真地幻想，某一天真的能碰到史铁生，当面问问他：“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如何坚强地面对命运的玩笑。”
妹妹认真地把《我与地坛》里对我们有用的句子画出来，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是的，每一个活在厄运中的人都会这么说，都只能这么说，说不清有几个人做到了真正的豁达、真正的心甘情愿。
现在妹妹离开了我们，终于从病痛中解脱，不能解脱的倒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所必须面对的家庭的残缺。
在一次访谈中，史铁生谈道：“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
“每天写几行字。”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与其说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这样缓慢地写作，没有尽头的爬行，换了另一个人都会放弃一百次的，写作就是史铁生用自己的耐心和命运谈判。
也许他心里依然是苦的，只有死亡才能够让苦真正解脱的苦。只是现在他忘记了或者说适应了这层苦，他想做的，只是让别人对他放心，以前是要让母亲为他放心，现在是要让妻子对他放心。他要让自己有过的生的快乐为她们记住。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对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的授奖词：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访谈：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03年史铁生访谈
史铁生说，我们找个通风的地方聊天吧，在房间里我会喘不过气来——这是他的身体现状。
清晨的广州，还有着蒙蒙的雾气，南方的潮湿，让这个久居北京的人，难以适应。我推着轮椅，走在酒店一楼的回廊里，不远处阳光打在细碎的青草上，凉风轻拂。这个几乎与我父亲同龄的北方男人，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缓缓前行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久违的感动——他如此乐观。
他说他喜欢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用作品照亮了宇宙。而史铁生，照亮的是人类的心灵。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录音质量，他将录音机拿在了手里，我竟忽略了这点。
我们的交谈始终很愉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流逝，他叹了口气，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当我们问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他却呵呵笑了起来——他对死如此从容。
“我不想居住在一个有名的地方，我要让我住的地方变得有名”——我联想到了史铁生和地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记者：首先恭喜你获得２００２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这个奖在你心中的分量如何？
史铁生：这样的文学奖是头一次办，以前像这么隆重的奖好像还没有。我了解到这个奖的宗旨是“公正、独立和创造”，“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它的出现，我在答谢词中也写了，我觉得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改革说到底是一句话，就是建立公正、透明的规则。所以我认为，这个奖要是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应该可以成为各种评选制度的典范。
记者：以前的文学奖都是文坛内部的圈子化的东西，作为传播媒体的南方都市报来创办文学奖，是否能够跳出圈子，代表某种民间立场？
史铁生：对。因为过去的评奖，一般是在作协这样一个机制内进行的。现在一个是企业赞助参与颁奖典礼，另一个是媒体自己斥资来设立奖项，参与评选的人比较广泛。这可能也是他们追求公正、独立和创造的一种方式。
记者：多年来，你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是你获得的文学奖却很少，你怎么看这件事？
史铁生：也有，也有过。我的东西是不是读者面不是很大？好像是这样：喜欢读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干脆不看。
记者：但是你的《我与地坛》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史铁生：有时候可能是碰上一个机遇。正好那年发表的时候，没有什么奖。
记者：我记得有人这么评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它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史铁生：那是韩少功说的。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东西的广告语了。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笑）。
记者：现在地坛怎么样？
史铁生：现在修得已经比较规整了。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实际上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儿待了十五年。
思想不妨先锋一点，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记者：我对你的一句话很感兴趣，“大家都生活在生活中，这样的真实如果够了，那还要文学干嘛？”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我和地坛》和《病隙碎笔》影响却是最大的，反而虚构的小说却没得到这样的关注。大家从你的散文随笔中看到你的生活和思考，也认同这种真实，这与你的话好像有冲突？
史铁生：其实我觉得也不冲突。就算是写实的，也有生活里不被发现的东西。我就觉得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的最高标准。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其实文学更多的是梦想。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我还有一个长篇叫《务虚笔记》，其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记者：也就是说你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是两方面的。
