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虎和藏獒的区别(救还是不救)(1)

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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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红救助站里的狗大多是土狗。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实习生 钟艺璇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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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红又快搬家了。她的1300只狗受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救助站将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

因为一只受伤的京巴,文军红迷上了“捡狗”。二十年间,她救下上千只流浪猫狗,成为重庆市知名的流浪动物救助人,创建了当地规模数一数二的个人流浪动物救助站。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军红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每天和狗生活在一起。爱犬人士说她是“流浪动物救星”,喊她“文菩萨”。

她曾因身上浓重的“狗味”被人打听职业。“清洁工。”文军红回答。因为在不理解的人眼中,她是偏激的,无异于“疯子”。

“它基金”理事长、央视主持人张越曾说,流浪动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两个选择。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神秘的“救助站”

依山而建的庆丰山村,高高低低的房子成了碧绿山体上的点缀物。不时有大货车从主路上疾驰而过,半米高的轮胎裹挟着巨大的噪音和黄土、小石块一路翻滚前行,所到之处,所有的声音都被它吞掉。

货车过后,村庄又陷入了安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和犬吠,还有村民们嬉笑和聊天声。

沿着山间公路一路向前,经过一片整齐的菜地,绕过一片竹林,再沿着螺旋向上的公路爬上两圈将近45度的斜坡,在俯瞰山脚的位置,一扇银灰色的大铁门就在公路边。

铁门之内,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出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十几米,有一栋形似梯形的砖房,墙体被粉刷成白色。顶上盖着灰色的彩钢板。

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还有动物身上特有的浓重腥味,穿透红砖和铁皮,扑面而来。

这就是被村民们多次投诉的地方,也是文军红和狗现在的住处——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盛的荒林里。虽然紧邻公路,但人少车少。离她最近的民房隔着好几百米,村民常坐的电三轮也不愿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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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这片荒地原来是两户农户的地。村里人还记得,两户人家搬到城里多年,山上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去年年中,文军红租下那片地,在山上铺路、盖了房子。

提到文军红和救助站,村民一脸迷惑。但说到“养狗的”、“狗场”,他们马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撇着嘴往山上指,“可臭了。”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一对夫妻说,冬天还可以忍受,到了夏天,好几百米外的山下就能闻见味儿。“顺着风就飘来了。”

今年9月,重庆雨水多,狗场自建的化粪池满了,粪水顺着山坡流下来。村民反映,当时粪水淌到了村间公路上,“那几天没人敢过去,太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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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没有垃圾桶,救助站的垃圾每天都要焚烧处理。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除了异味,救助站的吵闹也让他们头疼。

一位村民说,狗每天半夜乱叫,他们虽然离狗场有一段距离,但还是被吵得睡不着觉。“一只狗叫,所有的一起叫。”村民说,他们曾在半夜被吓醒,有时候做梦也梦见被一群狗围着。

“尤其是住在山腰的,听得最清楚。” 12月10日,庆丰山村五组生产队吴队长说,“大概三四百人受影响。”

今年年初,村民们向村委会反映多次,甚至全村联名签字递到市里,要求狗场搬走。“附近的人差不多都签了字。”

狗场银灰色的大铁门常年锁着。除了一个在里面上班的老汉,没有村民进去过,更没见过文军红。他们在抱怨之余,也对铁门内的世界充满好奇,经常私下议论。有人说狗场里有两三百只狗,也有人猜测文军红来头不小,“她不给干部开门,势力有点大。”

1300只狗

12月11日,铁门打开,文军红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的身高不足一米六,穿着一双黑色雨靴,黑底花棉裤,砖红色的中式棉袄,外面罩一件保育员常穿的红白格子罩衫,胸前挂着一大串钥匙。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扇子。

铁门后面,到救助站还要经过两道门。一道是钢丝网门,门的一侧常年摆着一盆狗粮、一盆水和一盆鸡胸肉;再往下走几米是一扇朱红色的防盗门,门右侧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左侧是“动保联盟百城救助行动认证基地”。

每经过一道门,文军红都要用干瘦的手从胸前的钥匙串中扒拉出一把开锁,再迅速锁上。她解释,这样是为了防止狗跑出来被村民吃掉。

救助站是文军红自己设计的,结构像个迷宫。站在门口只能看到大厅和一片空地,走进去,每个岔路都有更深的区域。所有的房间都被狗笼占满,通常要摞两三层,小型犬两三只住在一起,大型犬一笼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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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的大厅也堆满狗笼子。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现在有1300只狗和几百只猫。”文军红说。还有被人从菜市场救下的七八只兔子、三四只大鹅和十几只鸡鸭。

