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与女儿洪晃
杨昌济盛赞毛主席，将他引荐给了章士钊1963年年初，毛主席和他的英语老师章含之一起散步，走着走着主席突然问章含之：“行老有没有给你说过，我还欠了他一笔钱没还呢？”
毛主席所说的这位“行老”，就是民国著名学者章士钊，章士钊字“行严”，大家都尊称他为“行老”，而章含之正是章士钊的女儿。
章含之还以为主席在开玩笑，便说：“我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件事，但主席放心，要是主席欠债，父亲一定是不会催的。”
毛主席的表情严肃，并不像开玩笑，他说：“行老应该已经忘了，这笔债我也是看到你才想起来的。其实早该还了。”
主席认真地给章含之讲了这笔债的由来：
那是1919年12月，杨昌济先生在北京养病，毛主席前去看望他时，杨昌济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向他推荐了毛主席和蔡和森。在这封信中杨昌济盛赞自己的这两位学生：“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不久后杨昌济就病逝了。
当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建党事宜，毛主席为了组织活动和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巨大的钱，于是他就去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欣然答应，他发动社会各界人士捐款，一次就筹集到了两万银元，并把它们全部给了毛主席。
主席说，这笔钱对于当时的共产党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不仅让一批同志去了欧洲，还让他有了在湖南革命的经费。
“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天开始，我要还他的债了，一年还2000块，十年还完。”
章含之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听后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想不到主席还能记得。
几天之后章士钊真的收到了第一笔2000元，还被告知以后每年春节他都会收到2000。章士钊不安了，他请女儿转告主席，这笔钱他不能收，当年的2万银元也不是他个人出的，而是募集来了。
章含之把父亲的意思告诉给了主席，主席却说章含之不懂他的意思：“你以为我真的是还债吗？他对我们的帮助岂是用钱能偿还的？我这是想给他一点生活补助，我知道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要是说是补助，他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
主席顿了顿，接着说道：“你回去告诉行老，就说我毛泽东说了，欠的钱一定是要还的。这个钱不是政府出，是从我的稿酬里拿出来的，让他务必收下！”
就这样，主席每年给章士钊送钱，直到1972年，章士钊怎么也不肯收了，他说已经还够10年了。主席听后对章含之笑道：
“你回去告诉行老，过去10年还的是本金，今年开始还利息，只要行老还健在，这利息就要一直还下去。”
主席语重心长地对章含之说：“等到行老不在了，这钱就停了。你们要靠自己，不能靠行老的遗产。”
毛主席对章含之说：你来当我的英语老师好不好？196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70岁生日，这一天主席在自己的住所摆了两桌饭，除了自己的亲人外，还邀请了4位湖南同乡。这四个人是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叶恭绰。主席告诉他们，可以每人带一个自己的子女来赴宴。
王季范带来的是孙女王海容，章士钊带的是女儿章含之。
这是章含之第一次正式与主席会面，此前她虽然也在一些大型宴会上见过主席，但只是远远地看着。
席上，主席问起了章含之的情况，章含之说自己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老师，主席夸她年纪轻轻就当了老师，很不错。章含之怎么也想不到，主席话锋一转竟然说：“你来当我的英语老师，好不好？”
年轻时的章含之
章含之也不知道主席是不是在开玩笑，连忙推辞说自己的英语水平不高，怕教不了。主席却说：“我的英文水平很低，你怕什么？”
几天之后，主席的秘书林克真的打来了电话：“主席在前几天和你说好了，让你帮助他学英语，明天你就来报到吧。”
章士钊也鼓励女儿：“毛主席是很随和的，你放心去。去的时候把这套《智囊》给主席捎去。”就这样，年轻的章含之成了毛主席口中的“章老师”。
毛主席对章含之有着父辈般的关怀，他常常会在学完英语后叫章含之和自己一起吃饭，对她教导提携，指点迷津，那些悉心的教导让章含之对主席常含感激。
毛主席批评章含之：你没出息，为什么不敢解放自己？1970年，主席通过章含之给自己的信看出了她能写会道，思路清晰，认为她可以到外交部工作，当发言人，所以便点名让她去外交部工作，当新中国的第一批女外交家。
章含之晚年回忆说：“我一生虽然能见到主席的机会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当然，主席对章含之这个后辈的关心还不只是工作上的，还有生活上的。
1972年是中国外交事业继续推进的一年，这一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那一天听了汇报后，主席非常高兴，给大家讲了很多历史故事，说着说着主席就说到了章含之。
