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先生那略带文言文的文字，再加上他那深刻的思想，没什么经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但我觉得，成年人应该多读读鲁迅，因为鲁迅，能助我们看到灵魂的疾病，而一切问题，只有看到才可能得到治疗。
鲁迅少年的时候，父亲就重病在床，为了给父亲治病，他经常出入当铺和药铺，但父亲终究没有好起来。
出国后，他打算学医，救治跟他父亲一样的病人，可是他发现，一个灵魂麻木的人，在世上活得再久也是没意思的，只能充当热闹的看客，于是他放弃了学医，改成学文，拿起了笔，开始研究人性，解剖人性，成了灵魂的医生。
身体有病了得治，灵魂有病了，也得治啊，鲁迅这灵魂医生，专治各种灵魂麻木。
一百多年前，鲁迅出生的时候，读书人的出路还是科举考试，大多数人十年寒窗，都是为了金榜题名。
那时候，新旧交替，旧中国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传统的压迫、统治者的压迫，让人透不过气，最重要的是，国民还未醒来，他们在等，等一个足以唤醒灵魂的声音。
这时候，鲁迅来了。
1881年9月25日，绍兴城周家的大宅子里，鲁迅出生了。
彼时的周家，门上挂着一块“钦点”“翰林”的牌匾，家里有在朝的官，还有四五十亩水田，有几大箱子圣贤书，是真正的名门望族。
小时候，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祖母摇着芭蕉扇给鲁迅讲白蛇传奇，当其他的孩子只能念“四书五经”时，祖父却会给鲁迅讲《西游记》。
书香门第，培养了鲁迅的阅读兴趣，有一次，家人给他一本《二十四孝图》，鲁迅非常喜欢，可是读到“郭巨埋儿”的故事，他着实为那孩子捏了一把汗。
郭巨家贫，生了儿子，他打算埋掉，就为了不让儿子和母亲争食，挖坑的时候，挖出了一坛金子，孩子才得以幸免。
所以一听到父母为柴米油盐发愁，鲁迅就开始担心，倘若父亲要学郭巨，该埋的不正是自己吗？
稍大一点，在大名鼎鼎的三味书屋就读，他成绩很好，尤其是对对子尤其出色，有一回，先生的题目是“独角兽”，有同学悄悄问鲁迅该对什么，鲁迅说“四眼狗”，同学照做了，结果那个戴着眼镜的先生，将同学狠狠教训了一顿，鲁迅在一旁偷着乐。
鲁迅的童年是幸运的，没什么苦难，因此，他也就缺乏看到人性的机会。
一个人过得很幸福的时候，他身边的人性大多都是好的，只有当他遭遇一些变故，他才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鲁迅十二岁那年，祖父因为一场科考舞弊案，锒铛入狱，为了帮助祖父减刑，家人变卖水田打点关系，导致周家迅速没落。
第二年，父亲又突然吐血，病倒了。
给父亲看病，请的都是城里的名医，开的药都奇奇怪怪，要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找到的东西，出诊费一次还要一块多。
为了看病，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鲁迅不得不拿着东西去当铺换钱，再到药店给父亲买药。
可即便这样，父亲也只熬了三年。
家境没落后，周围的人都变了脸色，有亲戚甚至称他为乞食者，那些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人，现在都侧目而视；往昔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人，现在都冷鼻子冷眼；路旁的人，也开始指指点点。
那时候，鲁迅十六岁，面对这样的情况，唯有痛苦。
后来他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开始感受到人心的冷酷了，怎么办呢？他要离开这讨厌的人群，离开这讨厌的地方。
“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是真的，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那么，走罢！”
“那里去呢？绍兴的人的脸早已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似乎也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找绍兴人们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就这样，鲁迅不打算继续参加科考了，也不打算去经商，或者去做官府的幕僚，他要去学习洋务。
那时候学洋务的人，被当成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人，但鲁迅依然顶着家族的压力，选择学习洋务。
很多年后，有人问鲁迅，为什么这么憎恶现实社会，鲁迅说：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你坏的时候，才知道你身边的，是人是鬼。
03
离开家后，鲁迅去了江南水师学堂。
在家里看来，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为了不丢祖宗的脸，鲁迅按照家中一个长辈的吩咐，将名字改成周树人。
