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起源、形成、发展史（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后17世纪中期）
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备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旂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这段文字出自《后汉书·舆服志》，这段文字高度概括了后汉明帝之前汉服的发展。汉明帝是中国汉服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晋书·舆服志》中说明帝采《周官》、《礼记》，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玺。汉明帝恢复了自周代灭亡以后被荒废的冕服制度，汉明帝的“衣冠承周”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人继思想领域后在衣冠领域的一次文化复兴。明帝以后的汉族王朝多延续周制而有所损益，形成了中国汉服万世一系的传承。
后汉明帝，参照三代和秦的服饰制度，确立了以冠帽为区分等级主要标志的汉代冠服制度。服饰在整体上呈现凝重、典雅的风格。秦汉时期的男子，主要穿着的是一种宽衣大袖的袍服，主要分为曲裾袍和直裾袍两类，除了祭祀和朝会以外，其他场合均可穿着。汉代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实行配绶制度。汉代女子一般都将头发向后梳掠，绾成一个髻。髻式名目繁多，不可胜举。此外贵族女子头上还插步摇、花钗作装饰。奴婢则多用巾裹头。汉代女子的礼服是深衣，与战国时不同。还有穿襦裙和裤的。汉代对鞋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影响，由魏晋的仍循秦汉旧制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渐趋融合。这一时期的服饰主要以自然洒脱、清秀空疏为特点。用巾帛包头，是这个时期的主要首服。较为流行的是一种在小冠上加笼巾的“笼冠”。这个时期的汉族男子的服装主要是袖口宽大、不收衣祛约束的衫。汉族女子的发饰也颇具特点，主要是假髻的风行。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唐代服饰承上启下，法服和常服同时并行。法服是传统的礼服，包括冠、冕、衣、裳等;常服又称公服，是一般性正式场合所着服饰，包括圆领袍衫、幞头、革带、长筒靴等。品色衣至唐代已形成制度。平民多着白衣。唐代女子的髻式繁复。还有在髻鬓上插金钗、犀牛梳篦的，贵族女子面部化妆成鹅黄、花钿、妆靥等。唐代女服主要为裙、衫、帔。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
宋代服饰大体上沿袭了隋唐旧制。但由于宋朝长年处于内忧外患交并之中，加上程朱理学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服饰崇尚简朴、严谨、含蓄。唐代的软脚幞头这时已经演变为了内衬木骨、外罩漆纱的幞头帽子。皇帝和达官显宦戴展脚幞头，公差、仆役等戴无脚幞头，儒生戴头巾。宋代男子服装仍以圆领跑为主，官员除祭祀朝会以外都穿袍衫，并以不同的颜色区分等级。宋代女子的发式以晚唐盛行的高髻为贵，簪插花朵已成风习。宋代的女裙较唐代窄，而且有细褶;衫多为对襟，覆在裙外 。
元朝时期长衣统称为袍，其样式南北方差异不大，但材料贵贱精粗，却差距悬殊。汉族男性发式变化不多，但北方的汉族女性发式较前简化。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上采周汉，下取唐宋，确立了明代服饰的基调，明朝时期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衣着材料有所改善。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用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普通百姓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承袭了传统服饰样式，并且品种十分丰富。明朝时期，一般人所戴的帽，除了过去流传下来的，朱元璋又亲自制定了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即六合一统帽和四方平定巾 。
（二）汉服中断、衰亡史（公元1644年至公元1912年）
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以便于维护满州的统治，实行“剃发易服”，服汉衣冠、束发者治重罪[27] 。满族入关后，下令汉族剃发易服，“衣冠悉尊本朝制度”。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摄政和硕睿亲王谕：“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28] 此后清廷多次就剃发易服颁发谕旨[29] 。
顺治二年，清军攻下江南各省，清政府从此下令在全国推行剃头改服的制度。清政府再次颁布剃发令，要求“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如果有“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与此配合的是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当时由于穿汉人衣裳而被捕杀的人不计其数。江阴人民奋起抵制，坚持抗战三个月，城破，全民死战，男女老幼无一投降。嘉定民众也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斗争，受到清兵的残酷屠杀，演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残暴的惨剧。当时中国广大地区，由于明朝末年封建统治者对农业、手工业的摧残，以及官军对农尺.起义的进剿，已经造成许多地方千里无人烟，满目疮痍的景象。随着这种残酷政策相继而来的，便是改冠易服。清廷再次用政令强制汉族军民一律改着满族服装。有些乡间农民，因不知朝廷法令，偶尔穿着明代服装进城，大多要被剥得全身精光，并且以能保全性命为幸。由此可见，改易冠服与剃发令一样，都是通过强制办法推行的[30] 。
汉族长期的抵制斗争使清政府也考虑做些让步，以稳定局势。于是提出所谓“十从十不从”，即服装上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僧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以及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这点有限的让步，终于保留了一些汉服中的特点，但总体而言汉服仍在清朝统治者武力血腥镇压与屠杀下逐渐消亡了[31] 。也致使了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汉族男子服饰基本以满服为模式，旗袍、长衫、马褂都是以满族为主体的民族服饰的改良和发展，而非汉族传统的民族服饰[32] 。留存复兴
汉服本身虽然清朝剃发易服等统治政策下消失了，但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部分元素一直没有灭绝，直到现代汉族人信仰的道教、佛教以及一些边远山民，还有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还保持着汉服的特征，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祭祀、纪念活动、民俗节日等仍能看到汉服的部分元素。
