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旅行家。永乐年间，曾数次出使西域，远及中亚和阿富汗一带，为发展中西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外学者对他及他的西行都曾作过某些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笔者试就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肤浅见解，以就教于大方。
陈诚生卒年详考
陈诚的生卒年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陈诚条是这样写的：“陈诚，字子实，生卒年月不详，约明成祖永乐五年前后在世。”新近出版的《辞海》[1] 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陈诚条均不载其生卒[2]。美国学者古德利奇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麦特列译本写的前言中对陈诚的年岁谈得较为具体一些，他认为陈诚活动于1370年至1455年，但他的估计仍与实际相差甚远。
考之史乘，陈诚的卒年实际上有明文记载的。《国榷》卷32英宗天顺二年八月条：“乙丑，署光实禄事右通政陈诚卒。”天顺二年，即公历1458年。
关于陈诚的生年，虽史无明文，然我们可以从一些有关记载中推算出来。宣德二年（1428）陈诚的同乡好友曾启为陈诚故居逸老堂作《逸老堂记》，文中提到是年陈诚“年已六十四矣。” [3] 据此，可以推算出陈诚出生于公元1365年。这是第一种说法。崇祯年间，陈诚后人收其遗稿及友人投赠之作，辑成《陈竹山文集》四卷，同邑刘同升为之作序曰：“先生以名进士历国朝之久，享季九十有三。”[4] 按此推算则陈诚当生于1366年。此说比曾启所说相差一年，未详孰是。推而论之，曾启写《记》时陈诚还健在，二人又是生前好友，当不会错。刘同升写《序》时已是明末的1642年，距陈诚亡日已历180年之久，相形之下，陈诚生于1365年的说法还是比较可取的。
对陈诚、李暹合者《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说之献疑
提到《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二书的作者，并把陈诚和李暹的名字联系在一块。谢国祯及向达先生曾为二书作过跋[5]，鲁深同志也做过较细致的考证[6]，都一致认为二书出自陈诚与李暹之手，这种观点已为多数人所接受。他们的共同依据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新发现的二书的明抄本上署的就是二人的名字。这与《明实录》、《国榷》、《明史》只署陈诚有不合之处。何者为是尚需仔细推敲，不能偏信一方。
《西域行程记》是陈诚一行出使西域的行程日记；而《西域行程记》、而《西域番国志》则记载了他们所历各国的情况，二书均作于永乐十一—十三年（1413—1415）之间。据陈诚自己所说，在这次出使中，他的身份是“典书记”，“职司记载。躬践遐陬，敢不具述”[7]，专门记载行程之见闻，“谨撰《西域记》一册、《狮子赋》一册、《行程记》一册”[8] 在这里，陈诚已将二书出自谁手交待得十分清楚。
陈诚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进士[9]，是《永乐大典》修纂人之一，[10] 他的朋友解缙、杨士奇、杨荣等人大都是著名的文人墨客，他本身也有很多诗文传世，说明他是善于舞文弄墨的，他完全具备撰成二书的条件。而李暹则不然，他仅仅中过举人[11]，一生无什么学术活动，更无什么著述留世，甚至连篇名也未见留存。大概笔墨之事，非其所长吧！《西域行程记》全书不到五千字，《西域番国志》字数较多一些，也仅有八千字。区区之作也由两人合写，在中国历代的游记中还是罕见的。
谢、向、鲁诸先生断言二书为陈诚、李暹合著，唯一的依据是明抄本的署名，他们相信明抄本与原本相合。实际上，这是个错觉。我把明抄本（指《善本丛书》本）与《陈竹山文集内篇》卷一所收《西域山川风物行程记录》（以下称《文集》本）作了一下对勘，发现两种版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整体结构体讲，《文集》本所述各国的顺序为：哈烈、撒马儿罕、迭里迷城、沙鲁海牙、塞兰城、达失干、卜花儿、渴石、养夷、别什八里、于阗、土尔番、崖儿城、盐泽城、火州、鲁陈城、哈密，大体沿着自西向东，由远而近的顺序排序下来，而明抄本则不然，它把达失干、卜花儿放在哈密之后，这就出现了所记各国顺序的紊乱。在文字上，二本也有很大差别，《文集》本所叙比较严整，明抄本在字句上有所增删，而且还有一些地方出现相反的意义。如陈诚在讲哈烈人沐浴时，《文集》本写道：其“制度与中国异”，而明抄本却为“制度与中国不异”，而叙述的却是与中国相异之处。何者正误，相见分明。此类例子还有一些，恕不能一一列举。在署名上，《文集》本署为陈诚，明抄本多出了李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弄清何者与原本更一致或更接近一些。我们仅用明国史馆总裁王直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陈诚八十三岁这一年，即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出于撰写国史的需要，王直为《西域行程记》作序，肯定是书为陈诚而不提及李暹。如果李暹参与著作，作为国史馆总裁的王直不会不知道，更不会在官至户部左侍的李暹新逝的第二年[12]。就故意抹去李暹的大功，李暹未参与著述亦明。王直还说陈诚所上书，“诏付之史馆，而藏其副于家，后之君子欲征西域之事而于此考览焉”[13]。我们认为，此书正本被“诏付之史馆”，故后人撰《明实录》、《国榷》、《明史》时只记陈诚而均不及李暹。副本既藏于陈诚之家，《陈竹山文集》又为陈诚后人所辑刻，所依必家藏之副本，既然明抄本与之相异处甚多，则可证明抄本或未依原本或篡改原本而成，与原本并非相合，故不足征信。
