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有风的地方》用最温柔的一击又一击，让我再次想起这个世界的最温暖。 它时刻让我们怀念起，那些对世界最初的期盼与美好。
闺蜜生前总是念叨着“买车、买房、找男朋友，然后就能幸福了吧？”然而一场疾病，她发现自己原来什么都没真正地体验过、拥有过，计划了三年的云南旅行，到最后也没能去成。许红豆的辞职之举，也是对流行用语的总结归纳——“辞掉工作去大理”、“逃离北上广”等论调，一直反复出现。然而，绝大部分人认为，旅行是一次乌托邦式的幻想体验，真正的“生活”，依然是回到大城市，做一枚合格的螺丝钉。许多去云南享受慢生活的青年，在一两年之后选择回到“现实”，继续内卷。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像许红豆在剧中说到的：赚够了钱，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让认认真真当个没用的废人“低欲望乡村生活”难逃城市套路，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另一种归乡？
日本综合研究所调查部首席研究员藻谷浩介曾提出：“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必不可少的是钱呢，还是水、食物和燃料呢？”想必很多人内心的答案都很明确，直接关系生死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但要把钱抛开却很难，毕竟“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尤其是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从日常所需的纯净水、大米、果蔬，到取暖做饭所用的燃气电力……无不是用钱买来的。钱的购买力趋势仍在愈演愈烈：连续高强度工作一周后打工人想要通过运动解压，却发现出廉价租屋附近根本没有适合锻炼的公园，只有铺天盖地的健身房传单；偶尔想和朋友一起做饭小聚，合租房却没什么公共空间，最后还是得走进商场；想要逃离城市、亲近自然的露营新手在出发前陷入无穷无尽的装备购买，但没有一切准备就绪，发现没有一辆可以随心装的车…
物质的丰富、生活的便利，似乎必然以高压冷漠的金钱社会为代价，回归乡村，成了都市青年眼里逃离钢筋水泥与劳动异化的新希望。
豆瓣用户@夏冰雹在文章《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这是对现代奴役的无声抗争》中写道，回归乡村后，她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均得到改善，摆脱螺丝钉状态，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可以替换的机械”，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会思考的人而存在。”
我们仿佛只要看到有人分享乡村生活的美好，内心就会蠢蠢欲动，仿佛至置身事外，即日就可以启程。那浪漫的、平和的、美好的乡村生活真的适合每一个自觉在城市卷累了的人吗？所谓“低欲望”真的是个普世的命题吗？看似退出“内卷”的乡村生活，又何尝不是建立在城市弱肉强食的竞争结果之上，殊不知能够退出的人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而留在城市里的人大多没有选择。所有岁月静好，背后都有标价。
“3·11”大地震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重返乡野，复育里山景观。里山，指的是由稻田、乡村、水源和山林混合而成的地景。复育里山，不光是搬回农村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起人与土地、人与山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农产品销售处理、社区教育养老、新能源利用等领域转变金钱资本主义的思维，开启以高科技为主导、资源循环利用、注重地方发展的“里山资本主义”。我们或可借此反思，流行文化对重返乡野的认识究竟缺了些什么。
山阴山阳地区包括鸟取、鸟根、冈山、广岛和山口五县。这里如今是日本典型的人口过疏与老龄化地带，1960年以前，却是欣欣向荣的里山风光。彼时，广袤的山林哺育了乡村的一切，林业工人们白天在山里劳作，傍晚拾回用来生火的柴薪，闲暇时可以进山采摘野味，村落附近还有农田围绕，生活富足稳定。然而，60年代石油降价后，日本木炭逐渐为其取代，建筑行业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开放木材进口，很快，本土产的木制建筑用料又被东南亚的廉价木材击败，山阴山阳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山林废弃，人口流失，一派颓象。
日本出现了许多复育里山的公民组织，他们希望通过人为干扰来激发森林活力。志愿者的身份多种多样，有学生、家庭主妇、学者，还有很多退休人员。每逢闲暇，男女老少便到山林里清理地面腐殖层，把收集起来的腐殖质土壤用于施肥，有的人还会像上世纪那样制作木炭、捡拾柴禾。山阴山阳地区流行一种叫“生态炉”的自制炉具，制作十分简单，在专业指导下，大部分人都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所需材料不过一个废弃油桶、一点不锈钢和隔热材料，每次添加四五根从山上拾回的树枝，就能提供足够烹饪一顿饭的热量。使用生态炉，人们既照料了山林，又节约了电费。
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生活还有各种地方需要用电，生态炉岂不是显得表面功夫、杯水车薪？实际上，里山运动的宝贵之处在于，就地取材节能早已从个人情怀转向了企业和政府的系统性实践。
