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绿色中国
在我的家乡，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江山市境内，有一处名胜叫江郎山（俗称三爿石）。从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各个时期，有众多文化名人慕名而至。其中明代地理、旅游学家徐霞客，多次到江郎山游览，留下了赞美的篇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步旅游开发，特别是2010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之后又被评定为国家5A级风景区，更加名声大震，全国各地乃至外国旅游爱好者也纷纷前来，一睹为快！
但是，作为土生土长至18岁江山中学高中毕业才远离家乡的江山游子，对江郎山即三爿石的记忆，却是从刚刚呀呀学语的儿时开始的。我出生在江山市(县)清湖，后移居江山贺村，在这两地读完6年小学，这都是民国时期的事儿了。而在上学之前，我经常去的是居于两地中间的祝家坂，因为这里是我儿时最亲近的外婆和奶娘的世代居住之地。在上小学六年时期，我仍坚持寒假过年去拜年，暑假去玩耍，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父母差人叫也叫不回来，这不仅仅是因为血亲，更因为这里很自由，只有人亲近你，而没有人“管制”你，且有若干表弟作玩伴。我对江郎山的认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可敬可亲、目不识丁又慈祥的老外婆。她老人家除了晚年住在我贺村的家中，一生没有离开过祝家坂。从我有记忆开始，我都与她同睡一个床，因为外公在我出生前就已病故。无论我在上学之前，还是上小学后寒暑假去祝家坂，直到她78岁那年(1950年)病逝前，居住贺村若干年，一直同她 “同床共枕”。我讲这个细节，是足证我幼小时同外婆的亲密关系。本来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几个妹妹，是旧时标准的独苗，母亲自然是爱护有加的。但因为我父亲早逝，她要操劳字号为“同仁泰”的贺村最大的南货店，无法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就把这一重任，主要交给她最靠得住的母亲即我的外婆了。
我的外婆不但一字不识，而且一句也听不懂当时已经开始广泛传播的普通话。但她身材偏高，头脑清晰，处事果断，家里家外，威信颇高。她对我的疼爱，胜过对她的比我小两岁的孙子。使我最难忘记的是她有一肚子的儿歌、民谣和故事，在我5周岁上小学之前，她就同我讲过许多民谣和故事。以江山民谣为例，她不但能传唱诸如“月光光，拜拜你，剃头洗面下来戏，约(拾)苦楮。”这样普及化的江山民谣，还有许多与天文地理动物世界相关的歌谣。1961年9月，我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的4首《旧山歌拾遗》，其中有3首是外婆口传给我而牢记在心的。第1首共四句：喜鹊哺儿在树尖，野鸡哺儿在路边。八哥哺儿在树洞，鹁鸪哺儿在刺篷。除了有的字句改为普通话，几乎一字未改，都是外婆传给我的原话。至于民间故事，数量更为可观，这里暂且不谈。我只是与江郎山有关的神话故事，略说一二。
江山市清湖街道祝家坂村是一个由若干自然村组成的大村庄，至今我仍记得这些自然村的名字，比如：前头、后淤、郑家、洪家等等。而我外婆居住的自然村名叫田畈，地处祝家坂的正中间，而且就是一座在旧时江山称为合面五架的大屋，有3个大门，我外公居东厢房，二外公居中，三外公居西厢房。我幼小时外婆就告诉我，外公和二外公都有自己的船舱，自己撑船，专跑清湖码头至杭州的水路运输，三外公在家管理为数不多的田地。这座大房子就是从事多年的水路运输，挣到钱而建成，而以二外公出钱最多。我能记住事情时，二外公和三外公都健在，但已高龄，在家赋闲。而我的亲舅、五舅、六舅已在家务农，而我的四舅即我二外公的儿子则仍在清湖码头掌管渡船和浮桥，并开了一家茶店。我外婆的这座大房子，及至几年前才被拆掉。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这可能是祝家坂最大的房子。它坐北朝南，巍然矗立在祝家坂田畈之中，故名曰田畈。
