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4日，西安，天色灰蒙，中共代表周恩来表情肃穆，在李克农与刘鼎的陪同下来到东北军已故将领王以哲的家中进行吊唁。
还未进入灵堂，周恩来的眼泪便已夺眶而出，悲呼着“鼎芳！鼎芳！”向王以哲的灵前匍匐而去。
大家原以为中共的周恩来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政治狠角色，没想到目睹之下却也有真情流露，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悲呼与哀啼之声在他的感染下也开始不绝于耳起来。
然而此时灵堂的帷帐之后，却有杀机暗暗蛰伏。
那是王以哲18岁年轻气盛的小舅子，与王以哲感情极深，他听人说自己的姐夫之所以会惨遭暗杀，都是中共周恩来与东北军少壮派暗通款曲的缘故，因此打老远看见周恩来进门，他就憋着一股气，捏着枪就躲到了玮帐后。
只见他一边紧张急促给枪上着子弹，一边大声撂着狠话：“就让共产党人活祭我的姐夫！”
万幸的是，他的这一疯狂举动，恰被自己正欲往外迎接周恩来一行人的姐姐看到。
王夫人吓得脸色煞白，一把扯过自己弟弟大声道：“你别胡来，人家共产党人周恩来是鼎芳真正的朋友！”
这时帐外又传来了周恩来的哭悼声，一下子又触动了两人丧亲之痛，不禁悲哭起来……
那么这位惨遭暗杀的王以哲是谁，竟能让周恩来亲赴吊唁并痛哭悲呼？他的死又是怎么回事？此事到底存在哪些隐情？
王以哲，东北军张学良麾下六十七军中将军长，是东北军中为数不多的实权派、元老派与主和派，颇得张学良的倚重与信任。
关于他的故事，还得从蒋介石宣扬“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说起。
1930年秋，蒋、冯、阎陷入中原大战，关键时刻，老蒋从东北拉到了帮手，劝说张学良带领20万东北军入关，威胁冯、阎大后方，一举奠定了他中原大战的胜利基础。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的命运便牢牢地与蒋介石捆绑到了一起，作为报酬，蒋介石允他在华北、东北的军政大权，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东北军悉数并入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之下，受他蒋介石的指挥与调遣，蒋介石自封为三军总司令。
国内军政大权悉数在握之后，蒋介石开始把眼光放在了排除异己上，对共产党人前后展开了5次大围剿。
与此同时，东北的国土在日本关东军的虎视眈眈之下，早已岌岌可危。
然而蒋介石对这一切却置若罔闻，一味地寄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慈悲心肠与国际社会的舆论和西方列强的调和，并给东北军下指示对日本关东军要“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绝不能承担挑起战事之责任。
一般认为这个指示是最终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不放一枪一炮退回山海关的根本原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莫须有的罪名挑起战事，大举入侵东三省。
此时由于之前中原大战东北军主力已退回山海关负责华北军防，东三省留下的东北军精锐并不太多。
但仍旧存在能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其中奉命驻守沈阳的王以哲所率的东北军第七旅就是这样的部队。
国土即将沦丧之际，王以哲义愤填膺，特意向上峰请示是否反击，然而得到的回应却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许抵抗，把枪收到库房，做好挺着死，为国牺牲的准备！”
王以哲悲愤难平，只能暗中授意参谋长赵镇藩带着第七旅退出北大营，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要知道当时东北军人人皆与“豺狼”搏斗过，皆有一身虎气，对于日本关东军入侵，部队的战意很高，很多士兵甚至抱着驱除日寇，马革裹尸的准备。
因此只要上峰命令打，绝不会出现一个孬种，然而在军令如山面前，这群铮铮铁骨的汉子只能灰溜溜地退回山海关。
王以哲后来回忆这一经历，总是悲愤难平地说：“我们自己的国土受到侵占，不想着去流血抵抗，却寄希望于别国的声援与干涉，真是个躺在床上等天上掉馅饼的傻瓜！我与东北军众将士可谓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们都将成为国家与民族的罪人！”
显然，道理简单直接，浅显易懂，可是被权欲蒙蔽了眼睛的蒋介石却看不到，他想的更多是全面抗战一旦爆发，将极大地挫减其现有的实力，极有可能给中共崛起以可趁之机。
1933年初，王以哲忍无可忍，率部出战古北口，痛歼日寇1600余人。
此后蒋介石一直不遗余力在做的事就是“剿共”，除此之外，他不仅自己反动，还要强行拉着张学良上他的船。
1934年封张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让他和国民党一起“剿共”。
1935年夏，蒋介石命令时任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的王以哲，率部追击红25军，参加他的“剿共”大计。
但是王以哲在“剿共”过程中，只是远远追而不击，并未出力，一方面是因为他效忠的是张学良，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不置可否；
另一方面因为他也不想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把枪口对向自己的同胞。
最重要的是在初交锋之后，他意识到中共军队十分犀利与顽强，并不好惹。
当然从大局上来说，追而不击，这也是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暗中授意之事，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这是打着一石三鸟之计，既想要打击中共军队，又想削减东北军实力，同时还想着让地方军阀在乱战中实力得到锐减。
一边是日本铁蹄在残忍地屠杀东北人民大仇未报，另一边却手足相残打得热火朝天。
军人不能杀敌报国，或如他人牵线木偶，这注定是极悲哀之事。
此时憋在张学良与王以哲心间的一口怨气，久久难以吐纳出去。