彼时，重返乡野，不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单纯的“城市出走”不再是一场在钢精水泥混凝土卷不动的年轻人，换个环境暂时休养生息的地方，而是一种实在的、具象的、长久的生活工作的规划和创造力的焕发。
美国人类学家罗安清曾参与观察过一个名叫“松茸十字军”组织的干扰作业。她发现，里山复育行动不仅改变了森林景观与资源利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近。儿童在科学家的陪伴下观察林间的动植物，当地农户有时会加入到讨论之中，科学与本地经验得以交流，午休时间，原本互不认识的志愿者们聚在一起分享食物，说说笑笑。罗安清认为，除去山林本身，里山运动所复育的，还有流失的群体间社会性，山林间的劳作和休闲起到了教育和社区建设的作用，人与万物生灵又重新有了羁绊。
“松茸十字军”活跃于京都附近，它像是周末时间都市生活的一种调剂，在山阴山阳地区，里山社区复育工作进行得更为深入，延展至育儿、工作与养老等领域。
有趣的是，老年人不只被动地接受了服务，他们还是日托中心的蔬果“供应商”。庄原市的一些老人家还有种地的习惯，穿上日托中心的服装，他们看起来是“需要照顾的老人”，但打理起菜园来却十分利索。一位日托中心的老奶奶曾抱怨，家里的菜怎么也吃不完，只好扔掉。负责人熊原想，为什么日托中心的蔬菜不能直接从本地老人的家里购买，而要从外地进货呢？一般来说，能拿到市场上卖的菜一要产量大，二要品相好，自家菜地里的菜很难达到这两个要求，吃不完就只有任其烂掉，十分可惜。社会福祉法人运营的养老院每年要花1亿1000万日元购买食材，熊原制定了一个计划，要让当地老人种植的蔬菜占到购买总量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来，地里的菜不再会坏掉，流向外地的资金又重新回到了本地人手里，老人们也很高兴自己能为社区出一份力。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进入“少子化”社会。十多年前，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曾一度被称为“败犬”，有工作的女性成了导致日本生育率走低的罪魁祸首。但正如藻谷浩介所指出的，生育意愿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评价，如果社会和政府能为父母提供足够的育儿支持，生育率就会高些；反之，劳动时间过长、幼儿园不足、教育资源稀缺、生育依旧是女性头上的“紧箍咒”、人们对社会未来缺乏信心，少子化现象就会加剧。
在什么都能花钱买的今天，人也难免被估价，排在末位的人就让他淘汰，任其自生自灭，老人、儿童和已生育的妇女往往遭到这样的放逐。里山模式通过复育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人的价值从赚钱与花钱的能力释放到金钱以外的维度，例如人情交往、社区建设与自然保护。这些努力并非天真而短暂的抱团取暖，而是沿着社会福利、商业买卖的脉络，渗透到社会的肌理。
日本里山运动的实践者很多是老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光龄者”（与日文“高龄者”同音），意思是“到了闪闪发光的年纪的人”。有了身份各异却闪闪发光的个体，里山运动才能破除金钱牢笼，从诗意田园走向可持续的平凡生活。
不安、不满、不信任，是现在在城市打拼的人普遍的心理，很多人陷入了“卷不动又躺不平”的困境，于是想去种田，想去森林里散步，想坐下来看云起雨落，都没什么值得惊奇的。“乡村爱好者”“自然爱好者”之类的标签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特殊化了，其实这些不过是人最自然的渴求。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这群人为何突发奇想要重归乡野，而是返乡后的路该如何走，如何走的更好。
我们都希望过像谢阿奶一般有趣的长辈，充满着人生阅历带来的睿智和蔼又能与年轻人无话不谈；我们都敬佩过执拗的谢师傅，为手艺奉献一生仍然秉持着工匠精神；我们也都在年轻的时候偏执过，想像谢晓夏一样自己闯荡一番天地，无知者无畏；我们都曾像谢之远那样赤诚简单，以为青春的糗事是世上最难；我们也曾觉得父母的爱情像许红豆的爸妈一样永远温馨甜蜜、兄弟姐妹血浓于水……
同样我们也看到，只有请假才能看病的打工人、毕业几年除了生病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被世界遗忘的老人、被父母遗落的少年人、时刻担忧的父母，从不服输的儿女。我们看到了，走久了的齿轮发条终究会断、人和时间赛跑永远会输、村里的墙很厚但全都透风，最爱的亲人或许已不在，最好的朋友也会离开，所谓自己拥有的才是自己的，生活的巴掌远比长辈的巴掌更疼……
我们都一样，在踏入这一片湍流的世界之前，是有过期盼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曾经以为的世界，是我们曾经期盼的长大，是我们匆匆步入人生急于追寻却又不可得的东西。
身处繁华大都市的人都渴望有一个世外桃源的精神寄托，而安于世界一隅的人想入世看看这个世界真正的模样。人永远都渴望着自己不可得之物。少年们汲汲长大，大人们只想回家。有人忙着生活，有人忙着生存。人们终会明白，这些与想象的落差，叫做长大。它让我们想起世界最初的模样，想起我们最初的模样。让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丢失的、遗忘的美好，都重新熠熠闪光起来。如果找到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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