史铁生：真实这个词要是仔细追究起来，应该是一个被公认的真实。不被公认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真实的？所以我在《病隙碎笔》里也强调，“写作需要真诚。”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它一定正确，它很可能是一种探索。你的梦想，你很难说它真实，但你完全可以说它很真诚。你再不着边际的梦想，也可以是很真诚的。可是在梦想里真的可以给生活开辟很多新的可能性。如果说仅仅是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已经被公认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它的领域可能被束缚得很狭窄。
记者：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史铁生：梦想？每个人可能会有他具体的梦想。但是说到文学的梦想，我想还是终极的问题：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你总归要为你的生活找到一个你认可的根据，你认可的目的。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的东西是你的目的，肯定你的愿望有很多是远远没有实现的，这都可以叫梦想。它跟做梦还不一样。当某一天你在干什么的时候，脑子会走神，会想起你的某种愿望，这都可以是梦想。这种愿望怎么实现，怎么不能实现，遇到什么困阻，这可能都是写作形成的。其实作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看得更多，试图看得更仔细。有很多人是没有发表作品，但跟他聊起来，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非常美妙的，只是没写而已。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好。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始呢？因为你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还没有被文字捕捉到，还没有形成文章，还不能表达。它只是在你的意识里，甚至在潜意识里。用我的话说，就是用文字把这些东西“捉拿归案”。你为什么有时候写着觉得不对？有什么不对？因为你的文字和你心里的东西不对。你觉得写得最得意的时候，对了！跟你心里头的对了，不是跟别的东西对了，是跟你心里的愿望对了。
记者：那你现在每天写作的时候，有这种“对了”的喜悦吗？
史铁生：太有了！没有的时候，你写了很多段都不对，不是它，所以你就把它扔了。终于对了的时候，你觉得太好了！今天有收获。你也许会说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为什么还非要写出来？实际上脑子里是个朦胧的东西，当你用文字把它“捉拿归案”的时候，不仅是“捉拿”给读者看，也是捉拿了给自己看。自己也会很欣喜，很惊奇，我终于找到它了！
记者：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是什么让你保持了这种乐观的情绪？
史铁生：中国人都爱笑，咱们刚才也一直都在笑。乐观要看怎么理解，不是说笑就是乐观。
记者：你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
史铁生：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那么写作也是那样。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嘛要痛苦地活着呢？不过，傻乐可不成啊！傻乐不算是乐观。所以“悲观”“乐观”这样的概念放到文学上，应该有重新的定义。
人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最近跟一些朋友谈起你，他们一方面是关心你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二是想知道你的身体怎么样？
史铁生：所以我说这个奖也对我鼓励特别大。因为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２０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昨天我坐飞机到广州，因为贫血，缺氧，晚上都觉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说到一楼的花园来进行采访，空气好一点。很累，特别容易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在上飞机前一天我还去透析了一次。这样，一星期三天就没有了。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者：这个书名就把你的写作状态概括出来了。
史铁生：对，这个书名自然而然地就呈现了。确实是病隙碎笔，所以形式上也就一、二、三这么往下写。
记者：你的《病隙碎笔》出来之后，在哲学界、思想界引起了震动。
史铁生：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看哲学书看得少。我说那点零碎，人家大师全说过，我不过是把有的地方改得更容易懂一点。
记者：我看你的《病隙碎笔》，其实给我震撼最大的反而不是一些讨论生命本体这一类的问题，而是你在书中谈到的“残疾情结”。你非常坦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ＯＫ，这个太好了！你注意到这个，我特别高兴和欣慰。好多人没注意到，但我很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个。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我跟残联的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记者：就是说，他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
史铁生：对，当成一种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那你说健全人有没有类似的心理？也会有的。
