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中叶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先民以“蕃客”的身份留居长安及东南沿海地区，建立清真寺，形成围寺而居的“蕃坊”，很多人仰慕和学习中华文化，其中就有考取进士者。
元代为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时期，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加速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明清以后的伊斯兰教实现了中国化、本土化，逐渐成为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数人的信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穆斯林主动学习中华文化，自觉调整伊斯兰教中与中国社会、文化不相适应的内容，通过“以儒诠经”运动，开展经堂教育，改革宗教制度，融入中华礼俗和地方民族特色，在融合传统建筑样式的基础上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民族化、本土化和中国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机组织部分。
中国文化的包容、政府的积极引导和穆斯林积极主动学习主流文化，是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因素。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中国穆斯林形成了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坚持“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将热爱自己的祖国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以爱国为信仰中的坚守，视爱国为穆斯林的担当和责任，正确处理信仰真主与忠于国家的关系，强调“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
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中，中国穆斯林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光辉篇章。
坚持“国法大于教法”，自觉摈弃、有选择地解释一些不合乎中国国情的教义教规，服从执政者。坚持“中道”思想，主张团结，广泛分布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在与各民族的长期交流交往中和谐相处、守望相助。
当然，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并不自由，教派冲突时有发生，封建宗教特权存在，使我国伊斯兰教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伊斯兰教问题和伊斯兰教工作。在长征时期，为了团结信教群众，中共中央明确制订了“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等规定。
在陕甘宁边区制定的宪法性文件中，强调充分尊重回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要，在边区还修建了一些清真寺。
1940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修建落成的延安清真寺题词。1941年，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对伊斯兰教的形成、教义以及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门宦制度、教派之争及其实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阐述，同时宣传了我党解决伊斯兰教和回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我党系统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第一个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充分考虑到我国伊斯兰教的民族性特点，强调对其宗教信仰的尊重就是对这个民族的尊重，必须实行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防止伤害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
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废除了伊斯兰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使伊斯兰教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广大伊斯兰教界人士成为统一战线重要力量，中国伊斯兰教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全面贯彻落实，穆斯林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得到充分保障。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爱国宗教团体建设得到加强，各级伊协组织积极学习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伊斯兰教界和穆斯林群众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凝聚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爱国宗教人士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建立了10所伊斯兰教院校培养伊斯兰教人才，广大宗教界人士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在扶危济困、抗震救灾、助学助老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基础上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增进了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近年来，面对“三股势力”宣扬极端思想和暴力恐怖活动，中国伊斯兰教界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并在党和政府支持下，积极开展“解经”工作，批驳宗教极端思想，有针对性地帮助穆斯林群众解疑释惑，树立正信，坚守中道，远离极端，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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