明抄本为什么在署名时多出了李暹呢？在目前尚缺乏确切资料加以说明的情况下，只能做一些尽可能合理的推测。
古人对于著作的署名不象现在这样注意，结果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伪书。明抄本的署名大概就有“伪”的因素。古代的书商为了抬高自己所抄、刻书的价值，故意篡改作者署名，借助于有名望的人来抬高书的声望，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永乐帝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一反永乐帝对外政策，“不务远略”，故陈诚就同七次下西洋的郑和一样开始遭到人们的非议和朝臣的排挤。不久，陈诚就被记名放回原籍，此后在默默无闻中渡过三十余年，最后静静悄悄地死去；而李暹则不然，他一直官运亨通，“历官四十余年”，曾官至右通政使，最后卒于官[14]。死时，被赐祭葬，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葬仪，可见李暹在朝庭中的声威之大。其子益后来也官至户部左侍郎，父子“有桥梓联芳之称”[15]。他们父子的声望远远地高于陈诚，抄书者想借李暹之名来抬高书的声望是完全不可能的，况且，李暹在陈诚使团中，还算得上一个多少有点学问的人。
陈诚出使西域的次数
陈诚出使西域的次数，据明末刘同升所说：共为三次[16]，光绪《吉安府志》亦如是说。[17] 而康熙《陕西通志》[18]、嘉庆《长安县志》[19]、《征献录》[20] 则说共出使五次，鲁深亦主此说[21]，后面这种说法在目前学术界似乎已成定论。但两种说法均未举出各自的根据。到底是几次呢？为了问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陈诚一生中的出使活动罗列出来，加以去伪存真，以辩明是非。
第一次，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奉明太祖年朱元璋之命，出使撒里畏兀儿，复设安定卫（今甘肃敦煌县南）[22]。
第二次，同年十二月，因安南（今越南）国王陈日焜侵夺明思明府（广西宁明县一带）地，明太祖命陈诚、吕让出使安南，令还思明地。第二年三月，陈诚至思明府，曾四次上书陈日焜，与之进行辩论，久而未决，后奉命返京（南京）[23]。
第三次，建文三年（1401）五月，奉旨往迤北塔滩里地面招抚夷人，十月返京（南京）[24]。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1413），西域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之赫拉特）、撒马儿罕（今苏联中亚之撒马儿罕）等国到北京朝贡。及归，明成祖派李达、陈诚、李暹等送之，这次出使历十七国，远及哈烈、撒马儿罕一带[25]。
第五次，永乐十四年（1416）六月，哈烈、撒马儿罕等国再到北京朝贡，永乐帝又派陈诚偕中官鲁安再次出使西域，最远仍至哈烈、撒马儿罕[26]。
第六次，永乐十年（1418）四月，陈诚从西域返回时，哈烈、撒马儿罕等皆遣使随陈诚入京（北京）朝贡。十月，成祖又命陈诚与中官郭敬一道又一次出使，仍至哈烈、撒马儿罕等国[27]。
第七次，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陈诚再次奉命出使西域，行至陕西甘肃，将出塞间，恰遇明成祖驾崩[28]，新即位的仁宗朱高炽“不务远略，践祚之初，即撤西洋取宝之船，停松花江造船之役，召西域使臣还京”[29]，陈诚奉命返回北京。
这七次之中，第一、四、五、六次到了西域，这是没有疑问的。有人说陈诚三次出使西域，大概是未将第一次出使撒里畏兀儿算在数内。陈诚第二次出使所到的思明府在今广西南部，不入西域之数。第三次到了迤北塔滩里地面。此地面在今何地，尚不能确切断定。但我们可以断定它在北京蒙古高原一带而不在西域。史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月，“迤北鞑靼王子也先土干来归”，也先土干自称“穷处漠北”。[30] 可见，迤北当指蒙古地区。由此可以推断，陈诚第三次出使的也不是西域而是蒙古高原一带。第七次出使未能如愿，仅行到陕西甘肃一带就被撤回。明代的陕西辖至嘉峪关一带，此处的陕西甘肃即指甘肃镇，即今甘肃省张掖县治。按一般的说法，西域包括阳关、玉门关以西的新疆、中亚乃至以西更远的地方。而《明史》将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凡番族居住区均列入《西域传》，这样将西域的范围扩大到甘肃东部一带，在今天看来，与我们所说一般意义上的西域差距太大，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只从肃州以西记起，《西域番国志》也仅及新疆及其中亚一带，我们当以陈诚所言为准。西域之范围虽不能划分得十分清楚，但总该有个相对的概念，不能全依《明史》。否则，驻牧于准噶尔盆地、伊犁河流域的瓦剌就不能算作西域的民族，因为《明史》只是将瓦剌列入《外国传》而并没有列入《西域传》。这当然是说不通的。所以，陈诚第七次出使也不能算入出使西域之数。这样，陈诚的西域之行就是四次。有人说陈诚出使五次，大概是将最后这一次未成之行也算入数内，因此致错。