猫狗把文军红的时间挤压得所剩无几。她雇了六个工人,帮她做清洁、喂饭,但还是忙不过来。工人们大多是四川人,和文军红一样吃住都在救助站。文军红给他们划好了区域,每人管两百多只狗。

他们在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午饭前要做完第一遍清洁。近千个狗笼,逐一把下面的托盘抽出来洗干净,再放回去。笼子里的狗屎也要抓出来扔在桶里集中处理。“每天的粪便就有20多桶。”一个工人说。清理完狗笼,还要拖地、消毒,洗近千个狗食盆,动作快的也要忙到中午一两点。

救助站的狗每天吃一顿,米饭拌碎肉和鸭肝。大厅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直径半米的电饭锅,工人们一锅一锅蒸米饭,一顿饭要喂六七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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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的猫狗们最爱吃鸡胸肉。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每天吃几锅?数不清!”忙着给狗分饭的工人头也不抬,“500斤米,你说多吓人。”

狗粮是救助站的奢侈品,只有老弱病残和小奶狗才有资格吃。文军红怕营养不够,经常煮鸡胸肉、鸡蛋加在里面。奶狗吃的奶糕狗粮要用热水泡开,她每天煮两大锅汤,加一些从市场上捡来的烤鸭屁股。

最近几天,文军红忙着给室外的几只大狗搭避寒的棚子,没时间煮饭,只能喂狗粮。15公斤一包的狗粮,它们一天吃掉了近20袋。好心人捐赠来的几十箱益生菌饮料也在两天之内消耗光了。

一袋袋狗粮被倒进直径半米多的不锈钢盆里,一个工人用大铁勺把狗粮和饮料搅匀,装在白色的塑料水桶里。工人们用扁担提起两个桶,走到各自区域,像食堂阿姨一样,给每个狗笼的饭盆打饭。

“喂狗粮要省事得多。”一个工人说,但那顿饭仍忙活了四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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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把狗粮倒在直径近半米的大盆里,1300只狗一顿要吃七八盆。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晚上十点多,忙碌了一天的工人要休息了。为了避寒,文军红用旧衣服把狗笼盖得严严实实,吃饱喝足的狗也安静下来。

文军红还不能睡,她要巡查病狗和奶狗的情况,准备第二天的饭食。12月16日凌晨一点多,两锅鸡胸肉还没煮熟,文军红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处理手机上的信息。她每天能收到近百条信息,都和狗有关。

从1到300

四十岁之前,文军红没养过狗,甚至有些怕狗,担心被咬。收养“文静”是一个意外。

“文静”是一只京巴。26年前遇到文军红时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一身长毛又脏又乱,一只眼球突在眼眶外,肚子垂下来,趴在地上低声呜咽。文军红看它可怜,抱去看病,治好后养在家里。

那时,文军红四十岁出头,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和父母、女儿住在重庆著名的景点解放碑附近。

“文静”很快成了全家的宠儿,它陪伴文家人19年,照片至今还挂在家里。它从不在屋子里拉尿,每天坐在门口等文军红下班,只要她走出电梯,“文静”就激动地摇尾巴。

文妈妈每天抱着它,即使后来生病糊涂到分不清狗头和屁股,也要把它抱在怀里,唤它“小静、小静”。“文静”有灵性,文妈妈病重期间,它每天趴在床边守着她。

大概是被动物的真诚和温暖打动,文军红开始频繁往家里捡狗。有时候间隔不过一两个月,就领回一只新的小狗。这些狗大多是被遗弃的土狗,被发现时夹着尾巴、又脏又瘦,有的还带着伤病,无助地躲在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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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灰灰”曾经是肿瘤患者,现在已经痊愈。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她根据狗身上的特征取名字,有“小白”、“大白”、“花花”,但都随她姓文。后来狗越来越多,她开始想一些略显奇怪的名字,比如“大小白”、“大小花”、“白冬瓜”。现在,新来的狗只能用数字代替名字。

