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哀恸。
杜聿明悲伤得难以自已，他跟朋友说：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快一周了。同诸位一样，这些天来我同老伴饮食不思，天天失眠，精神恍惚，眼泪也流干了！我的大女儿杜致礼和大女婿杨振宁几次打来越洋电话，安慰我们二老。其实他们也很悲痛，强忍着要我们节哀……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周恩来同志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再生父母！”
杜聿明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
他曾经有着抗日名将的光环，也因时代的局限，染上了战争罪犯的耻辱。
杜聿明的名号打响，是因为他作为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在之后的北伐战争中表现出色。此后又在长城抗战、淞沪抗战中，立下过不少战功。特别是1939年11月，身为国民党第5军军长的杜聿明，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
1948年，淮海战役关键阶段，蒋介石眼看自己的部队节节后退，濒临败局，就把还在养病的杜聿明拉上了战场。
但所谓“大厦将倾，孤木难支”。
被委任为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此时也是回天乏力，不能挽回颓势。最后落得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下场，被解放军在战场上俘虏。
杜聿明自知罪孽深重，以为沦为阶下囚之后，一定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起初几次自杀未遂后，就成了关押的战犯中思想最顽固的那一派。不仅不服从管教，甚至异想天开，扬言要共产党把自己放出去，再打一次试试。
人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思想才会发生转变的。
杜聿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从北伐战争开始，常年征战疆场、居无定所，身患多种疾病，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等病痛随时都有可能发作，折磨着他的身心。
入狱后的杜聿明，仍然保持着一名将军的“高傲”，心理上是不愿意向共产党“屈服”的。但身体上的病痛，他却抗拒不了。
尤其是肺结核这个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才能治疗。而当时，我们国内是不生产这种药品的。
为了缓解杜聿明的病痛，周总理请来了国内最顶尖的相关方面的医生为他诊治。并且，特批动用黄金到香港澳门为他采购链霉素，治好了他久治不愈的肺结核。
特别是对折磨得他坐卧不宁的脊椎炎，周总理指示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治疗，除了对症用药，还为杜聿明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然入眠。
这一时期，负责看管他们的管理员们，吃的都只是粗粮窝头，杜聿明却被格外关照，经常可以吃到红烧鱼、鸡蛋等营养食品，每天甚至还会有一杯牛奶。
1956年，杜聿明第一次给女儿杜致礼写信。虽然中美两国当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信件不能够直接送达。但是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他的这封信还是几经周折送到了女儿的手里。当杜致礼突然看见了多年不见的父亲的熟悉笔迹时，顿时泪如雨下。
杨振宁夫妇把收到杜聿明先生这封信的那一天作为他们家庭的“纪念日”。
这样的关照，杜聿明扪心自问，很难不铭感于内，思想上的坚冰慢慢开始融化。
尤其是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走出功德林监狱，看过新中国的发展之后，杜聿明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彻底转变。
他们参观的第一站是长春孟家屯，昔日的日军细菌研究基地，如今成立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汽车，让曾经统率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杜聿明情不自禁，他跳入驾驶室开行了数百米。
从社员幸福而自信的眼神中，杜聿明逐渐意识到不是共产党打赢了国民党才成立了新中国，这是民众们自己的选择，是广大劳苦的人民群众选择了共产党，才有了今日的中国。
1957年，杨振宁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席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周总理派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远赴斯德哥尔摩，代表中国政府向他祝贺，并给他带去了岳父杜聿明的一封信。
杜聿明写到：“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希望你注意政治。杜聿明即草”
这之后，杜聿明不断给杨振宁夫妇和夫人曹秀清女士写信。他满怀热忱地把新中国的成就告诉给太平洋彼岸的亲人。
1959年12月4日，经过10年的学习改造，杜聿明成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1959年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首批特赦人员。
周总理特意走到杜聿明身边，关心地问起他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了，身体健康。”周总理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
杜聿明非常内疚，对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周总理立刻回答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怪你们，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昔日的老师，今天的一国总理、政协主席的博大胸怀与真挚情感，令杜聿明非常感动。他一再表示，要继续改造自己，戴罪立功。
1961年3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经中央决定，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
此后，杜聿明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国事活动。
有一次，他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周总理是这样向蒙哥马利介绍杜聿明的：“这位就是杜聿明将军”！
这句话让杜聿明万分激动。
要知道，对于曾经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杜聿明来说，“士可杀不可辱”。“将军”这个称呼，意味着对他那段舍命救国、深以为傲的历史的承认，表明共产党和新中国没有因为一时之过将他拒之门外，一笔抹杀他在抗战期间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贡献。在国际友人面前，给足了曾经身为“战犯”的他面子。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杜聿明至此心服口服。
1964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议，特邀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样的宽容和信赖，使杜聿明他们受到巨大鼓舞，重新焕发出对于工作和生活的热情，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
他们之中，即使是后来因各种原因侨居海外的人，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
1985年，赴美国探亲五年，回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淡忘了，唯有同周总理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总理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在杜聿明生命中，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
1963年6月，在周总理的斡旋和国家的安排下，深爱着他的妻子曹秀清，从美国辗转回国，与他在北京团聚。至此，夫妻二人一路相伴，得以安享晚年。
杜聿明虽然因为时代和视角的局限，曾经走过弯路。但他身为一代抗日名将，当然并不糊涂。
周恩来总理对他杜聿明，从身体到心理，从地位到尊严，从个人到家庭的种种贴心照顾，对比曾经要誓死效忠的蒋介石对自己的种种猜忌、利用、最终弃如敝履，以及对妻子儿女的薄情寡义，孰重孰轻，杜聿明心如明镜。
在杜聿明的心里，周恩来既是指点迷津的良师，更是恩同再造的父母！
1981年，杜聿明临终前不忘特意叮嘱妻子，让她以后哪里都不要去，国家会照顾她的生活。
一个人，要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够装得下这么多人的生死荣辱?一个民族，要有多少的赞美，才能够匹配这个人这一生付出的努力？尽管，他从来无意于追逐这些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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