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源泉，许多传统文化的流派也来源于它。因此，要真正理解其具体内容与涵义，并进而理解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必须将其与当时的历史联系起来，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去研究，才能得到比较合乎实际的认识。
因为传统文化不是凭空发生，不是某些圣贤随心所欲造出来的，而是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活动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易经》不是令人难以琢磨探询，饱含迷信色彩的天书，而是一本介绍周文王祖孙四代政治奋斗史的政治教科书。它讲述了周文王家族是如何从一介平民成长为天子的艰辛历程。其书中的前三十卦，文笔简练，层次分明，史实丰富，哲理明晰，为周文王所作，记载了其祖父古公、父亲季历及自己被囚禁于羑里这百十年的风风雨雨；从三十一卦到六十二卦，是周公旦对周文王治理西歧八年来言行的记录；最后两卦，则是周公旦对周武王第一次伐纣的记录。
总而言之，《易经》的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六爻（其《乾》卦和《坤》卦皆七爻，而非六爻），无一不是周文王、周公旦对其祖孙四代百余年历程中各种政治事件所作的哲理、德理、情理以及政略、战略、策略等高度的总结和概括其解释之详尽，其说明之简练，其内容之广泛，实为古今中外之独一无二，它对于每一位有志之士来说，都是一本不可须臾或缺的人生教科书。
文王在撰写出《易经》的前三十卦后，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进入了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故而武王等人在其指导下，将歧周治理的井井有条，无论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都没再遭受什么大的挫折，十一年后，就很顺利地夺取了殷商的天下；周公旦因其多才多艺，被文王留在身边耳提面命，更是完全的继承了文王的衣钵。因此，周公旦建树的治国大纲，不仅保得周家八百年天下，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倒，甚至今天还在发挥着它的强大威力。
海内外研究易经的著作是很多的，大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流派来与另一个流派来作对比，而较少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即使有些这方面的研究，站的角度似乎也有些过于高雅、专业了点，而难以为众人所理解。
《易经》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要真正的读懂它就必须站在总体的、全面的高度，将其与外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来作一个全面的对比。在一个圈子里来回打转，或者拿一根树枝来与一棵大树对比，是难以看清《易经》本来面目的。俗话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东西方的古代文化有很多不同点，而世界观的不同，则是最基本的。以希腊文化为主导的西方世界观认为：神和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人类不过是神和上帝的创造物和附庸。离开上帝的庇护，人类自身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其英雄与哲人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必须获得神之化身或受神庇护的特殊身份，才能获得民众或帝王的支持，得以从事某种活动。故而在西方的古代，很少产生脱离了神圣光环的伟大政治家，但杰出的科学家却层出不穷。这些科学家努力探询世界万物奥妙的目的，就是为了尽量摆脱神和上帝的约束，以获得人类自身的完全自由。但中国的情况却与此正好相反。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则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秩序井然、层次分明、上下有序而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是人。人类在自己的领袖率领下，可以控制自然，并不断地改造自然。上帝和鬼神在这个统一体中是次要的，它们只有借助于人力人事，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什么是天意？人民的意志就是天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中国古代的英雄豪杰无一不是将人类社会的政治原则、道德理念与自然界诸种变化及其规律合而为一的来看待，来研究的。他们的活动无一不是以治理好民众为最高目标，从而使自己成为贤明有为的帝王与政治家。即使出现了一些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如神农尝百草），政治家和人民也总是立刻将其吸收或推荐到政治家的行列中，并将其研究成果纳入政治之中（这种世界观，在周朝开始受到削弱。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向另一个方向转化了）。