可是水师学堂校风陈腐，充满着封建规矩，学生的处罚规定中甚至有死刑，处处充满迷信，教员架子十足，却都很“无知”，有教员甚至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西半球。
半年后，鲁迅就离开水师学堂，进了矿务铁路学堂，那时候，他还留着长头发，还去参加了科举考试，但只考了一场，就不愿意考了。
学堂里课堂上的知识满足不了他，他就买书报来看，或者去骑马，开始读西洋的小说，为此还被长辈训诫，觉得那书不伦不类，不是圣贤书。
他一有空，就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书让他开了眼界，长了知识。临到毕业，他又开始想，以后怎么办？
他想出国留学，家里没办法为他提供太多的帮助，他只能争取官费出国的名额，最终远渡重洋，到了日本。
到日本后，他看到的很多留学生都很不争气，日本人鄙视他们，可是他们不仅没有知耻后勇，反而行为乖戾，有人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有人不遵守先来后到的规矩，插队洗澡，还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鲁迅说：
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嘴巴，也难免别人打你嘴巴。
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另一面是同胞的不成器，鲁迅只觉得难受，只想避开，于是就找机会去了仙台。
去仙台学什么呢？
学医，他想，学了医，出来就可以救治像父亲那样的病人，本来学得挺好，藤野先生对他也挺好，学习之余，老师会播放一些时事影片，可鲁迅看到什么呢？日本战胜俄国，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一大群中国人在看热闹。
这群人不仅不悲哀，还高呼万岁，令人悲哀，鲁迅觉得，这样一群人，即便让他们肉体健康了也没用，还不是去给别人喊万岁，还不是只能做看热闹的材料。
学医只能救治人的身体，却医不到这些人的灵魂，灵魂如此麻木，活着意义也不大，再健康也没用，不如早点死亡，早点腐朽。
04
当鲁迅感到学医救不了人的灵魂之后，他就想去学文，想用思想去唤醒那些沉睡的麻木的灵魂。
从那时起，鲁迅就在思考这三个问题：
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第三，它的病根何在？
最后，他得到一个答案，奴性，他们被奴役得太久了，不仅仅是身体被奴役了，他们的心灵也被奴役了。
怎么办呢？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
他剪了自己的辫子，算是摆脱了某种观念的“奴役”，除去了奴隶身份的可耻的标志。
此时的鲁迅，毫不掩饰地以救国者自居，宣扬自由。
他利用课余时间去修习武术，给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
1904年11月，鲁迅参加了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让他回国刺杀清政府的某位高官，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可是，临行前，他又去找给他任务的人，很认真地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
那人收回了命令，因为一个刺客是不能如此儿女情长的。
他对人对事，始终是充满疑问的，可是他在日本，家里来信说母亲病重，他不曾怀疑地赶紧回国，看到的却是母亲骗他回来，让他娶朱安为妻，他不喜欢，却还是服从了。
之所以服从，一是对母亲妥协，二是不忍心朱安受辱，三是他决心做革命家，那时的革命者，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说不定啥时候就丢了，他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
后来他说：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
05
1909年，鲁迅回国，在杭州教书，做了一个化学老师。
有一次上化学课，在教室里实验氢气的燃烧，他发现自己忘了带火柴，于是就将氢气瓶放在讲桌上，对同学说：
我去取火柴，你们别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
他把火柴拿回来，一点火，瓶子爆炸了，他满手是血，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两排的学生，都早已移到后排去了。
那些学生知道氢气瓶会爆炸，他们动过了瓶子。
鲁迅本来对人性就没抱什么希望，这一下，更失望了，要知道，那些学生已经不是小孩子，有些人年纪甚至比鲁迅还大，他们不是不懂事，他们就是愚昧、麻木。
这一次爆炸，把鲁迅心中关于人性阴暗的记忆全都炸出来了，他不愿再教书了，做了一年的教员，就离开了。
可是生活又需要钱，就做了教育部的佥事，他原本是想做点实事的，可是一看周围的人，就是在混日子，新上任的总长还到处抓他的小辫子，鲁迅只好也有样学样，他不喜欢嫖，也不喜欢赌，于是就去抄古碑。
这一抄，抄了好几年。
他给自己一方石章，上刻“竢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曰“俟堂”，意思一样，就是“待死堂。”