因为都是儿时的记忆，想起来也是一段段一片片不连贯的。但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一推开大门，只要天气好，第一眼望过去看得颇为清晰的就是远在20里之外的三爿石即江郎山。因为是江郎山近在眼前而远在天边，因为是江郎山坐落在远处蓝天白云间的神奇的美，我在少不更事之年，就在我的不断追问下，外婆同我讲了江郎山的神话传说。一是江郎三兄弟挑着石头从天而降，一头掉落在江山石门；一头掉入清湖的大溪里称小江郎，即小三爿石，与大三爿石水路相通，深不可测。这是江山民间多年流传的神话传说，大同小异，这里暂不细说。问题是外婆讲的这些神话传说，更大大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激发了我对江郎山的极大向往！于是，我向外婆提出，向父母提出，向我正值中年体健的舅舅们提出：带我去江郎山吧，我要去看看！但得到的答复是：江郎山太远，卸倪鬼(江山方言小孩子)走不动！江郎山太高，太险，上边住有神仙，自古以来没有人爬上去过！由此，我就更迷恋和向往江郎山了！我甚至做过几次神奇的爬江郎山的梦！我自己也不可预料，我的梦想却在1948年春夏之交，在清湖小学读五年级时实现了。
江郎山脚下
一上江郎山：遮天蔽日
1947年秋天，我从贺村小学初小毕业后，转学到清湖小学读高小。那时候，除了江山县城的几个知名小学外，清湖小学是不是数第一不好断定，但名列前茅则不成问题。第一是老师的教学质量高，学生成绩好；第二是校风正、管理严，是全封闭的学校。表现之一是有几十名清湖本地以外的寄宿生，大部分来自和睦、石门方向，从贺村方向来的只有我一个，而且是年仅10周岁，是寄宿生中最年幼的。我的母亲(其时我父亲已病故)之所以能下决心送我去清湖小学寄宿，其重要原因是我和两个姐姐都在清湖出生，我的父母在清湖经商多年，有不少不是亲戚却比亲戚还亲的亲友，其中当时清湖小学的体育老师戴道光便是其中之一。入学前，我母亲曾几次到清湖走访，委托了在清湖开米行的大姨和姨父帮助照顾。特别着重拜托了戴道光老师，他也一口应承，两年内他一直时时关心和关注我在学校里的方方面面。我还记得，戴老师还兼管学校的纪律，几乎全天候呆在学校，许多学生很怕他。而1948年春夏之交的组织学生步行到江郎山远足(就是现在称春游)的活动，就是戴老师一手操办并全程兼任总指挥的。
那时候的清湖小学，同其他完全小学一样，都设有“童子军”的组织。在我的记忆中，这项工作也是戴道光老师兼管的，童子军的日常操练和每天校门站岗，都是他在指挥安排。有一天，他叫我和其他同学试吹学校新买的两把小号，确定由我和他的侄儿也是我的同学戴根芳每天勤学苦练，尽快掌握吹小号的技术。其实限于当时的条件，所谓乐队只有一个大鼓( 当时俗称洋鼓)，两个小鼓，然后就是两把小号，并没有其他配音用的圆号、大号等等。我和戴根芳通过一段时间的早晚训练，很快学会了起床号、就寝号、集合号等，并首先在远足江郎山时派上了用场。
在得知要组织高小两个年级的学生去江郎山远足的消息后，我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但这时的我，已经初步具备了江郎山地貌形成的常识，也不会再被神话传说所诱惑，却并没有放弃对江郎山景观险峻陡峭的向往！在远足江郎山决定后不久，戴老师即找我和戴根芳谈话，说学校的这次远足由我指挥，几个班主任参加带领，五六年级学生除身体原因外全部参加，由学校的乐队开道，特别是你们两个号手，听我的命令吹号发布，全体人员听号声行动！并说在远足之前，要先在校内训练队伍行进，再到清湖街上演练几次。我们听后颇有点欣欣然、自感重任在肩！第一次在校内集队训练时，学校校长或教导主任讲话后，戴老师发令，鼓号齐鸣齐步走、进步走，最后由我们两个号手分别吹集合号、休息号、起步号、齐步号、紧急集合号等等，而且每次号令都吹多次，让所有参加人员记住。在经过数次训练后，走上清湖镇街头，又是鼓号，又是口令，又是歌唱，吸引了众多围观者，比赶墟还要热闹。我记忆中的这些情景，不但表现出戴老师的忠于职守，认真负责，而且对当时的清湖小学校风之严正，由此可见一斑！
