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基于小说文本对叙事情节进行删减和增添，经过选择加工的叙事情节铺设必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有鲜明的区别。“
人是戏剧美学的中心，语言是由人来说，冲突必须由演员来使之具体化”。利用电影视听语言塑造直观生动的人物形象是电影创作者选择叙事情节还原小说文本原型人物的准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活动是对人的活动的模仿，那么对于电影《红楼梦》来说人物是对小说文本中突出叙事情节的演绎，对叙事主题的选择性呈现，也是对电影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主流思想的融入和创造，电影创作者以此彰显电影的艺术价值。
电影在有限的银幕时间内，在小说文本庞杂的叙事情节中进行选择，并进行电影化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多维化与层次感在叙事情节选择性呈现下，必然只能体现人物形象和性格中的“局部”。
以电影版《红楼梦》贾宝玉为例，电影删去了贾宝玉雪夜醉酒，因“枫露茶”赶走茜雪的叙事情节，也删除了因淋雨到怡红院门前怒踢袭人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将小说文本中刻画贾宝玉人物性格中，封建贵族公子的纨绔骄横的劣根性抹去了。
电影在关于贾宝玉的叙事情节中，增添了诸多女子香消玉殒时贾宝玉的下意识反应以及深刻的反省，第二幕补充了金钏因与宝玉轻佻举动，被王夫人赶走羞愤投井的场景，贾宝玉听闻赶到现场，发现金钏已死，倚树痛哭。
第四幕中尤二姐因王熙凤的虐待和贾链的多情吞金自逝，补充了贾宝玉听闻前去为二姐送行，同黛玉悲叹自古红颜薄命的凄惨。
从关于贾宝玉叙事情节的删减和增添中，不难看出电影创作者试图将贾宝玉性格中因身处贵族阶级而产生的性格中的劣势和缺陷，进行模糊化处理，着重体现性格结构中较深的性格层次，也就是贾宝玉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宇宙大爱的情怀。
谢铁骊导演在创作电影《红楼梦》坚持始终围绕着贾宝玉为核心开展叙事情节的铺设，力求在叙事情节中塑造一个“痴”与“淫”，具有真实感和厚重感的人物形象。
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他淡化了《红楼梦》宏大且严肃的政治社会主题，避开了实用理性的原则，反而着重强调了贾宝玉对人生的青春和人生永恒价值的探索和体悟。
更多的是从叙事情节的冲突，人物的抉择中体现对生命价值的转变，使人物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之后大彻大悟，从人物价值观低扭转中浸透着老庄哲学的悲凉，也进一步发掘所属阶层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虽然电影版《红楼梦》以贾宝玉为中心发展叙事情节，但是主要集中于贾宝玉人生哲学的发展和质变，关于宝黛钗的爱情情节并没有充分展开，所以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叙事情节并不丰满，人物内在诗化的人格特征没有充分体现。
电影中关于林黛玉的情节保留最为完整的是“黛玉葬花”场景和情节，集中呈现了林黛玉才情横溢的气质与艰难肃杀的生活境遇。
与宝玉产生分歧口角的叙事情节虽有保留，但是呈现的时间和戏剧张力不够充分，简洁明了地交代了林黛玉敏感细腻的性格特征，与贾宝玉之间情感的发展，为承接程高本的悲剧叙事情节奠定了悲情基调和情节基础。
这些叙事情节难以挖掘林黛玉深层的人格特征，只能展现人物形象的“局部”和较为浅层次的性格特点。
电影版《红楼梦》关于薛宝钗叙事情节的安排更松散，删去了经典薛宝钗话说冷香丸、滴翠亭宝钗戏彩蝶的场景和叙事情节，冷香丸隐藏的“无情”本质。
正值青春年少的天真烂漫，深谙世故的形象无从显现，更多地保留了薛宝钗借扇机带双敲，借西厢记行酒令劝谏林黛玉解疑癖。
关于薛宝钗的叙事情节更多服务于宝黛二人感情的障碍，刻画的人物形象略显扁平，更无法展现性格深处对封建礼教的坚挺和捍卫。薛宝钗的八面玲珑，艳冠群芳与黛玉直率真诚，风露清愁的对比式情节在电影中几乎不曾涉及。
叙事情节集中在贾宝玉身上，个人生命价值的叙事主题也由此体现，依附于此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叙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因此也略显单薄扁平。
电影版《红楼梦》除贾宝玉为中心展开叙事情节外，另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王熙凤在电影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电影创作者较为完整的还原了小说文本中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两次救济刘姥姥、惩治戏耍贾瑞、协理宁国府、铁槛寺弄权势、生日宴泼醋、设计尤二姐、献策调包计、悲惨丧黄泉等叙事情节，加之刘晓庆的倾情演绎，王熙凤的形象趋向多维化方向发展。
“王熙凤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由多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要素有机组合的性格系统。”这样一个有机复杂的性格系统，其外在表现是善与恶的对立，美与丑的抗争。
梳理列举在电影中关于王熙凤的叙事情节，大多侧重体现其精明势力，悍妒泼辣的性格层面，将其对权势和金钱的欲望刻画地淋漓尽致，对其性格中善且美的一面则稍显逊色。
电影版《红楼梦》删去了王熙凤病重时仍不忘对贾府的命运和基底精打细算，对大观园姐妹们的关怀备至的叙事情节，也就从缺失的叙事情节中破坏了小说文本中王熙凤有机系统的人物性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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