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5日，年近八旬的董必武老人在由杭州赴上海的途中，特意前去嘉兴重访南湖，参观了为纪念中共“一大”而仿制的画舫。
董老看得连连点头，称赞道：“仿制得很成功”。
并提笔赋《清明节车过嘉兴访烟雨楼》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嘉兴红船
作为当年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人，相信没有多少人在这处嘉兴画舫上比董老更加有感慨了。
说来有些唏嘘的是，当年与会的13人中，也只有他与毛主席二人在共产主义道路上坚持到了最后。
或许董老来到这里时，也会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
1921年7月末，以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和嘉兴的这条红船为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着实走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路。
董老自己的一生，也随着中共的发展跌宕起伏。
董必武
1917年2月，董必武第二次东渡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
在此期间，他阅读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
回国后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打响，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爆发，董必武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开始向一名共产主义者转变。
在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之前，董必武也有过其他经历。最早，他是一名晚清秀才。
董必武
1903年，17岁的董必武连续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考中了黄州府的秀才。
然而，在中秀才前后的所见所闻，反倒让董必武对这个腐败而软弱的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
在应试秀才时，他先是见到了一名廪生在搜身时与门卫发生了冲突，被当场活活打死，又被主持考试的人指使他人毁尸灭迹。
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激起了董必武的愤怒，让他对清政府横生不满。
董必武
这种事很快也发生在了他自己身上。
同年，他去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时，刚好碰到有官员乘轿子进入府衙内，便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只这一眼便被衙役们毒打一通。
这一打打出了董必武的满身反骨，他不再追求科举上的成就，更是对清政府再无期盼。
晚年他还对子女回忆说：“这一打，倒使我看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董必武
年纪还轻，而且在读书方面颇有天分的董必武继续求学。这一次，他选择了新式学堂。
1905年，他在武昌考上了文普通学堂，在这里结识了刘静庵，了解到了他所领导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
董必武曾经向埃德加·斯诺讲述过自己的这段经历：“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我不想参加，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虽然这样的印刷品是要秘密地购买的。”
这些需要秘密购买的印刷品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在东京主办的《民报》等。
埃德加·斯诺
这些刊物中对许多资产阶级民权学说进行了介绍，公开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
董必武看完《民报》上刊登的《驳康有为革命书》、《请看立宪党之真相》等文章后，越来越能够接受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提出的民主革命思想。
在此期间，刘静庵是他的良师益友，多年后董必武仍称刘静庵为“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被革命救国思想打动的董必武很快付诸行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刻辞去了自己在黄冈中学的教职，直奔武昌革命军中参加战斗。
诚如董必武所说：“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
刘静庵
1914年7月8日，董必武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孙中山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旋即回国从事反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期间，因被叛徒出卖，他两次被捕入狱，险些被立即“解省法办”。好在这时袁世凯去世，董必武这才被营救出狱、继续革命。
告别家人之际，他留下这样一首诗：“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很快，董必武便认识到，“神州种遍自由花”这个梦想很难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实现。
湖北省议会议长一事更给了他相当大的警示。
当革命党人选上了詹大悲成为湖北省第一届议会议长后，当地军阀却频频阻挠，以至于詹大悲始终无法上任。
这让董必武认识到：“一部民国史，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不断破产的历史”。
詹大悲
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自己的挚友蔡济民的下场。
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蔡济民、董必武等人加入了护国军中为革命奋斗，不料旧军阀派人于1919年2月18日杀害了蔡济民。
得知真相后董必武等人立刻赶赴上海拜访孙中山，要求严惩凶手。可当时孙中山并没有真正掌握这支军队，只能在口头上进行谴责。
诚如董必武所写：“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无结果……”
蔡济民
在上海暂住期间，董必武再次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各界人士为声援北京学生，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并进行了示威游行，两万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让董必武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人民大众才是历史和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力量。
另一名中共“一大”参与者李汉俊刚好在这个时候从日本回到上海，向董必武介绍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书籍。
李汉俊
了解得越多，董必武越想要办一张报纸，或者一所学校，来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回到武汉后，董必武联系了武汉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在1920年9、10月间创版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正是中共武汉支部的前身。
武汉也因此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如董必武所愿，他主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一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的工作。
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在共产主义道路上坚持时间最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董必武有能力可以争一争领导者的位置。
但大部分时候，他甘于做一名“配角”，隐藏在无名战线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董必武的精力基本放在了我党隐蔽战线中，成为了一代“谍王”。
董必武
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周总理，尽管董必武的年龄和资历都长于周总理，但他仍兢兢业业地做好了辅助者的工作。
他亲自培训的特工、亲手经营的隐蔽战线，都为我党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罗援将军曾经透露：“南方的统战和情报工作由周总理领导，但具体执行人就是董必武。”
我党许多著名地下党员，如熊向晖、韩练成、郭汝瑰，还有红色女特工沈安娜都与董老直接联系，受过董老耳提面命的教诲。
沈安娜
熊向晖曾经回忆自己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董必武的指示："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做闲棋冷子；隐藏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国民党内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
而熊向晖的情报无疑也给了我党许多机会.
