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开入华北平原，当年3月，占领了我国山东枣庄。
在侵略过程当中，日军对当地百姓进行了残忍的恐怖统治，希望以此来消灭中国人的反抗意识。
然而，他们的举动却起到了反作用：面对着家国沦陷，两位当地青年洪振海、王志胜毅然决定反抗，加入了人民抗日义勇队。
没人能想到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两人将缔造一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特殊部队——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具体指的是抗战时期鲁南军区的铁道游击大队。
这是一支诞生于敌后的抗日武装力量。
铁道游击大队创立之时，苏鲁地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大部队已经转移,只保留了一个小小的地下交通站，而这也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前身。
当时的日军在鲁南地区驻扎了上千人的部队，他们不但装备精良，还有数千伪军配合作战。
而反观铁道游击大队，从最初的六个人到正式建队以后的二十人，其最鼎盛时期，也才只有三百余人的规模，不过为日军的一个零头。
然而面对如此悬殊的差距，铁道游击队依然展开了顽强作战，极大了鼓舞了日占区军民士气。
由于人数较少的原因，铁道游击大队的很多任务都需要队长或者政委亲自带队执行。
从“铁道游击队”地建立到最后改编，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之中就先后换了两任队长和五位政委。
他们分别是：队长洪振海和刘金山，政委文立征、杜季伟、张洪义、孟政委（未留下姓名）、郑惕。
在这些人当中，除了杜季伟，郑惕和刘金山得以幸存以外，其余四位均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郑惕作为铁道游击队最后一任政委，他的任期是非常短暂的，从1944年正式接过前任衣钵到抗战结束以后铁道游击队改编，这期间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
但是从他的任内表现和之后的精彩一生当中，我们能看出一个老游击队员身上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党性。
1923年，郑惕出生于山东临沂，15岁的时候，便加入了革命军队，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16岁，郑惕又谎报年龄加入了共产党。
虽然年纪较小，但是在部队当中郑惕的表现十分优异，很快他就成为了鲁南军区的一名特派员，开始了地下情报活动。
1944年，在前任政委牺牲以后，正式成为铁道游击大队代政委。
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郑惕将军内心始终恪守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占便宜，不捞好处，不给政府和他人添麻烦。
在铁道游击队任政委期间，郑惕一直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此时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地下游击队的压力也小了不少，可是郑惕身上却永远都是那一身破旧的军装。
这身军装是多年前，郑惕受组织安排前往鲁南干部培训学校学习时发的。
在经过千里转战的风吹雨打之后，此时的这件军服已经破旧不堪，但郑惕一直没有舍得更换。
抗战后期，为了方便掩护，铁道游击队曾经在枣庄中兴开了一家煤矿。当时他们的条件实际上还算不错，在支援其他战场之外，甚至自身还能赚点钱。
然而郑惕并没有把这些钱用于改善自身和队员的生活条件，在听说全国各地党组织纸张和笔紧缺，郑惕二话不说将自己的所有办公用具上交，同时带领铁道游击队省吃俭用，为组织工作提供支援。
除了生活作风优良以外，郑惕还极其擅长基层工作，当时的日军为了干扰游击队行动，经常在临城附近村镇里大肆散布谣言，一会儿说某某某已经被日军杀害，一会儿说某某叛逃，搅得群众之中鸡犬不宁。
每次他们都会派遣几名汉奸，装扮成老百姓前往村镇里闲聊，以此来散布谣言。
群众们大都是淳朴的，面对这种谣言很容易信以为真。
游击队的建立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日军的举动很快取得了见效，甚至就连一些游击队员的亲属也信以为真，哭着找到组织讨要说法。
郑惕知道，这些谣言，传播的快，但是消散的也快，只要能够做出成绩，向群众证明游击队的实力与决心，便能够彻底挽回人民的信任。
经过多方探查，郑惕决定将目标放在临城外的一个日军据点上，这个据点紧贴着集市，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有几名日军到集市上撒泼，扰得附近人心惶惶。
在郑惕的安排之下，几名精明能干的游击队员带着枪，来到了集市附近的房屋顶，潜伏起来。
当天下午，四名日军再次前来集市，郑惕命令手下游击队员，每人盯住一个，一个手势示意，四名游击队员几乎同时开枪，集市上，四个日本兵同时倒地。
每一发子弹都正中头顶，没有造成任何平民死亡！其手法之精彩，执行之果断，即使现在看来依然难以置信。
郑惕接任铁道游击队政委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时，抗日战争已经到达了尾声，伴随着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全国各地也纷纷展开了对日军受降活动。
当时盘踞在峄县和临城的日军尚且有一千余人，而此地除了铁道游击队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军队，由谁来受降？怎么受降？成为了一个问题。
临城日军司令官在当地活动多年，自然也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因此居然起了私自撤回国内的打算。
按照当时日军的条件，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临城铁路交通十分发达，只要几天便能抵达青岛，只要到了海面上，中国军队就再也拿自己没辙了。
既然能够平安回国，那为什么要忍受屈辱向一支不足一百人的“铁道游击队”投降呢？