陈诚西行的出发地是哪里？
陈诚曾四次远使西域，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永乐十一年（1413），对这次出使，中西学者都比较注意。美国学者古德利奇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麦特列英译本的序言中就着重谈到过这次出使，但他说这次出使是从南京出发的。近年，美国出版的《明代名人传》（英文）上卷陈诚条也详细谈了此次出使情况，也认为是从南京出发的，在本书的一份附图上，专门划出了这次出使的行程，起点就划在南京。与这种划法不同的是近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地图》（第63页），它是把起点划在西安。这两种划法都是不确切的。
陈诚出使时，明朝都城虽在南京，但为了抵御蒙古的入侵，明成祖已于是年二月驾幸北京。从此以后，明成祖就经常坐镇北京。当时，陈诚就作为扈从人员随明成祖一起到了北京[31] 。不久，哈烈、撒马儿罕等国使者到北京向成祖朝贡。到他们归国时，成祖命李达、陈诚、李暹等前去护送。明朝时，从北京经涿州（河北涿县）、真定（河北正定）、过平阳（山西临汾）至西安，再西经河西走廊入西域有直接的商路可通；而且，这条道是明朝通西域最重要的商道之一[32]，从北京出发的使者根本没必要绕道南京，陈诚出使途中的纪行诗[33] 对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的第一首诗是《出京别亲友》第二首就是《宿涿州》，接下来的便是《望华山》、《长安早行》、《至咸阳驿》……可见，他是从北京首程，经涿州，大致沿着永乐二十年（1422）波斯使者沙哈鲁的入京路线，过真定、太原、平阳渡黄河至华山，经西安、咸阳、泾川、兰州、穿过河西走廊而至西域的。他的诗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明晰的出行图。
另外几次出使，除第一次出发地为南京外，其余两次都是从北京出发的。此不一一赘述。
注释：
[1]《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383页。
[2]《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75页。
[3]《陈竹山文集·外篇》卷2。
[4]《陈竹山文集》卷前刘同升序。
[5] 谢国桢跋见《国立北平图书馆山本丛书》第一集及《明清笔记丛谈》；向达跋见《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3期。
[6] 鲁深《关于李暹及其西行》，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7]《狮子赋》，《陈竹山文集·内篇》卷1。
[8]《奉使西域复命疏》，《陈竹山文集·内篇》卷1。
[9]《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10]《历官事迹》，《陈竹山文集·内篇》卷2。
[11] 康熙《陕西通志》卷28《人物》。
[12] 据《国榷》卷26载，李暹卒于正统十一年。
[13]《王文端公文集》卷17。
[14]《国榷》卷26。
[15] 康熙《长安县志》卷7。
[16]《陈竹山文集》卷前刘同升序。。
[17] 光绪《吉安府志》卷28《人物志》。
[18] 康熙《陕西通志》卷28《人物》。
[19] 嘉庆《长安县志》卷27《先贤传》。
[20] 清人焦竑《征献录》卷30。
[21] 鲁深《关于李暹及其西行》，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22]《明太祖实录》卷245、《国榷》卷10、《明史》卷330《安定卫传》。
[23]《明太祖实录》卷245、《国榷》卷10、《明史》卷318《思明府传》。
[24]《历官事迹》，《陈竹山文集·内篇》卷2。
[25]《明太祖实录》卷143、《明史》卷332《哈烈传》。
[26]《明太祖实录》卷195、《明史》卷330《哈烈传》、《国榷》卷16。
[27]《明太祖实录》卷143、《明史》卷332《哈烈传》。
[28]《历官事迹》，《陈竹山文集·内篇》卷2。
[29]《明史》卷332《坤城传》。
[30]《明太祖实录》卷127。
[31]《历官事迹》，《陈竹山文集·内篇》卷2。
[32]《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69页。
[33] 纪行诗均见《陈竹山文集·内篇》卷1。
【编按】本文原刊《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1~25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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