如1943年胡宗南第34集团军计划闪击延安时，是熊向晖及时透露了该计划；1947年胡宗南率领23万大军进逼延安，也是因为熊向晖的情报而处处受制，在进击的路上多处战败。
熊向晖
作为暗子的韩练成与我军莱芜战役的胜利，更是董老领导情报工作的伟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军情报工作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
1946年10月，韩练成列席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了解了蒋介石全面内战的计划。
同年年底，他便被调到山东莱芜一线。这些情报方便了我军分析蒋介石进攻方向，便于提前准备迎战。
好巧不巧，韩练成率领的整编第六十四师全员美式装备，是李仙洲集团的王牌军队之一。
韩练成
但是在韩练成有意的指挥，以及情报泄露之下，这支五万余人的美械部队只坚持了三天便被解放军歼灭，身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的李仙洲更是被活捉。
气得王耀武大骂：“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三天共军也抓不完！”
五万余名装备精良的士兵之所以比五万头猪沦陷得还快，关键就在于韩练成身为了主帅。
他在紧要关头不仅没有守住阵地，反而是率领亲信离开，使得四十六师群龙无首，军纪涣散。
说是三天，其实不到两个小时，国民党的几万大军便被歼灭殆尽。
王耀武
负责这一战的华野司令陈毅后来总结道：“莱芜战役的首功，当属恩来同志和董老。”
显然，这是十分肯定我军在隐蔽战线方面的工作，尤其肯定了董老所埋下的几枚暗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出的力量。
除了谍报工作之外，董必武在我党法律工作方面的贡献同样为人称道。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董必武是唯一一位科班出身的法律专家。
早在1934年2月，他便担任了苏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为中央苏区的党纪和法制建设贡献了力量。
董必武
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华北人民政府为“试验田”，开始探索适应未来新中国的法律法规。
在这里，董必武实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
他所制定的《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后来被毛主席引用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关，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关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在华北人民法院存续的短短13个月时间里，董必武劳心劳力，带领所属工作人员审理、复核了大量刑事、民事案件。
这些案件中仍有三百余册保存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档案机关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审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我们非常熟悉的两级审判、终审制度，就是由华北人民法院最初确立的。
董必武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全面领导了新中国司法工作。
彼时，人民的法治意识十分缺失，董必武曾经说：“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
为培养人民法治意识，董必武以身作则，并且要求当地领导干部全部带头守法。当某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带头不守法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些人。
当下我国许多法律理论和思想，仍依托于董必武的奠基。例如他所提出的“司法为人民”思想，和“恶法胜于无法论”等。
董必武
当然，董必武最不能忽略的成就，还要属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董必武重回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前往重庆同周总理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主要负责红岩机关的财务开支和统战工作。
战时经济异常吃紧，维持红岩机关正常运转相当困难。董必武以身作则，处处节省，为机关开源节流。
例如，1941年为改善南方局领导干部的生活状况，南方局重新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提高了部分担任繁重工作的同志的生活津贴。
然而，工作最繁重的周总理和董必武却没有列入其中。
周总理与董必武同志
还有一次，月底结算伙食费的时候有六角钱的开支始终平不了账。对财务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账面不平这种事还是经常出现的。
但董必武坚持认为是自己分管的工作出了问题，自责了很久，还向身边的同志检讨道：“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铺张浪费的权力。”
就为这六角钱，董必武在机关大会上公开作了检查，还向中央写了检讨信。
这事给邓颖超同志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1985年，邓颖超故地重游时谈起了这段往事，她无不感慨道：“董老为了六角钱都要做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几十万都不心疼呀！”
邓颖超
在统战工作这方面，董必武绝对是全党数一数二的出色。早在1923年，董必武便积极动员各地青年参与到革命中来。
他在这一年选拔了大量青年团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到黄安地区创办平民学校和师范学堂，传播革命理论；次年，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麻城工作组。
这两个地名联系在一起，一定会让大家想起一个著名的事件：黄麻起义。
没错，蒋介石篡夺革命成果后，1927年11月黄安和麻城的农民自卫军起义，起义军党代表戴克敏便是董必武发展的党员，起义军的武器也是由董必武亲自在武汉采购。
黄麻起义烈士纪念碑
黄麻起义的队伍，后来成为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基础，也是红四方面军、刘邓大军的基础。而这个坚实的基础，是由董必武打下的。
可以说董必武在湖北省内农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与同期毛主席在湖南取得的成就相差无几。
1927年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湖南农民协会有两百万会员，能直接指挥群众一千万人。