况且临城的日军装备精良，手上不但有八挺重机枪，上百挺轻机枪以外，还有两门山炮，如果执意要走，单单凭借游击队的那几杆枪是怎么也拦不住的。
而郑惕显然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日军战败以后，临城守军非但没有缴械地打算，甚至还收缩兵力，全部聚集于城中，这显然是逃跑的前奏。
此时的郑惕只有二十三岁，但已经拥有了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和大队长刘金山商量过后，两人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让这群日军就这么走了。
之后的几天，郑惕和几名队员迅速展开了对临城周围的铁路网线的调查，很快，他们便确定了日军的必经之地，那就是临城外几十公里的沙沟。
此时的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将一千名日军彻底困死在这里。
当年10月，待所有准备工作做完。临城的日军终于出动了，趁着夜色，一千号日军乘坐着一辆装甲列车，悄悄地离开了临城火车站。
此次撤退中，为了防范铁道游击队趁机搞破坏，车上的日军全副武装，列车外还架着几挺机枪。
然而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一路上居然畅通无阻，没有遭到任何骚扰。
当晚12点左右，列车到达了沙沟附近，忽然只听前面一声巨响，铁路居然被炸断了。
这枚炸弹安放得不可谓不巧妙，爆炸范围刚刚压在列车刹车距离以外，列车和车上的日军居然毫发无损，只是单单地截断了他们的路径。
眼见着撤退计划败露，日军司令官只得下令，返回临城再做其他打算。
可还没等列车再次启动，突然身后再次传来一声巨响。他们的退路也被炸断了！就这样，1000名日军彻底被困死在了列车里。
日军司令官到了此时仍不死心，借着列车掩护，他下令全员做好“玉碎”的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可不料，压根就没有人前来进攻。
此时正值深秋，气温已经逐渐冷了下来，再加之日军已经战败，列车上的日军逐渐陷入绝望之中。
列车的抛锚地点位于野外，附近全是茂密的山林，在敌我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又不敢轻易下车，只得老老实实地待在车厢里。
这样一连过去了三天以后，这些日军终于认清现实，向铁道游击队无条件投降，这起事件也被称之为“沙沟受降”，1000名装备精良的日军，向不到百人的游击队投降，这其中不单单有我军将士灵活多变的战术特点，更浓缩着指战员的智慧与抉择。
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战果，郑惕功不可没。
但沙沟受降这也是“铁道游击队”的最后一次高光时刻了，两个月以后，铁道大队接到了整编的命令。
这只奋斗在第一线的抗日游击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他们被编入鲁南铁路工委和华东野战军鲁南军区特务团，“铁道游击大队” 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政委郑惕也迎来了自己新的使命，那就是加入公安部队，在鲁南铁道管理局担任侦察科科长。
来到新的舞台以后，郑惕并没有懈怠，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对鲁南铁路的主导权进行了争夺，白色恐怖再次蔓延在山东大地。
鲁南所有的党政机关均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郑惕也陷入了绝境之中，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要找到我军大部队困难重重。
但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郑惕依然没有放弃。
他收拢了周遭的同志，临时组建了侦查小分队，带着这支部队一路向北，为了不给老百姓增加麻烦，这一路上，郑惕等人风餐露宿，即使再艰苦也没有主动寻求过任何帮助。
期间还多次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交火，经过多日的跋涉。最终他们找到了华野大部队，顺利汇合。
在听完郑惕等人的遭遇以后，华野负责人也是大受震撼，在他的建议下，郑惕留在华野，在许世友将军下的九纵担任第16团的政委，之后他还参与了解放自己家乡临沂的战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郑惕再次回到了公安部队，担任山东海防公安局副局长，后来当中央决定编写新中国公安军条令时，还曾经特意邀请郑惕前往北京配合工作。
抗美援朝爆发以后，郑惕随华东军区实习团前往朝鲜，在朝鲜战场上，我军干部严重缺乏，郑惕被志愿军第24军留任担任70师副师长，参与了整场朝鲜战争。
由于多年来的杰出贡献，在1955年新中国授勋仪式上，郑惕被授予上校军衔，再次回到了部队中任职第二炮兵科技部部长兼第二炮兵副参谋长。
在二炮任职期间，郑惕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协调管理科技部和后勤部，1982年，被提任为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
从昔日指挥“火车”的铁道游击队政委到指挥“火箭”的二炮司令员，郑惕的一生完成了神奇的转变。
在老将军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只是坚持，更是一种守候……
可惜的是，在2002年，这位一生都在为人民服务的老将军，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2002年9月14日，郑惕因病逝世于北京医院当中，享年79岁。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多年以后，昔日那个铁道游击大队已经再也不复存在，可每当这首经典的歌曲再次响起在我们耳边。
那支英勇善战，飞跃在铁路和蒸汽中的游击队，仿佛就在你我眼前。
他们的形象是如此鲜活动人，在那个民族最危机的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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