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文军红救助站里的狗大多是土狗。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实习生 钟艺璇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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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红又快搬家了。她的1300只狗受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救助站将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
因为一只受伤的京巴，文军红迷上了“捡狗”。二十年间，她救下上千只流浪猫狗，成为重庆市知名的流浪动物救助人，创建了当地规模数一数二的个人流浪动物救助站。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军红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每天和狗生活在一起。爱犬人士说她是“流浪动物救星”，喊她“文菩萨”。
她曾因身上浓重的“狗味”被人打听职业。“清洁工。”文军红回答。因为在不理解的人眼中，她是偏激的，无异于“疯子”。
“它基金”理事长、央视主持人张越曾说，流浪动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两个选择。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神秘的“救助站”
依山而建的庆丰山村，高高低低的房子成了碧绿山体上的点缀物。不时有大货车从主路上疾驰而过，半米高的轮胎裹挟着巨大的噪音和黄土、小石块一路翻滚前行，所到之处，所有的声音都被它吞掉。
货车过后，村庄又陷入了安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和犬吠，还有村民们嬉笑和聊天声。
沿着山间公路一路向前，经过一片整齐的菜地，绕过一片竹林，再沿着螺旋向上的公路爬上两圈将近45度的斜坡，在俯瞰山脚的位置，一扇银灰色的大铁门就在公路边。
铁门之内，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出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十几米，有一栋形似梯形的砖房，墙体被粉刷成白色。顶上盖着灰色的彩钢板。
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还有动物身上特有的浓重腥味，穿透红砖和铁皮，扑面而来。
这就是被村民们多次投诉的地方，也是文军红和狗现在的住处——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盛的荒林里。虽然紧邻公路，但人少车少。离她最近的民房隔着好几百米，村民常坐的电三轮也不愿意上来。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这片荒地原来是两户农户的地。村里人还记得，两户人家搬到城里多年，山上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去年年中，文军红租下那片地，在山上铺路、盖了房子。
提到文军红和救助站，村民一脸迷惑。但说到“养狗的”、“狗场”，他们马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撇着嘴往山上指，“可臭了。”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一对夫妻说，冬天还可以忍受，到了夏天，好几百米外的山下就能闻见味儿。“顺着风就飘来了。”
今年9月，重庆雨水多，狗场自建的化粪池满了，粪水顺着山坡流下来。村民反映，当时粪水淌到了村间公路上，“那几天没人敢过去，太臭了。”
山上没有垃圾桶，救助站的垃圾每天都要焚烧处理。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除了异味，救助站的吵闹也让他们头疼。
一位村民说，狗每天半夜乱叫，他们虽然离狗场有一段距离，但还是被吵得睡不着觉。“一只狗叫，所有的一起叫。”村民说，他们曾在半夜被吓醒，有时候做梦也梦见被一群狗围着。
“尤其是住在山腰的，听得最清楚。” 12月10日，庆丰山村五组生产队吴队长说，“大概三四百人受影响。”
今年年初，村民们向村委会反映多次，甚至全村联名签字递到市里，要求狗场搬走。“附近的人差不多都签了字。”
狗场银灰色的大铁门常年锁着。除了一个在里面上班的老汉，没有村民进去过，更没见过文军红。他们在抱怨之余，也对铁门内的世界充满好奇，经常私下议论。有人说狗场里有两三百只狗，也有人猜测文军红来头不小，“她不给干部开门，势力有点大。”
1300只狗
12月11日，铁门打开，文军红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的身高不足一米六，穿着一双黑色雨靴，黑底花棉裤，砖红色的中式棉袄，外面罩一件保育员常穿的红白格子罩衫，胸前挂着一大串钥匙。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扇子。