而1927年6月的数据显示，湖北农民协会中也有250万会员。可见董必武在动员农民这一方面绝对有一手。
毛主席与董必武
看起来，董必武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在幕后。实际上，他也曾经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单刀赴会”，在重要会议上技惊四座，引起众人钦佩。
典型代表之一是1943年重庆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当时国民党答应绝不在会上发表反共言论，董必武这才作为共产党籍参政院前往参会。
然而，国民党这群人能改掉反共的论调，就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要不可思议了。
会议的第四天，何应钦利用军事报告之机突然发难，指责中共不遵守军令、政令，是“双方发生军事摩擦的罪魁祸首”。这个罪名扣下来，中共的黑锅都要背不动了。
何应钦
董老在现场先是保持了基本的礼貌，等到何应钦讲完才发言。他提出质询道：“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政府四年多没有补充他们一颗子弹，三年没有给他们一文钱，纵然如此，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敌后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牵制了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多次‘扫荡’。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反而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和政令，这有什么道理呢？”
何应钦所说的摩擦，显然指的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大量高级将领丧失生命，叶挺将军也被国民党扣留，这显然是中共心头之痛。
董必武痛斥：“关于摩擦，那是由于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某些国民党军队奉命跟在后面去抢地盘搞起来的！”
叶挺
这一连串的质问让台上的何应钦尴尬不已，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
而台下的某些顽固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被董老说得恼羞成怒，开始扰乱会场，导致会议完全无法进行下去。
董必武也不打算和这群无赖瞎扯，在不卑不亢地声明要求退席后愤然离席，当晚又公开致函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声明因部分人违背承诺、公开反共，自己将不再参加会议。
董必武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许多清醒者的赞叹，就连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大员谷正纲都曾经感叹：“董必武讲话的时候，地下掉根针都可以听得出来。为什么共产党有这种老头子，国民党却没有？”
谷正纲
还有一次更加重要的会议，是1945年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1945年初，中、苏、英、美四国牵头发起了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和参加过参加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彼时中国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蒋介石却擅自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人的代表团。
对此，中共方面表示了反对，周总理亲自致电美国驻华大使，指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应有国、共、民主同盟三方组成，且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要求。
周总理
当大使赫尔利表示“须由政府及蒋介石选择”时，周总理立刻要求他将中共的要求转达给罗斯福。
罗斯福接到中共意见后委婉向蒋介石表示，代表团中应当包括中共代表团。
最终，虽然没有如周总理事先所设想的那样三方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人数，董必武仍然作为中共代表成为代表团一员，一起参加了大会。
这也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首次亮相于国际政治舞台。
董必武
与会全程，董必武表现出了宽容大量、谦虚礼让又不卑不亢的态度。
他从不粗暴打断别人，即便某些发言者对苏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大放厥词，甚至有些说辞不堪入耳。
他只是绵里藏针、点到为止，展现出了气度和语言的艺术。
6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宪章》当天，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在上面签了字。
因而多年后董必武逝世的时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了唁电，称他为“联合国的参与创建者之一”。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董必武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在别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以五十岁的高龄走过雪山草地，在六十几岁时领导新中国法制建设等等。
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名老人了，再没有年轻时那样敏锐的头脑，丰沛的精力，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健康的身体了。
1969年与朱德同在广州时，两人还曾经一同鼓劲。
朱德通过散步锻炼身体，董必武则通过写毛笔字。两人都不太理解对方锻炼身体的方式，却又要比一比“谁活得时间长”。最终，两人都是以九十岁高龄去世。
董必武与朱德
1974年冬天，董必武被诊断为肝癌，彼时的他已经88岁了，医生不敢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次年1月13日的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了董必武最后一次参加的重要国事活动。
1975年4月2日，他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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