记者：当你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你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铁生：我想是这样。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１９８５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按照宗教的观点，就是“原罪”的问题。人生来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所以你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对。你用什么证明神的存在？当你觉得自己是残缺的，而有一个不残缺的比照着的时候，神就存在了。
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忏悔、末日审判的思考，并引用了不少圣经故事，你是否觉得，宗教信仰不可或缺？
史铁生：宗教有很多，对宗教的看法也有很多，对神的看法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我不说宗教，我说信仰。我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的。信仰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我是残疾的，但有一个完美的境界存在，那么这就成为我的信仰了。所以讲信仰是一条路。我不喜欢那种功利的信仰，比如信到一定程度我就能如何如何了。我认为信仰和梦想差不多，没那么多实际的好处，它只是给你一种心灵的好处。
记者：说到神的问题，你有个朋友这样评价，“史铁生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你的解释是，证明神比证明神性重要。因为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为可怕。怎么理解你的这句话？
史铁生：信仰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我觉得“神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在中国文化里面，不说是缺失，也是一个很弱的部分。这么多年来，人们好像没有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一说神好像就是迷信。所以我觉得证明神不重要，咱们先要看看神是什么样的，神在哪儿。
记者：那你觉得你的神是什么样的？在哪儿？
史铁生：我的神就是一种境界，在你想使自己达到这个境界的路上。所以有人说到达“天堂”，我说天堂就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
记者：彼岸是只能去跋涉，但不能抵达的？
史铁生：对，不能到达。如果可以到达，就没有过程了，人也没有原罪了，人就成了神了。于是乎，神就被造出来了。只要有一个人到达了完美境界，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了，你什么都不用去想了。所以人是永远不能成神的，因为神是对人的一种引领，你怎么能成神呢？所以任何宣称人就是神的时候，我觉得就可疑了，就是心里想着干别的事了。
记者：你觉得中国人喜欢造神，是不是和这种信仰的缺失有关？
史铁生：有关系。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是什么，好像从来没谈到过。
记者：我注意到有人对你的评价，“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的。”我从中看到一种危险，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神化”了，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史铁生：很讽刺，很讽刺。我说的是不要干这事，他们就把我推向这事。这是太讽刺了，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应该不会，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记者：你觉得有没有办法解决中国这种信仰问题？中国人需不需要自己的一个神？需要一部自己的《圣经》？
史铁生：这要慢慢来。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你看西方几千年来的信仰发展，哥白尼和他的同党也不都被迫害了吗？也有很糟糕的时期。它为什么能最后走出一条路，至少有一个分支是好的呢？我觉得是因为几千年没有断过，没有断了思考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尤其在二战之后，有些人产生了疑问：奥斯维辛之后，还有没有神？这神对人间的事情还关注不关注？这引导他们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而我们的信仰，咱们就说佛教断了大概上千年，就不再讨论了。
记者：你经常说你在贡献自己的迷途。你的“迷途”指的是什么？是不是也跟信仰有关？
史铁生：我的迷途可能从我坐上轮椅就开始了。那时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就产生了：你为什么活着？如果活得很快乐，你活着是有明显的道理，可你这样的还要活着，到底为什么？可能所有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人类的信仰也好，哲学也好，可能开始都源于这一疑问。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就是说为什么人要活着，而不去死，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追根溯源，我想哲学和宗教就开始了。所以，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圆满。当人类完满，人类也就结束了。
不知死，安知生
记者：通过写作，你体会到的还是荒诞吗？
史铁生：人生还是有许多荒诞的地方，这不宜深说。一深说，你会觉得我是个非常悲观的人。
记者：那你在地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百无聊赖？
史铁生：没有，那时候一鼓干劲，没有看到荒唐。那时候好像目标很短浅，因此很坚定。所以你看那些科学家也是，一个小科学家非常乐观，而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种人，就难免有悲观情绪了。因为他看到了无限。当然，我这可不是自比。
记者：你的乐观和悲观好像一直是互相交织的，正如《病隙碎笔》封底的那句话：“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的灾难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史铁生：可能我们都没遇到过真正的灾难。困难不算灾难。