铁门后面，到救助站还要经过两道门。一道是钢丝网门，门的一侧常年摆着一盆狗粮、一盆水和一盆鸡胸肉；再往下走几米是一扇朱红色的防盗门，门右侧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左侧是“动保联盟百城救助行动认证基地”。
每经过一道门，文军红都要用干瘦的手从胸前的钥匙串中扒拉出一把开锁，再迅速锁上。她解释，这样是为了防止狗跑出来被村民吃掉。
救助站是文军红自己设计的，结构像个迷宫。站在门口只能看到大厅和一片空地，走进去，每个岔路都有更深的区域。所有的房间都被狗笼占满，通常要摞两三层，小型犬两三只住在一起，大型犬一笼一只。
救助站的大厅也堆满狗笼子。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现在有1300只狗和几百只猫。”文军红说。还有被人从菜市场救下的七八只兔子、三四只大鹅和十几只鸡鸭。
猫狗把文军红的时间挤压得所剩无几。她雇了六个工人，帮她做清洁、喂饭，但还是忙不过来。工人们大多是四川人，和文军红一样吃住都在救助站。文军红给他们划好了区域，每人管两百多只狗。
他们在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午饭前要做完第一遍清洁。近千个狗笼，逐一把下面的托盘抽出来洗干净，再放回去。笼子里的狗屎也要抓出来扔在桶里集中处理。“每天的粪便就有20多桶。”一个工人说。清理完狗笼，还要拖地、消毒，洗近千个狗食盆，动作快的也要忙到中午一两点。
救助站的狗每天吃一顿，米饭拌碎肉和鸭肝。大厅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直径半米的电饭锅，工人们一锅一锅蒸米饭，一顿饭要喂六七个小时。
救助站的猫狗们最爱吃鸡胸肉。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每天吃几锅？数不清！”忙着给狗分饭的工人头也不抬，“500斤米，你说多吓人。”
狗粮是救助站的奢侈品，只有老弱病残和小奶狗才有资格吃。文军红怕营养不够，经常煮鸡胸肉、鸡蛋加在里面。奶狗吃的奶糕狗粮要用热水泡开，她每天煮两大锅汤，加一些从市场上捡来的烤鸭屁股。
最近几天，文军红忙着给室外的几只大狗搭避寒的棚子，没时间煮饭，只能喂狗粮。15公斤一包的狗粮，它们一天吃掉了近20袋。好心人捐赠来的几十箱益生菌饮料也在两天之内消耗光了。
一袋袋狗粮被倒进直径半米多的不锈钢盆里，一个工人用大铁勺把狗粮和饮料搅匀，装在白色的塑料水桶里。工人们用扁担提起两个桶，走到各自区域，像食堂阿姨一样，给每个狗笼的饭盆打饭。
“喂狗粮要省事得多。”一个工人说，但那顿饭仍忙活了四个多小时。
工人把狗粮倒在直径近半米的大盆里，1300只狗一顿要吃七八盆。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晚上十点多，忙碌了一天的工人要休息了。为了避寒，文军红用旧衣服把狗笼盖得严严实实，吃饱喝足的狗也安静下来。
文军红还不能睡，她要巡查病狗和奶狗的情况，准备第二天的饭食。12月16日凌晨一点多，两锅鸡胸肉还没煮熟，文军红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处理手机上的信息。她每天能收到近百条信息，都和狗有关。
从1到300
四十岁之前，文军红没养过狗，甚至有些怕狗，担心被咬。收养“文静”是一个意外。
“文静”是一只京巴。26年前遇到文军红时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一身长毛又脏又乱，一只眼球突在眼眶外，肚子垂下来，趴在地上低声呜咽。文军红看它可怜，抱去看病，治好后养在家里。
那时，文军红四十岁出头，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和父母、女儿住在重庆著名的景点解放碑附近。
“文静”很快成了全家的宠儿，它陪伴文家人19年，照片至今还挂在家里。它从不在屋子里拉尿，每天坐在门口等文军红下班，只要她走出电梯，“文静”就激动地摇尾巴。
文妈妈每天抱着它，即使后来生病糊涂到分不清狗头和屁股，也要把它抱在怀里，唤它“小静、小静”。“文静”有灵性，文妈妈病重期间，它每天趴在床边守着她。
大概是被动物的真诚和温暖打动，文军红开始频繁往家里捡狗。有时候间隔不过一两个月，就领回一只新的小狗。这些狗大多是被遗弃的土狗，被发现时夹着尾巴、又脏又瘦，有的还带着伤病，无助地躲在角落。
小狗“灰灰”曾经是肿瘤患者，现在已经痊愈。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她根据狗身上的特征取名字，有“小白”、“大白”、“花花”，但都随她姓文。后来狗越来越多，她开始想一些略显奇怪的名字，比如“大小白”、“大小花”、“白冬瓜”。现在，新来的狗只能用数字代替名字。
起初，父亲笑她是“救狗英雄”，默许她捡狗。捡回第六只狗时，吵闹声引起了邻居的反对，父亲开始提意见了。
捡狗行动由“地上”转移到“地下”。她在家附近的电力学校宿舍租了一套四十几平米的房子安置它们。“至少不用看着它们挨饿受冻。”文军红说。
时间长了，她对路边的猫狗更敏感了。她能迅速发现路边猫狗的身影，也能轻易分辨出奶猫、奶狗的叫声。女儿说她，你的眼睛、耳朵就是为猫狗生的。
此后十多年，她捡回了一百多只流浪狗。电力宿舍的一整层都被她租下养狗。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时常骗他们说出差，实际上是留在出租屋照顾猫狗。