起初,父亲笑她是“救狗英雄”,默许她捡狗。捡回第六只狗时,吵闹声引起了邻居的反对,父亲开始提意见了。

捡狗行动由“地上”转移到“地下”。她在家附近的电力学校宿舍租了一套四十几平米的房子安置它们。“至少不用看着它们挨饿受冻。”文军红说。

时间长了,她对路边的猫狗更敏感了。她能迅速发现路边猫狗的身影,也能轻易分辨出奶猫、奶狗的叫声。女儿说她,你的眼睛、耳朵就是为猫狗生的。

此后十多年,她捡回了一百多只流浪狗。电力宿舍的一整层都被她租下养狗。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时常骗他们说出差,实际上是留在出租屋照顾猫狗。

文军红说,她曾经很享受那种状态: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毛孩子,她也舍得给它们花钱,“我的狗最爱吃蛋糕和鸡腿。”猫狗也喜欢她,每天围着她转。那段时期,她对救狗充满了热情。

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

2014年前后,文军红偶然认识了一个做救助的婆婆,在她的建议下,带着一百多只狗搬到了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那里空气清新,被称为重庆的“肺叶”。文军红租了个院子养狗,和婆婆做邻居。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生活就是从那一年逐渐走向失控的。

婆婆因病要回老家半年,托文军红照顾她的160多只狗。文军红说,半年之后,婆婆没回来,手机号变成了空号。文军红被动接下了“包袱”。

拥有300多只狗,文军红在南山很快出名了,成了救助的“圈里人”。她始终不承认这个身份。她认为,自己只是喜欢狗,并不想混“圈子”。

但她还是被动“入圈”了。“圈里人”私下交流不多,但信息互通。“比如救下一批狗,一打听就知道去了谁家;有时候自己收不了,也会给发现人介绍其他救助站。”一个“圈里人”介绍。“发现人”是指第一个发现流浪动物的人。

从那段时间开始,文军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起初,她对救狗充满热情和期待,后来,把狗留下只是想给它们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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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痊愈的几只小狗回到救助站。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今年12月9日,一个年轻的女孩联系文军红。她在路边捡到一只哈士奇,狗很瘦,穿着红色的连帽衫,戴着牵引背带。它的尾巴秃了,屁股下面长了一颗苹果大小的鼓包,走了两步就嗷嗷叫着摊在地上。文军红不得不收下,带它看病,安排它住进了救助站的大狗笼里。

爱心人士每次从屠宰场或拦车救下的狗无处可去,就联系文军红。这些狗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只能每家拿一点,分开救助。

去年12月,有爱心人士从江津一家屠宰场救下400多只狗,文军红接下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也有40多只。

“做流浪动物救助,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此前,一个全国知名的救助人曾对媒体说。

文军红不再主动捡狗了。救助站的笼子越摞越多,她的钱也快花完了。据媒体报道,2017年,她已经在外面借了很多外债,抵押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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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只大型犬住在简易笼子里,最近文军红正忙着给它们搭新笼子。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统一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政策,各地处理方式不同,管辖部门也不同。有些是归公安部门管,有些由农业部门或城管部门管理。”12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创始人、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秦肖娜告诉新京报记者。

文军红有去了解过,重庆的流浪动物是由公安机关管理,收容在留检所。文军红猜测,可能是收容能力有限,因为公安机关抓捕的流浪猫狗偶尔也会送到她的救助站。

文军红提供的回执显示,今年1月26日,一只大型犬尾随行人,被重庆市渝北区分局的民警控制住,送到文军红的救助站;4天之后,九龙坡区分局也给文军红送去一只流浪狗。小狗的主人搬家时没有带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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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偶尔也会往救助站送狗。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在南山的四年半,狗的数量翻了三倍,有将近900只。搬到庆丰山村之后,大半年内又增长了400多只。

“动物救星”和“狗疯子”

在庆丰山村村民的印象中,文军红神秘又强势。去年底她刚来不久,救助站就因噪音和异味被村民举报了。庆丰山村前村支书杨书记记得,村、镇的干部轮番上去找她谈话,起初她态度很好,还给村里写了承诺书,答应一年内搬走。

后来,干部们去的次数多了,文军红就烦了。“今年五六月份,我亲自上去,她门都不开,面都见不到。”庆丰山村村民委员会谢主任说。杨书记因说话时措辞不当,激怒了文军红,被她狠狠教育了一顿。