我记忆中的远足江郎山，行程是清早出发，傍晚回校，自备干粮和水。当天，从清湖出发，经小清湖时鼓号齐鸣，步伐整齐，过和睦，进石门，凡遇大村庄一律鼓号齐鸣，配合歌唱，因为打着校旗，围观者多有伸大姆指，称赞清湖小学。队伍登上江郎山后开饭，然后下山经石门瀑布和仙居寺返回。记忆中，整个队伍在上午行进时不仅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而且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一致。只是毕竟学生年幼，如此长途跋涉，不少学生脚磨破了，没有力气了。在回校的全程中增加了休息时间，走得很慢。我们两个号手，因体力透支过度，嘴唇也红肿了，只得改吹号为吹哨，戴老师让我们休息。记忆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第2天，许多人腰酸腿疼，少数走读生次日没有上学。
岁月悠悠，光阴似箭。1948年我首次登上江郎山，距今已70余年，许多情景和情节已不复记得。但仍颇为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江郎山山脚登山，至开明禅寺，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面坎坷不平、石头铺砌称十八曲的小道，全程草木丛生，密集到几乎不透阳光，地道的蔽天遮日，如进入原始森林一般，沿途不少同学连连呼喊，发现松鼠、野兔和其它不知名的小动物。第二，由于道路艰险难行，只有一部分男同学攀登上一线天，大声呼喊听回音，我是其中之一。全部女生和部分体弱的男生被劝阻没有上去。当时的开明禅寺虽已破旧，但仍是古建筑，而不是现在新建的民居式的廟宇。第三，在路上经过一座凉亭，两边各有“通衢”“达福”两字，这是从清湖码头到浦城的千年古道的重要遗迹。只是我一再挖掘记忆，也敲不定具体地址是在清湖与小清湖之间，还是在石门地区？望知情者确证。
二上江郎山：剃成秃头
我从清湖小学毕业后，在志澄中学(今江山二中)和江山中学读了6年中学，却一直没有机会再上江郎山。我第2次去江郎山，是1958年暑假，我从复旦大学回乡探亲的时候。
1958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那年我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大三，因为在学校参加大炼钢铁和首次下乡参加抢收抢种(也称双抢)，不仅压缩了学习时间，而且连暑假也缩短为20天。大学本科五年，寒暑假回家乡度过。这年暑假返乡，从杭州开始，就发现铁路沿线的山坡上，树木大减。进入江山地界，特别是江山站至贺村站的区间，两边山坡上的树木，所剩无几，稀稀拉拉。我的心立刻沉了下来，并联想到全国范围的全民大炼钢铁，这些树木都被砍了当柴火烧了？我回到家中，联想就被证实。次日早上，我跨过贺村铁路，原本所熟悉的喇叭山和赵家山已被剃成光头！几天后，从贺村骑着自行车去祝家坂看望舅舅和奶娘，发现祝家坂北边的蜈蚣山和米筛山也只剩丛草，不见树木！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站在外婆老屋的大门口，远望我儿时记忆和10年前曾经攀爬过的江郎山时，禁不住问已年迈的舅舅：“ 江郎山的树也砍光了吗？”这位平时不善言的老人迟迟不语，半天才慢悠悠的回答：“江郎山又高又大， 树本茂盛，兴许不像祝家坂的小山，树木全被砍光！”我听罢也迟迟半天说不出话来，呆呆地再次远望依然青黛色的巍峨的三爿石，陷入了莫名的沉思。