文军红说，她曾经很享受那种状态：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毛孩子，她也舍得给它们花钱，“我的狗最爱吃蛋糕和鸡腿。”猫狗也喜欢她，每天围着她转。那段时期，她对救狗充满了热情。
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
2014年前后，文军红偶然认识了一个做救助的婆婆，在她的建议下，带着一百多只狗搬到了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那里空气清新，被称为重庆的“肺叶”。文军红租了个院子养狗，和婆婆做邻居。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生活就是从那一年逐渐走向失控的。
婆婆因病要回老家半年，托文军红照顾她的160多只狗。文军红说，半年之后，婆婆没回来，手机号变成了空号。文军红被动接下了“包袱”。
拥有300多只狗，文军红在南山很快出名了，成了救助的“圈里人”。她始终不承认这个身份。她认为，自己只是喜欢狗，并不想混“圈子”。
但她还是被动“入圈”了。“圈里人”私下交流不多，但信息互通。“比如救下一批狗，一打听就知道去了谁家；有时候自己收不了，也会给发现人介绍其他救助站。”一个“圈里人”介绍。“发现人”是指第一个发现流浪动物的人。
从那段时间开始，文军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起初，她对救狗充满热情和期待，后来，把狗留下只是想给它们一条生路。
刚刚痊愈的几只小狗回到救助站。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今年12月9日，一个年轻的女孩联系文军红。她在路边捡到一只哈士奇，狗很瘦，穿着红色的连帽衫，戴着牵引背带。它的尾巴秃了，屁股下面长了一颗苹果大小的鼓包，走了两步就嗷嗷叫着摊在地上。文军红不得不收下，带它看病，安排它住进了救助站的大狗笼里。
爱心人士每次从屠宰场或拦车救下的狗无处可去，就联系文军红。这些狗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只能每家拿一点，分开救助。
去年12月，有爱心人士从江津一家屠宰场救下400多只狗，文军红接下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也有40多只。
“做流浪动物救助，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此前，一个全国知名的救助人曾对媒体说。
文军红不再主动捡狗了。救助站的笼子越摞越多，她的钱也快花完了。据媒体报道，2017年，她已经在外面借了很多外债，抵押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几只大型犬住在简易笼子里，最近文军红正忙着给它们搭新笼子。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统一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政策，各地处理方式不同，管辖部门也不同。有些是归公安部门管，有些由农业部门或城管部门管理。”12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创始人、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秦肖娜告诉新京报记者。
文军红有去了解过，重庆的流浪动物是由公安机关管理，收容在留检所。文军红猜测，可能是收容能力有限，因为公安机关抓捕的流浪猫狗偶尔也会送到她的救助站。
文军红提供的回执显示，今年1月26日，一只大型犬尾随行人，被重庆市渝北区分局的民警控制住，送到文军红的救助站；4天之后，九龙坡区分局也给文军红送去一只流浪狗。小狗的主人搬家时没有带走它。
派出所偶尔也会往救助站送狗。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在南山的四年半，狗的数量翻了三倍，有将近900只。搬到庆丰山村之后，大半年内又增长了400多只。
“动物救星”和“狗疯子”
在庆丰山村村民的印象中，文军红神秘又强势。去年底她刚来不久，救助站就因噪音和异味被村民举报了。庆丰山村前村支书杨书记记得，村、镇的干部轮番上去找她谈话，起初她态度很好，还给村里写了承诺书，答应一年内搬走。
后来，干部们去的次数多了，文军红就烦了。“今年五六月份，我亲自上去，她门都不开，面都见不到。”庆丰山村村民委员会谢主任说。杨书记因说话时措辞不当，激怒了文军红，被她狠狠教育了一顿。
“他们吓唬说要放我的狗，我说你敢放狗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文军红说。
但和文军红相识十几年的张英却说，文军红其实是个性子软弱的人。
“每次她遭欺负，都是我们帮她说话。”张英说，之前有人给文军红送去40只狗，不仅没给钱，还在救助群里诋毁她。文军红不愿吵架，张英出手在群里帮她讨公道；还有人说文军红卖狗肉，救狗是为了骗钱，张英回怼他们：“狗你拉走，这个钱你去赚。”
张英从1997年开始做救助，最多时捡了一百多只狗。但家里养不下后就不捡了，现在家里有67只狗。有人喊她救狗，她不去，后来干脆长期关机。偶尔接到救助的电话，一听要救狗，她马上挂电话。还警告对方：不要把我的电话到处给。