“我的章老师，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章含之知道主席爱和他们这些晚辈开玩笑，便笑嘻嘻地回答说：“我愿意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确实没出息。”
没想到毛主席却很严肃：“我说你没出息是因为你好面子，自己不肯解放自己！你男人已经和别人好了，你怎么还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段婚姻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不肯解放自己？”
当时周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廖承志、乔冠华等领导都在场，在这种情况下主席突然说起了章含之的个人问题，而且它对章含之来说还是一段伤痕，章含之方寸大乱，不禁流出了眼泪：“主席别说了。”
主席却说：“我就是要说，你好面子，害怕别人知道，我偏要说给大家听。”
在场的众人都陷入了沉默，不知道该如何化解这种尴尬。
过了好一会儿，章含之抬起了头道：“主席你说得对，我回去就办，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这才露出了笑容：“好，办完了我会祝贺你的。”
在章含之办完离婚手续的那天夜里，章含之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主席已经知道你办完了，吩咐我们给你送一筐红苹果，那苹果可是金日成首相送给主席的。主席还让我给你捎句话：祝贺你自己解放了自己。”
章含之把那筐苹果抱在怀里，感慨自己是如此的幸运，竟能得到毛主席如此的关爱。
毛主席想让章含之出任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章含之为何拒绝？毛主席认为章含之有能力，有才干，气质外貌俱佳，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73年6月，他有意提名章含之去加拿大，担任中国的第一个女大使。
当外交部长姬鹏飞把这一消息传达出来后，章含之却因为种种原因拒绝了，她向毛主席请求不担任该职，毛主席也并未坚持，但看得出来他不是很高兴。
章含之与尼克松
之后有一次他见完外宾，吩咐章含之去休息室一趟，一见面他就批评章含之说：“ 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我。”
章含之吓了一跳，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国人民心里都有你，我哪敢心里没有你？”但事已至此，主席也没有强迫她。
章含之之所以没有去当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大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他的父亲章士钊年事已高。事实上，93岁的章士钊就是在主席建议让章含之去加拿大之后没多久病逝的。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当时章含之已经和乔冠华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一年章含之38岁，而乔冠华已经60岁，两人各有各的工作，聚在一起的日子本来就有限，如果章含之去了加拿大，两人势必会长期分开。
章含之与乔冠华
在感情与事业之间，章含之选择了前者，这也并不是不能理解，更何况章含之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她还继续留在外交部工作。
毛主席的一席话，化解了章含之和父亲的隔阂1962年章含之成为毛主席的英文老师后，她不仅承担起了辅导毛主席英语的任务，在很多时候，她还是毛主席和章士钊之间的“联络员”。
当时主席经常向藏书丰富的章士钊借书，每次借书前主席都会先把上次的书还上，说这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一次在饭桌上，主席问起了章含之对她父亲章士钊的看法，章含之说父亲是父亲，我是我，父亲是爱国民主人士，也是统战对象，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主席听后批评了章含之，认为她对“行老”的态度不对。章含之则认为父亲在历史上确实曾犯过一些错误，比如他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被鲁迅先生写文批评；比如他和蒋介石也有私交，49年时曾代表国民党进行和谈。
主席制止了章含之，说：“你的有些见解还是不错的，但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你知道他做过多少好事？看一个人要全面地看他的一生，何况他是你的父亲。行老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当年的《苏报》案一事吗？”
章含之答不上来，主席就认真向她讲了一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教育她：“行老当年可以是个反对清朝的革命青年呢，有谁生来就是马列主义者？他的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毛主席的话深深地震动了章含之的心，她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对他的误解是如此的深。表面上是在她给毛主席和父亲充当“联络员”，但实际上却是主席联络了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隔阂！
章含之后来回忆说：“我是在毛主席的引导下才开始认真地认识父亲的。”