（三）汉服光复与复兴史（公元1912年--21世纪初)
1912年2月12日随着宣统宣布退位，满清统治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伴随着政治上的服饰压迫的结束，汉服迎来了复兴发展的新时期，1913年3月，民国文化学者钱玄同在浙江教育司带‘玄冠’，着‘深衣’，而工作，堪为汉服复兴史上第一位着汉服者。1912年文化名人陈焕章曾经提议：“凡支分会会长必须制深衣章服”。1913年，钱玄同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发表《深衣冠服考》，并着深衣到政府报道。民国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推广汉服，然而由于战乱、西化等诸多原因，汉服未能得到全面的推广。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社会稳定，人们开始审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一些人通过考据汉服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复原了汉族传统服饰，同时通过恢复传统节日，恢复传统礼仪，祭祀先贤，推广传统学说，宣传传统乐器等重新宣导恢复传统汉服并身着汉服进行推广，汉服迎来了新的复兴时期。
政治史与汉服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汉服作为祖先创立的优秀文化，一直传承不断，在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是，无论王朝如何更迭，文化从不间断，汉服一直是历代汉族王朝的法定衣冠，《汉书·礼乐志》:中说过“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论语》中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汉服作为中华礼仪的重要做成部分，历代王朝遵循了这一原则，有所损益，但又整体因循的原则。无论朝代如何变化，礼未变，服章未变。历代汉族王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汉服的制定，历代舆服志都是对当朝衣冠礼仪的制定与总结，从中不难看出对于一件衣服的变动要召集群臣多次商讨方可制定，以期不违背礼仪制度。
汉服相关人物
黄帝：汉服起源形成时期的重要历史人员，相传衮冕衣服为黄帝所创
周文王、周武王：周朝的创立者，制定周礼，制定五冕、翟衣等千年传承。
孔子：周礼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汉明帝：重新恢复周代的冕服制度
唐高祖：颁布《衣冠令》，确立大唐服饰的基调
明太祖：上采周汉，下取唐宋，重新建立汉族衣冠礼仪制度，纠正元代混乱的衣冠系统。
汉服有关故事
文宗朝的禁令与延安公主事件
唐文宗“性恭俭、恶侈靡”，即位之后，面对举国上下风靡的奢华追求，便“以四方车服僭奢”，逐步展开各种关于侈靡的禁令。首先是对奢华面料如花纹缬绫的禁断，“四方并不得辄以杂行样难行非常之物为献，纤丽若花丝布撩绫之类并禁断，敕到一月日机杼一切焚弃”。接着又管起了公主们的首饰，煞有介事地遣内官到公主府上挨个宣旨，却只是叫她们不得插一头的梳钗。“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
过了几年，大约是摸清了皇帝的心思，有关部门便开始制定了一份极其详细的限定条例，从百官一直到婢女的服色、花纹、面料尺寸，车马、房屋一一详加规定：“大和六年(832)右仆射王涯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礼部式：……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以上，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以上。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共妆梳钗篦等，伏请勒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
有司的奏本与文宗改革的心意一拍即合，所以马上就颁布天下执行。开始正式禁高髻险妆，禁去眉开额，禁大袖长裙。但文宗自己也清楚，奢靡的风气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几道诏敕就消止的。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文宗御紫宸殿时与宰臣交谈，提及左街副使张元昌用金唾盂等奢侈之事时，还感慨道：“睹今日之事，即往往愤气填膺。”
的确，流行的趋势没那么容易就被扭转废除，“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文宗的禁令在民间推行不易，但天子眼前，宫中左右还是收敛一些，不敢逾越。不过几年后的开成四年（839年）元宵节，就是在宫里，又发生了一件让人惊诧的事：
“正月十五，夜于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及诸公主并赴宴，帝思节俭化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左右亲幸莫敢逾越，延安公主衣裙宽大，即时遣归，驸马都尉窦浣待罪，敕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窦浣宜夺两月赐钱。”
公主们在家里才不管什么三寸五寸的禁令，只是得记着别在皇帝眼前晃悠就好了。延安公主一时不慎，穿着宽大华丽的衣裙，美美地准备参加宫里的赏灯宴，谁知就撞在了枪口上，被皇帝一怒之下，当着三宫太后、诸位公主的面赶回家换衣服，而驸马还被治罪罚了两月薪水，显然是“杀鸡儆猴”了，估计在场的公主们在暗自偷笑的同时还都悄悄捏一把汗。延安公主万万没有想到，这件尴尬丢脸的事还被当做一件体现文宗节俭的事迹，在史书笔记中被反复提及，“名垂青史”。
公主事件一发生，想必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大家都震惊皇帝居然来真的，以至于淮南节度使还特地顺势上奏邀功，称：“比以妇人，长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颁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闾阎之间，袖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关革不敢不奏。”当时扬州妇人的衣袖宽大长裙曳地的程度居然达到了四尺的规模，李德裕命令其管内妇人缩短衣裙尺度，被当做特别的功绩而上奏，可见当时地方真正能够如此推行者之罕见。
但文宗煞费苦心的反复下诏敕限制，还是没能对抗得了全社会的奢靡追求，最终失败了。我们看晚唐壁画、绘画里的妇人形象，大袖长裙者比比皆是，出土的中晚唐华丽丝绸面料也不鲜见。到了五代更成为一种常态，吴国、闽国、南唐出土的陶俑，连普通侍女也都一个个披着大袖长衣。正如后唐庄宗诏书所说的：“近年以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绫。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而西北边陲的敦煌，中唐被吐蕃占领不被朝廷限制，到了晚唐五代北宋初，更是大袖长裙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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