这样，将自然规律与治国哲理、策略合为一体来研究，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尚书》、《道德经》、《南华经》、《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名古籍的内容，无一不反映了此种事实（《黄帝内经》也许是个唯一的例外）。《易经》是其集大成者，天人合一、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德主刑辅等辨证思维，自然贯穿于全书首尾，而丝毫不显得牵强附会。
以上所述，基本上属于把握《易经》脉络之所需。但要进一步的理解它，搞清书中每一爻的涵义，还需明白书中第一卦专论九，第二卦仅评六，以后各卦则六、九皆谈的道理。
中国古代是以数来表示万物之兴衰的。古人认为：一是万物的起始、源泉；五代表万物的现状，向下为退化，向上为进步；九则是万物进化的极限。若不就此止步，改弦更张，必然导致物极必反的结果。《素数》道：“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文王则在这个基础上，将其进一步的加以发挥，从一到九，每一级都加以细化，再分为九个阶层，每一级中的五，就是事物发展的转折点。事不过五，就始终有进步的余地；一旦过五（称为“上”），事物本质就因其所处的级别不同，而在其内部发生部分突变，从而具备了新事物的部分内容。过了九五，质变完全完成，从形式到内容，就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了。
但是，六五和九五还有重大的、根本的区别：六五指的是局部、具体、个别的突变；九五指的则是全局、宏观、整体的突变。局部的挫折无关大局，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决策的失误，则会导致事业的彻底失败。
由此，《易经》起首的第一卦《乾》首先说九，目的是告诫人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样，就可以把握住局势变化的脉络，时时从原则、大局、长远方面来考虑问题，而不至于犯下原则性的错误，使事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二卦《坤》完全道六，是告诫人们在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与指导思想后，就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从微观、小事上做起。眼高手低或手高眼低者，都将一事无成或半途而废（上六）。
两卦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在宏观上着眼，从细节上努力。
其余的六十二卦中，六中夹九者，讲的是一边实践，一边对其加以理论上的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九中夹六，则是说指导思想在开始时仅有一个轮廓，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的依靠成功的经验来对其加以丰富和完善。如此反复地交替进行，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
《易经》中特别点出两种常人眼中的英雄，因其鼠目寸光，并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作传统的俘虏，倒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第一种人聪明能干，自信心很强，在执行具体使命时，凭着自己独特的经历而造就的丰富经验，干得得心应手，颇有独创性，不愧为一方豪杰。但一旦掌握全局而又突逢风云变幻时，就下意识地按传统办事，而全然失去了叱咤风云的风范。其缺陷在于其不屑学习，不知借鉴前人的智慧。无有借鉴，不知可否焉来预见与远谋？成为传统的俘虏，亦在情理之中矣！
另一种人饱读史典，对前人的智慧如数家珍，无论在全局或局部，作为助手其贡献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但一旦让其独当一面或作为领袖，却毫无建树，甚至连守成都难以维持。其缺陷在于其全然忘记了时代已经变迁，不明白前人的经验只能是借鉴而绝不可抄袭。削足适履，自然比第一种人败得更惨。
基于对百十年风云进行的详细分析，周文王总结出这么一条规律：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同类错误的连续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不要为眼前的蝇头微利所诱惑，尽快地汲取教训，纠正错误，力争少犯同样的错误。同类错误犯一次的为天才，犯两次的为俊才，犯三次的为人才，屡错屡犯的则是蠢材。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视时局的变化，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有经有权，善于灵活地运用政略与策略：事态不利时改变策略；环境巨变时则战略改变。这就叫因势利导、顺应潮流。
（这在经济领域叫需求；在政治领域叫艺术；在军事领域叫谋略；在思想领域叫实事求是；在哲学领域叫辩证法；《易经》乃对之画龙点睛，叫做顺乎天理合乎民意。离开这个基础，就成了投机、权术、阴谋、诱导、诡辩。如此虽然也可得逞于一时，然靠此成就事业者，自古未有）
谁掌握了此规律，就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局势，游刃有余地处理要务。就是风云突变，也不会手足无措，仍能挽狂澜于既倒，脱死地入桃源，将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反之，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扭转不了同类病毒的反复发作而坐看事业败坏下去。虽有中兴，亦不过病床上的挣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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