“他们吓唬说要放我的狗,我说你敢放狗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文军红说。

但和文军红相识十几年的张英却说,文军红其实是个性子软弱的人。

“每次她遭欺负,都是我们帮她说话。”张英说,之前有人给文军红送去40只狗,不仅没给钱,还在救助群里诋毁她。文军红不愿吵架,张英出手在群里帮她讨公道;还有人说文军红卖狗肉,救狗是为了骗钱,张英回怼他们:“狗你拉走,这个钱你去赚。”

张英从1997年开始做救助,最多时捡了一百多只狗。但家里养不下后就不捡了,现在家里有67只狗。有人喊她救狗,她不去,后来干脆长期关机。偶尔接到救助的电话,一听要救狗,她马上挂电话。还警告对方:不要把我的电话到处给。

但文军红做不到。只要有狗要救,她就马上赶过去,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花钱包车去很远的地方。

“她对狗是真的好,但也有点疯狂。”一个工人评价文军红。

68岁的她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守着一只生病的狗;她经常每天吃一顿饭,体重只有70多斤。但小狗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鸭肝。“我们这的大狗都比她重。”工人说。她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给狗治病动辄成千上万的医药费,文军红掏钱一点都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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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红的手上布满狗咬的伤痕和干裂的伤口。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全心全意”、“大爱无私”、“爱到骨子里”。“日善群”里的爱狗人士这样描述文军红,还有人称她“文菩萨”,说她是“动物救星”。

文军红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但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一面。最近一段时间,救助站要改建,又有十几只新来的小狗,她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有两三次,她带工人打疫苗,从家门口路过也没进去。

“你老了还不是要女儿养你,难道要狗崽子管你?”工人劝她多关心女儿,他们不理解,怎么狗比人还重要?文军红脸上的表情复杂,“还有几只小奶狗没喂。”

不理解她的人不在少数。文军红经常能收到侮辱、谩骂她的电话或信息。12月12日,有人在微信上说她是“拜狗邪教”,是狗疯子,“我不在乎,我没做错。” 文军红语气坚定。但当天告别的时候,她还是悄悄问记者:“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

救还是不救?

最近几年,文军红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

她没有能力照顾更多的狗了。救助站的花销像个无底洞。她只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女儿资助她5000元,还能收到两三千元的捐助,但仍抵不上每月近8万元的开销。这些年,文军红把所有的存款都投进去,卖了房,最困难时,她卖掉了母亲留下的黄金,花光了女儿辛苦攒下准备买车的钱。她经常梦见狗没饭吃,饿得皮包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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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红和工人给狗准备吃的,它们一天要吃500斤米。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她也不忍心拒绝。别人不收,她也不收,狗就会死掉。

在张英看来,文军红应该就此打住。但她爱狗,又不懂得拒绝,被人捏住了死穴,把更多的狗推到她面前。

今年9月前后,一些人在公路上拦下一辆运狗车,救下了160多只狗,找救助人接狗。没有人愿意收,他们找到文军红。

救助站装不下,他们提出帮她再租一间房子放更多的狗。“他们说主要你对狗好,我们相信你。”

文军红说你们年轻,也可以像我一样租间房子把狗养起来。他们马上说不行,做不来,就是觉得狗儿可怜才去拦车的。

“救下来没人接,还不是等死?不是更可怜?”文军红说,“这就是逼着我收。”

文军红以前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知道救狗的人是好心。“但现在要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救助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精神、经济都支撑不住。” 所幸,那160多只狗后来被别人接下了。不然到最后,文军红还是会收下它们。

还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自家的宠物狗送来,有些是病狗,有些是健康的。“他们说,你做救助的都不要,我就把狗扔了。”文军红说。

“要是我就不收,”张英一挥手,“是他的狗,要扔就扔。”

张英经常反问那些让她救狗的人,你家里有几只狗?你为什么不养?在她看来,有些人对动物只是一腔热血,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但背后的麻烦都扔给救助人。

“如果他们确实没条件养,可以认领,我帮你养着,你每月给它们交生活费。”张英说,“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为狗付出。”

文军红也认可张英的说法,她有时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爱心被人利用。但看到猫狗,她就“糊涂”了。12月18日傍晚,工人接回两只大型犬,一只黑的,一只花的,它们很凶,工人都不敢摸。

“狗狗好可怜,被人拴在高速路边了。”文军红心疼坏了。她把狗笼子抬回屋里,又跑前跑后,忙着给它们带脖圈、喂饭。“还有十几只喊我们下周去救。”她和工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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