第二天清早起来，吃罢早饭，我毅然对舅舅说，我要去江郎山看看！舅舅想劝阻，说太远了，路不好，要受累的！“放心吧， 舅舅。” 说话间，我已骑上自行车：“我已是1米76的大小伙子，中午回来，午饭你们别等我。”
过湖前、穿石门。一小时后，江郎山渐近，但依然是青黛色，三爿冲天的巨石以蓝天为衬，白云为带，屹立在天地之间。是的，百年，千年，万年，谁也难以准确统计，她已矗立在这儿多少年！多少代江山郎的子子孙孙在这儿繁衍生息！历朝历代的天灾人祸都难以撼动她的一根毫毛！她是真正巧夺天工的奇峰美景，她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多少代江山郎宠爱且真正不朽的大自然之子……
看着想着，我不觉中已赶到了江郎山脚下！我抬头仰望，呆了，傻了！10年前的遮天蔽日的树木没有了，曲曲弯弯的山路只剩杂草丛生，残枝落叶堵满了上山道，人都难行，自行车又有何用？我只得就地歇了半天，站起来再次回望那唯一仍然顶天立地的江郎山，和那顶峰隐约可见的树木，仿佛听见了郎峰上回音：要砍伐我，请飞上来！因此二上江郎山，我并没有登山或爬山，我仅仅到了江郎山的脚下，便兴味索然地默默离开了。
1958年是奇特和难忘的一年！一是全民垒筑小高炉，以煤炭、柴火为燃料，以破铜烂铁为原料，大炼钢铁！二是全国各地比赛“放卫星”，自称稻谷小麦亩产几百斤乃至几万斤。还有若干稀奇古怪之事，这在今天的人们真正难以理解！江郎山乃至全国各地的山林被砍伐，相比之下只不过一段插曲而已！ 何以至此？今日回首，可以写几部大书好好作个总结，只是当年事后已总结过这件事。总的是，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不讲科学，结果是自己作祟，祸害了自己，其教训应该永世不忘！不过且慢，仅就江郎山遮天蔽日的树木被毁而言，只要一旦认识了失误，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全力补救，相信后来者会比前人做的更好！不信请看下文。
江山城区
三上江郎山：登顶接天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潮流涌动，地处浙西南的江山小城也开始起步。经济决定一切，带动一切，开发旅游观光业是其中之一。据现年90高龄的江山老县长杨芝荣同志告诉我，1981 年的江山，经济力量还相当薄弱，仍决定拨款近5万元，开始了对江郎山的起步开发。几年以后，在江山设市之前，因为经济有所增长，拨款已达40多万元，使江郎山的开发登上新的台阶，于1990年实现了郎峰登顶。由此可见，中共江山市(县)委、市(县)政府的老一辈负责人，早已意识到发展旅游观光事业的重要性，不仅能增加经济收入，而且能打出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这些暂且按下不表。
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下半叶，时任江郎山景区筹建办公室主任周之航到北京我家中，提出让我拜托赵朴初先生为江郎山开明禅寺题写庙匾，我当即应承。我没有问他是谁让他来北京找我的，何以知道我与赵朴老几十年“忘年之交”(赵朴老语) 的关系？他当然同我谈起开发江郎山的开发之事，但我已想不起来，唯独他说开山道登郎峰之顶，我竟禁不住猛拍大腿！还问技术上能做到吗？会不会有危险？他答登山路线已设计好，江山有能工巧匠，估计不成问题。几天后我到赵朴老家专程求字，没料到我一提江郎山，他即说江郎山我知道，浙西南名山，古有名诗，近有名文。还笑说你们江山出了戴笠、毛人凤、毛森这样的名人！我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到上海解放，我都在上海，老百姓胆子小，听到他们的名字也会发抖。但他细问了开明禅寺的历史，并问该庙建成后是文物管理还是僧人管理？我答是僧人管理。他就起身提笔要写了，我忽然脑子一闪，能不能多写三个字，即江郎山开明禅寺，赵朴老说可以可以，一口气写了七个字。因为周之航在我家只提出要开明禅寺几个字，并没有提出写江郎山三个字。不料我临时脑子一动，后来真派了用场。这就是今天江郎山景区正门大石头上“江郎山”三个大字和“开明禅寺”门匾四个大字的来历！