1915年，陈独秀大搞新文化运动，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也听说了，还特地去买来看看，看完之后，还是没兴趣，就丢在一边，继续抄古碑。
那时候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改革，鲁迅也没抱什么希望，“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
他那时，很悲观，对一切都悲观。
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地消去了。
生命的流逝，鲁迅并非一无所获，他对人对社会，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没有这种了解，就不会有后来的“医治”。
06
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率领辫子军宣布清朝复兴，举国上下，但凡有识之士，纷纷反对。
鲁迅也从教育部辞职，表示他也抗议“复辟”，为躲避兵变，他搬到城中一家旅馆，直到兵变被镇压，鲁迅才返回绍兴会馆，并到教育部复职。
也就是这一年，《新青年》的钱玄同开始频繁拜访鲁迅，想拉他入伙。
钱玄同经常傍晚来访，与鲁迅一块儿吃饭，聊到深夜才离开。
钱玄同翻看鲁迅的古碑钞本，问鲁迅：“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鲁迅说：“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知道钱玄同的意思，他问钱玄同：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就鲁迅而言，他自己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但是希望是个好东西，他也不能说什么，写就写吧，假如真的打破了铁笼子，那最好，打不破也不过是保持原样，不能更坏了。
当时《新青年》的东西，大多都是拉开嗓子嚎，那些能这么嚎的人，都是内心很有希望的人，他们觉得这些嚎叫可以唤醒国民。
鲁迅没有那种信心，他看见的，反而是最没有希望的一面。但他觉得声音虽然很大，但不够深入灵魂，不够深刻，触及不到人民内心最痛的点。
他决心要呐喊了。
随后，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无数人都知道了“鲁迅”这个名字。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到底还有没有不吃人的人？或许还有那么几个孩子，所以他说“救救孩子”。
此时，鲁迅渐渐成了我们知道的鲁迅，他用手中的笔，无情地解剖着人性，看了他写的东西，就难免会想到“救救灵魂”，不要再麻木了。
07
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的疾病，他才会想到治疗。
只有当人看到自己灵魂的疾病，他才会想到拯救。
在《狂人日记》里，他质问：从来如此，便对吗？
从来如此的东西，不一定对，但其背后的力量，却少有人敢反抗，因为反抗的人，必然会被当成异类。
就像鲁迅，他反封建，反传统，可是当母亲让他和朱安成婚，他推辞不得，又乖乖成婚了，所以，从来如此的，都很强大。
他写吃人的人，他讨厌吃人的人，可是突然一反思，又觉得自己可能也难免吃了人。
连自己都如此，这东西真能改变吗？
鲁迅一直不太相信。
从《狂人日记》开始，四年之间，鲁迅写了十多篇小说。
《狂人日记》揭发的是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而《孔乙己》表现的是另一种吃人的真实。
《阿Q正传》是对国民病态性的揭发，《药》虽然名为药，却凸显了人民深入骨髓的愚昧。
这些小说，是他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他的呐喊，呐喊不一定有用，但不喊一喊，就绝对没有希望。
他把希望撒下，愿意看到的人看，不愿意看的人，也可以不看，他还是这么矛盾。
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各的路。
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演讲，本来想鼓励年轻人争取自己的幸福，可是讲着讲着，连他自己都不太确信了。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最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去警醒他。“
不愿意争取自由和幸福，愿意被束缚的，大概也不至于不幸福吧？
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
他写了那么多，但是他说：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中国人的魂灵来。