章含之之所以同父亲有隔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年鲁迅的两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章含之说，这两篇课文当时就被选入了语文课本。有一次老师在台上讲解这两篇文章时，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偷偷看她，下了课后老师还专门叫她谈话。
当时章含之只有16岁，以她的阅历当然无法理解那段历史。她曾气冲冲地问父亲当年为什么那么做，章士钊却心平气和地告诉她：“我现在对你讲你也听不懂，更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确实有很多误会，以后你长大了自己读历史，自己判断吧！历史自有公论。”
但年轻的章含之在此后的20年都没有如她父亲所说的那样“自己读历史”，直到章士钊已经苍老，章含之也有了一些阅历，他们才再次聊起了当年的这件事。
章士钊说，当年段祺瑞邀请他出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认为学生们应该通过认真读书来救国，而不应该过多地参与政治，因此他对学生们下了禁止上街的禁令。但他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当时的一些进步学生……
“鲁迅要是活到现在，我们很可能是好朋友呢！我和他是有缘分的。”
章士钊对女儿说，“章”和繁体的“许”笔画一样多，50年代后，自己在开会时常常会被安排和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坐到一起，他们彼此很客气，完全没有因为往事成为仇人。
有一次，服务员端来一杯茶给许广平，许广平也恭恭敬敬地把茶让给了章士钊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
“我和鲁迅的夫人都和解了，鲁迅要是活着，想必也会无事。”
章士钊还向章含之讲了自己和许广平当年的恩怨：那是1925年，章士钊任命杨荫榆为女师大校长，却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和抵制，并引发了著名的“女师大事件”。
当时许广平等进步学生在校园内抗议，鲁迅等人对她们进行了声援，杨荫榆就雇了一群“三河老妈子”把许广平、刘和珍等学生架了出去。
章士钊解释说：“当时全国很多农村的妇女都裹小脚，三河县因为贫苦没有此惯例，而且那里的妇女多会选择来平津当佣人，所以就雇了他们。”他长叹一口气道：“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然是不对头的。”
章士钊也解释，当年让刘和珍君殒命的3.18事件与他并无直接关系，他既没有授意，更没有下令开枪。章士钊的这些解释确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章士钊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对的。
这次长谈之后，章含之终于对这件事释怀了。有一次，她开玩笑问父亲：“您的藏书这样丰富，为什么却没有鲁迅的作品？是不是还对当年的事耿耿于怀？”
章士钊笑道：“那都是往事了。不过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复古派，你看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白话文的书吗？”
后来章士钊病逝，乔冠华搬进了章士钊的家里住，章士钊的书房也就成了乔冠华的书房。乔冠华生平极为崇敬鲁迅，他把他的《鲁迅全集》放到书架上后，章含之开玩笑说：“我父亲的书架上从不放鲁迅的书，现在你全放上了，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乔冠华却说：“我看你低估了你父亲，行老宽厚大度，是不会计较那些历史恩怨的。”
晚年的章士钊在关心国际国内形势之余，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柳文指要》上，经过5年的辛苦耕耘，章士钊最终完成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
他的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因为主席也是柳文的爱好者，每次章士钊写完一节，都会把书稿送给主席去指正修改，交换意见。包括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主席也会亲自出面解决。
这本书出版后，章士钊非常激动，他自费买了几百册，首先就是拿两套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当时稿酬制度已经废除，周总理特批拨一万元赠予章士钊表示酬谢，章士钊几次推辞不过，便希望女儿去国外开会时用这些钱给主席总理买点营养品。
1973年，章士钊在毛主席的安排下，以92岁高龄远赴香港，再次承担起了促进国共谈判的工作，他的到来向台湾释放了强大的和谈信号，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而就在任务快要完成的时候，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不久后便与世长辞。
章含之说：“父亲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统一，台湾回归。”
本文参考资料：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毛泽东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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