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阶级要应付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属于不同的学派，但都是为新兴政权服务的。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庄子学派之间，经常发生辩论。庄子有一个应对他们的基本原则，叫作＂因＂。
《齐物论》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彼与此的立场，是与非的判断，生与死的区别都是相对的，他们们间彼此共存，互相转化，纠缠不清，这就是＂彼是方生之说＂。因为＂彼是＂是＂方生＂的，所以去纠缠它们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圣人不走这条路，而要＂照之于天＂，从天道那里去得到光照，这就是＂因＂。
彼时方生之说看到了矛盾双方的相对性与统一性，具有辩证意义，但是忽略了它们的绝对性与对立性，走向了相对主义。
所谓的＂因＂，企图超脱于矛盾之上，这也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
《庄子》里面论述＂因＂的情况是很多的。《齐物论》所说的＂狙公赋芓＂的故事讲的就是用＂因＂的办法对待辩士的问题。狙公比喻的是像庄子这样的达者，猕猴比喻的就是辩士们。猕猴顽固地认为＂朝四而暮三＂比＂朝三而暮四＂好，狙公顺从它们的看法，它们就喜悦，狙公不顺从它们的看法，它们就发怒。于是狙公就选择了顺从猕猴的看法。表面上是顺从它们，其实自己一点损失也没有，因为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根本就是一回事。辩士们经常争论的是非问题，在庄子看来，就像朝四暮三与朝三暮四的关系，它们的区别好像很重要，其实是一回事。
所以庄子对待他们，就是顺着他们的意思，不跟他们争辩，这就是＂因＂，因的作用就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做到了因，庄子就从是非之中超脱出来，而在天道那里得到了休息，所以说＂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钩＂。＂因＂这种作法，既不得罪辩士，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叫＂两行＂。
庄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看到万物的变化，包括具有对立性质的变化都是统一的，所谓：＂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因此，从统一的方面来看这些区别与对立，就好像这些区别与对立不存在一样，所以说：＂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因为万物的变化是统一的，就没有必要对这些变化采取立场，既然不采取立场，就可以完全按照事物的自然面貌去对待它们，这就叫＂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没有成见而还事物以其自然面貌，也就是＂因＂。
因的思想承认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企图用天道把人的精神从充满矛盾的客观世界中提拔出来，是一种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混合的思想。
尊古卑今是许多学者的基调，但是庄子认为学者所说的古与今其实没什么两样，从古到今，人们都是迷失了真我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只有至人才不至于走向迷途。至人因顺别人的意思，但同时不迷失自己的必志。
对于辩士学者的教导，至人人不去学它，至人承接他们的意志，但是不会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至人就是庄子学派的理想人格。由于庄子与辩士在志趣上有根本的差别，庄子其实是做不到＂顺人而不失己＂的，做到的只是＂不失己＂，所谓＂顺人＂不过是表面上的敷化既不改变自己的志趣，又要不得罪他人，这就是庄子的处世策略。
从辩证法上看，这是减弱矛盾两方面的对立，使得现状得以维持，可以说，庄子对这个道理是有较深认识的。
除了新兴政权与其知识分子，一般人、普通人与庄子学派的生活也有联系，庄子学派也要处理好与一般世人的关系。庄子学派对侍他们，也是保持一种不爱不恨、不亲不疏的关系。《秋水》篇说：＂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口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贫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都是企图摆脱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关系，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只是精神上的一种安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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