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肉体上的痛苦，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又补了造化的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该会自己醒来，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能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人的人生。
08
1925年，对于鲁迅来说是特别的一年。
这一年，他写作高产，写了很多文章。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遇见了许广平，那时候的鲁迅，是一个名作家，是青年的人生导师，而许广平还是一个学生。
那个夏天，他和许广平相爱了，文字一向严肃的鲁迅，在给许广平写信时一改常态，开始有点腻歪了，他会称呼许广平“乖姑”、“小刺猬”、“小莲蓬”等。
而许广平也称鲁迅为“风子”、“小白象”。
他在厦门教书，很幽默地告诉许广平，来听课的女生一共有五位，因此讲课都是目不斜视，而且在离开厦门以前，都会这样。
他去寄信，数了步数，就说，这刚刚好的八十步每一步都走向心上人的身边。
有时候白天忙于教学，晚上写信，写完信摸着黑翻栅栏进邮局送信。
他迷茫的时候，他会向许广平征求意见，他有三个选择，问许广平该选哪个？
第一个：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
第二个：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无妨，也任别人唾骂。
第三个：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
许广平则回应鲁迅说：
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两人的书信，就是《两地书》。
后来两人在一起了，许广平对鲁迅也很照顾，鲁迅经常忙着写文章，一写就到深夜，许广平就给他煮一壶茶。
冬天冷，鲁迅写完，茶都冷得没法喝了，许广平就亲手给鲁迅缝了一个“茶壶帽子”。
鲁迅的笔很冷，可是在面对许广平的时候，他开始温暖起来。
他解剖人性时是深刻的，可是他在许广平面前，却变得“可爱”起来。
09
名声越大，敬仰他的人越来越多，可是谩骂和敌视也随之而来，鲁迅又开始“打笔仗”，很多他看不惯的人，看不惯的现象，他都要怼几句。
可是说到底，骂人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还会惹来一堆麻烦。
“三一八惨案”之后，他不断被通缉，四处流亡，从北京到广州，又到上海，漂泊不定。
1928年大病一场之后，他的身体，一直很弱，肺结核与肋膜炎一直纠缠着他，经常发烧、咳嗽，到1936年春天，鲁迅竟瘦得不到八十斤。
可是，遇到看不惯的，还是照样批评，而且用词极端，神色决绝。
《死》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去拜访一个朋友，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
一个上午，他们都在讨论死。
有朋友读了他的《死》后，对他说：“你写得太悲哀了。”
他说：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
他在文章里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原谅。”又在里面写了几条类似遗嘱的东西：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一生，对这人世，似乎都没抱大多的希望，他只是一直在努力，也想要唤醒一些东西。
他想让人看到自身的“病”，然后希望人们去治疗，去痊愈。
可直到今天，那些病还是病，有人压根就看不到，有人看到了却治不好。
10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
鲁迅走了，可是他的文字却影响着无数人，我想，但凡看过他文字的人，对于人性的麻木和灵魂的麻木，都不至于无动于衷。
毕竟，他创造的那些文字，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我们，不要去做任何“传统”的“奴隶”，也不要创造任何“奴隶”的“传统”。
他处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他呐喊，但他的呐喊不限于那个时代，至今我们读来，依旧令人震撼，因为他写的是“人”，是人，就会有共同的地方。
余华说：“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
诺贝尔奖作家莫言说：“倘若我能写出《阿Q正传》，我宁愿我所有的作品都不要了”。
同是诺奖得主的大江健三郎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点点”。
巴金说：“他的作品伟大，他的人格比作品还要伟大。”
但我最喜欢陈丹青说的，“鲁迅是我经常想念的作家”，感觉灵魂麻木的时候，不妨去找找鲁迅医生，他专治灵魂麻木。
文|不有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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