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旁部首的概念始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但直到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偏旁部首的概念仍然很淡漠。
唐以后，人们把部首称为偏旁，开始有了三点水，单立人，木字，火字旁等等称谓，开始有意识的把所谓的偏旁写的窄，短，小；在此后的漫长时期，受楷法，馆阁体和所谓规范字教学的影响，渐渐下意识的把行草书写为齐并，方正，均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始有部首偏旁之类分，但其要义关乎文字学，不被书家所重视。六朝以远的甲骨文，金文，简帛，隶书，摩崖，墓志无所谓偏旁部首之念，字的部件（以部件代替偏旁部首，在字的结构造型的表述上更为合理准确）大小，长短，宽窄，随形组合，“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姜夔《续书谱》），一派生机天然。
我们看二王以及晋以前的行草书结构造型，发现他们只考量字的左右两边部件的合理而恰适的组合，根本不以所谓偏旁部首的大小，长短，高低，宽窄为念而等当计较，并以此理念来组合成所谓规范的结构造型。
不以偏旁部首为框框，字的上下，左右的部件，是否随意，随形组合，是行草书结构与造型上的的古今之别。字的结构与造型要有古意，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技巧，手段。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说：
“夫欲学书之法，先干研墨，宁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
王羲之《书论》
“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杆，或下细若针芒......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
二王行草书的结构造型，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无缝对接。
偏旁部首，在二王书法结构与造型中的随意，随形组合，随处可见。本文仅以提手为例，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甚至举一反三十，例示二王在行草书结构与造型的古法技巧。以二王的行草书结构与造型法为参照，以本文的观察和辨析方法，就基本可以预想，通会绝大多数汉字的结构造型的技巧手段。
二王行草书的结构造型，其提手的长短，高低，宽窄，大小，以字的左右两边的上提下移，长短收放，相错相合的造型所需考量组合，绝不以所谓偏旁部首为念，影响其字的结构造型的变化。
揽 王羲之《兰亭序》
揽 王羲之《兰亭序》
排 王羲之《圣教序》
拨 王献之《淳化阁帖》选
持 王羲之《兴福寺碑》
携 王献之《淳化阁帖》选
控 王羲之《圣教序》
拙 王羲之《圣教序》
揭 王羲之《圣教序》
授 王献之《淳化阁帖》选
偏旁部首的知用，发端于唐代科举干禄字，盛行于明清馆阁体，泛滥于近当代所谓规范字教学。
自宋以来成熟并普及的印刷体，标准字的出现和固化，到现当代人自童蒙识字始，识读一色印刷体，学用无非标准字；无数的线上线下的教学班，以书法的名义，实质上在教人学习规范字，所有的字只有一种写法，字形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笔画分布均等匀称，不偏不倚。方正齐平的理念已经植根于现当代人的心脑。
“平方正直尘腐之魔胶固胸膈间”（明赵宧光《寒山帚谈》），写必计较等当偏正主次，此小彼大，此窄彼宽，形成先入为主的，下意识的，程式化的思维定势，沿袭简单死板，固定僵化的套路作字造型，是现当代行草书结构与造型简单老套，不能入古的通病。
元明以后，行草书造型已势成整平化，甚至套路化，与魏晋人已不可同日而语。
行草书造型的整平化，甚至套路化，直接的后果是，陈陈相因，因熟成俗，造成现当代人摹古则对古人结构造型的丰富变化熟视无睹，更谈不上心领神会；自运则更对本已有之的几分以死记硬背得来的临摹记忆，忘乎所以。久不临摹，则仍然会沿俗成习，故态复萌；甚至对着法帖临摹，仍然会把字形临的齐平方正。如此，想改变简单僵化套路，就很难以跳出其固有的书写惯性和思维惯性。
偏旁部首之念，对行草书的临摹和创作，害莫大焉。
破除偏旁部首的僵化思维，跳出偏旁部首的框框，改变齐平方正的结构造型套路，毫无疑问是当代书家的必修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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