但文军红做不到。只要有狗要救，她就马上赶过去，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花钱包车去很远的地方。
“她对狗是真的好，但也有点疯狂。”一个工人评价文军红。
68岁的她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守着一只生病的狗；她经常每天吃一顿饭，体重只有70多斤。但小狗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鸭肝。“我们这的大狗都比她重。”工人说。她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给狗治病动辄成千上万的医药费，文军红掏钱一点都不含糊。
文军红的手上布满狗咬的伤痕和干裂的伤口。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全心全意”、“大爱无私”、“爱到骨子里”。“日善群”里的爱狗人士这样描述文军红，还有人称她“文菩萨”，说她是“动物救星”。
文军红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但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一面。最近一段时间，救助站要改建，又有十几只新来的小狗，她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有两三次，她带工人打疫苗，从家门口路过也没进去。
“你老了还不是要女儿养你，难道要狗崽子管你？”工人劝她多关心女儿，他们不理解，怎么狗比人还重要？文军红脸上的表情复杂，“还有几只小奶狗没喂。”
不理解她的人不在少数。文军红经常能收到侮辱、谩骂她的电话或信息。12月12日，有人在微信上说她是“拜狗邪教”，是狗疯子，“我不在乎，我没做错。” 文军红语气坚定。但当天告别的时候，她还是悄悄问记者：“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
救还是不救？
最近几年，文军红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
她没有能力照顾更多的狗了。救助站的花销像个无底洞。她只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女儿资助她5000元，还能收到两三千元的捐助，但仍抵不上每月近8万元的开销。这些年，文军红把所有的存款都投进去，卖了房，最困难时，她卖掉了母亲留下的黄金，花光了女儿辛苦攒下准备买车的钱。她经常梦见狗没饭吃，饿得皮包骨头。
文军红和工人给狗准备吃的，它们一天要吃500斤米。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她也不忍心拒绝。别人不收，她也不收，狗就会死掉。
在张英看来，文军红应该就此打住。但她爱狗，又不懂得拒绝，被人捏住了死穴，把更多的狗推到她面前。
今年9月前后，一些人在公路上拦下一辆运狗车，救下了160多只狗，找救助人接狗。没有人愿意收，他们找到文军红。
救助站装不下，他们提出帮她再租一间房子放更多的狗。“他们说主要你对狗好，我们相信你。”
文军红说你们年轻，也可以像我一样租间房子把狗养起来。他们马上说不行，做不来，就是觉得狗儿可怜才去拦车的。
“救下来没人接，还不是等死？不是更可怜？”文军红说，“这就是逼着我收。”
文军红以前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知道救狗的人是好心。“但现在要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救助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精神、经济都支撑不住。” 所幸，那160多只狗后来被别人接下了。不然到最后，文军红还是会收下它们。
还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自家的宠物狗送来，有些是病狗，有些是健康的。“他们说，你做救助的都不要，我就把狗扔了。”文军红说。
“要是我就不收，”张英一挥手，“是他的狗，要扔就扔。”
张英经常反问那些让她救狗的人，你家里有几只狗？你为什么不养？在她看来，有些人对动物只是一腔热血，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但背后的麻烦都扔给救助人。
“如果他们确实没条件养，可以认领，我帮你养着，你每月给它们交生活费。”张英说，“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为狗付出。”
文军红也认可张英的说法，她有时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爱心被人利用。但看到猫狗，她就“糊涂”了。12月18日傍晚，工人接回两只大型犬，一只黑的，一只花的，它们很凶，工人都不敢摸。
“狗狗好可怜，被人拴在高速路边了。”文军红心疼坏了。她把狗笼子抬回屋里，又跑前跑后，忙着给它们带脖圈、喂饭。“还有十几只喊我们下周去救。”她和工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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