记者：那在你看来，什么是灾难？
史铁生：你先设想一下你忍受不了的东西。比如我在透析中心见过一个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他肾坏了，又没有公费医疗，你说这个母亲怎么办啊？这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连人的生存平等权都尚未解决。
记者：那么顺便问一句，你的透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做了？
史铁生：做到死就不做了。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换肾，只能靠透析。
记者：贾平凹说，“病是小死，死是大病。”你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史铁生：病是小死，死是大病（笑）。这应该说对，应该是这样。也许有人一生不病，但是没有人不死的。可是人对死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孔子说，不知生，安知死？我是觉得，不知死，安知生？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叫“你不知死！”
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
记者：你很少参加文坛的会议、活动，你对很多人热衷于媒体炒作、拉帮结派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我说一句话可能就会得罪你们做媒体的。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咱们就说电视，我觉得电视就是把文化档次往下压。我觉得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
记者：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需要。
史铁生：是一种需要。但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应该让它逐渐往上走。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决定于最上，也不决定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
记者：可能这个水平是创作方面有问题，不是受众的问题。上海、北京最近上演了音乐剧《猫》，据说都取得了很强烈的反响，所以说在影视创作或者说文学创作上是不是存在一种误区？
史铁生：是这样，确实有些东西是属于少数人看的，有些是多数人看的。但不存在高雅的东西就一定要亏本的定论。现在这成了一种借口，说为了挽救一个企业，就消灭一个艺术，那也不成。像那几年演的《克莱默夫妇》，它不算最先锋的，也不是很低俗的东西，但它在中国的卖座也很好。我觉得不要用“卖座”就把这个问题全掩盖了。“我们得活啊！”这话是没错。崔健说那些假唱的，“你们总说为了糊口，你们糊口要多少钱呀？”所以写作这个东西要有一个限度，物质没限度的。说到糊口，吃饱了也算糊口，天天吃鱼翅也算糊口。
记者：在他们的创作观念里面，就是中国的读者、观众比较傻。老是觉得搞深沉一点，读者理解不了、观众看不懂。这是不是对他们的一种低估？
史铁生：我觉得是低估，肯定有低估。实际上你想投其所好，说不定“投来”“投去”人家反而不爱看了。人们想看一个东西，肯定想看高于自己，出乎自己意料的东西。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什么，你们电影里还给我演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
性是爱的表达
记者：读者关心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这么多年生病的状况下，本身在生活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又写了这么多东西。对于你的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你的妻子应该给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本身也是翻译家，是否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史铁生：那是。尤其我肾坏之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我可能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透析、睡觉，有精力的时候写东西。透析的时候最多只能看点报纸，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四百毫升的血都在体外。对于那种比较艰深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动，看到一半就非常累了。因为透析把你血里的营养也透走了，它没有善恶的选择，只有分子大小的选择。透完析就特别累而且饿，然后就吃，等身体补起来了，毒素又够了，又得去透了。
记者：就是说，如果没有你太太，你这几年的写作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史铁生：肯定的。至少透析以后我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记者：套句俗话就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史铁生：也有她的一半。
记者：你太太现在哪里工作？
史铁生：华夏出版社。
记者：谈到家庭，你的作品有不少关于爱和性的精辟论断，你能不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谈谈爱跟性的关系？
史铁生：现在我正在写一个这方面的小说。我本来在写一个短篇，写着写着成中篇了，再写着写着我看样子要成长篇了。我觉得这两者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精神的，这是最简单的。我还说过一句：“性是爱的表达，是一种仪式，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说滥了就没意思了。”
记者：但现在好多人爱和性是分离的。
史铁生：对，有这种分离。分离也是不要紧的，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
记者：你也会宽容这种行为？
史铁生：你不宽容也不成，它存在啊！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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