当我知道1990年江郎山郎峰登顶工程全部完成并对游客开放之后，就一直盼着回家乡实现这儿时向往却无法实现的梦想！遗憾的是，这期间正是工作特别繁忙的时候，经常几年回不了江山，最后不得不把我年过八旬的不会讲普通话的老母亲也勉强接到北京久住。
在这情况下，是谁帮助我实现了登江郎山郎峰之顶的美梦的呢？那就是江山相当多的成年人熟悉的董朝才同志。
我和老董认识开始于他刚在江山县委副书记的任上，相谈十分相投。后来他升任到金华、温州任职，还特别邀我到温州采访，写了若干篇宣传温州模式的文章。特别是他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年间每年一次到北京出席人大政协两会。而我一直是大会新闻组副组长兼驻会记者，我经常在人民大会堂和其他场合同他碰面，尤其是十年间无例外地利用休息日在我家聚会。现在回想，那真是名符其实的自由论坛，天下事，国家事，江山事，无所不谈！时至1990年，老董被调到省体改委工作，并安排在省政协任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任。正在这期间，他到全国政协参加经济委员会的会议，我们又见面了。他正式约我回江山，陪我去登江郎山郎峰之顶。我本有此心，又盛情难却，同意了。于是找了一个由头，带着老伴从北京回江山了，而他也如约从杭州回到江山。
到了登郎峰顶的那天，董朝才同志陪我穿过一线天，直到郎峰脚下登顶石阶道口，他才对我说：“ 医生检查，已几次说我心脏不佳，避免剧烈运动，我也自我感觉体力也不如前，我就不陪你登顶了！” 此话在江山见面时他就讲过，我也就不感到意外，开始登顶，我的老伴也紧随其后。
当我登上郎峰之顶时，心情却并不十分兴奋！我在上面走了一圈，看到都是低矮的树，并不茂盛的草，还有只有一洼浅水的小池，我甚至有点失望了。然而，当我站在山顶往北眺望时，我外婆家——祝家坂，又映入我的眼帘。联想到外婆讲江郎山的神话传说，联想到在不同年代的二上江郎山，联想到自己的成长之路，联想到家乡和国家的巨变，心情又豁然变得开朗起来！江郎山如此空前规模地开发，把自古以来无人能登顶的郎峰，开出了一条登天之路，这不正是显示出我们江郎儿女的勤劳、智慧，显示出祖国和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攀登高峰的象征吗？
从第三次登上江郎山至今，又一个30年过去了！八十有三的我，已进耄耋之年。但在我回想了三上江郎山之后，特别是联想到我的祖国和家乡的当惊世界殊的空前规模的发展变化，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衰老，而颇有点越活越年轻了！我深知，我个人的这种自我感觉是象征性的。但我祖国和家乡却永远年轻，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当今世界，总有那么些人，看见别人生活好了，眼红！看见别人要超越自己了，就横加阻挡，甚至伸出黑手！“ 嗡嗡叫，几个苍蝇碰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曾经传遍世界的中国近代伟大人物的著名诗句！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文化的熏陶下，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钢铁长城的护卫，有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将实现，就像从来可望不可及，难以登顶的江郎山郎峰，总有一天能开辟出一条通天之路，站到了顶峰的位置！（文/汪东林 《绿色中国》2021.8B）
作者简介：汪东林，江山市清湖街道人，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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