重要的转折点还是在1935年11月，因为在这时我党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出了共产党人孙达生与高崇明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接触，希望通过他的关系，劝说张学良放弃拥蒋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王以哲的中间作用，促成了1936年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为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肤施会谈之后，张学良代表东北军与中共达成协议，双方将尽可能避免战斗不再对抗，同时将由张学良出面，争取蒋介石抗日。
与此同时，此后东北军对我中共部队的帮助与扶持，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面对国民党对我军的围剿。
东北军不仅暗中与我共享情报，有一次当王以哲知道红军处境困难时，还以调用给六十七军使用的名义，暗中送给红军2000支枪和10万元钞票。
此外在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上，王以哲也是一概能拖就拖，能不打就不打，即使迫不得已非打不可，也是朝天放枪。
蒋介石心知肚明，但无可奈何，一直对他记恨不已。
1936年12月8日，一件事打乱了东北军的部署。
在这天，蒋介石特意找到王以哲训示道：“你们六十七军的电台一直与中共秘密联系，别以为我不知道！”
此事一暴露，非同凡响，王以哲马上紧急面禀张学良，劝他为了东北军与国家民族的未来计，早下决定。
其实，当时张学良早已经在我党的努力下，生出了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一起逼蒋抗日之心，只是此事终究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
眼下东北军与中共部队联系一事，恐怕已悉数为蒋所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走上梁山，逼蒋抗日。
张学良很快与东北军实权将领交换意见，大家都对他兵谏逼蒋抗日的决定拥护不已，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一拍桌子大声道：“副司令，下命令吧，有决心了咱就干！”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正在西安主持剿共计划的蒋介石与一众国军高级要员，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一经传出，震惊中外，人们无不为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的气魄所折服，同时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周恩来、博古与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火速赶往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尽管当时我党与蒋介石有千仇万恨，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却清醒地认识到，杀蒋不利团结，只会使国民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战，于我国防力量来说是一大损失，因此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放在逼蒋抗日上，争取蒋介石与他所辖的国民党军队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最终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与从中调和，我党逼蒋抗日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大多数将领的一致认可。
然而在大业未兢前，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却整出了幺蛾子。
原来在蒋介石口头答应抗日后，张学良因对兵谏扣押蒋介石过意不去，竟特意随同蒋的飞机飞抵南京，号称是要为蒋挽回颜面，同时对自己的兵谏之举聊表歉意。
张学良决心一下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等东北军将领是八匹马也拉不回，只能眼睁睁看着张学良跟着蒋介石的专机直勾勾而去。
果然，张学良初抵南京，便被蒋介石软禁，并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决10年有期徒刑。
此前，在我党的调和与组织下，红军、东北军与杨虎城将军所代表的十七路军，曾组成“三位一体”联合阵营。
此阵营一旦缔结，将极大地成为促成蒋介石抗日的政治助力，也是我党逼蒋抗日的最得力筹码。
然而自张学良随蒋而去之后，“三位一体”联合很快就摇摇欲坠，蒋介石扣张的背义举动，一下子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当初扣押蒋介石之后，关于逼蒋抗日，东北军内部是有不一样的声音的，那就是由张学良一首提拔起来的主战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为首的实权主和派。
对于当初轻易释放蒋介石返回南京，少壮派本就积怨甚多，眼下听闻张学良被扣押，更是自感晋升无望，气愤难平，纷纷嚷着要拿留下的以陈诚、卫立煌等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官开刀，或者向蒋宣战，逼迫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当时无论从救国大计还是张学良的安全考虑，主战都是下下之举，因此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极力地安抚东北军主战派的情绪，劝大家为大局计，维护住当前“三位一体”联盟，只要联盟尚在，争取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便有契机。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极力地破坏“三位一体”联盟，往西安派遣出大量特务，在东北军中释放“主和派投蒋以致张副司令被扣”的声音，它就像一颗火星崩入干柴堆，瞬间燃起熊熊烈火，终致不可遏制之地步。
当初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不久，就对西安撂出狠话“于开战十日内克复西安！”加之国民党特务的煽动在东北军内部大奏其效，使得以应德田、孙铭九为代表的主战派更加蠢蠢欲动，想方设法地发动与国民党的战争，以为他们救出张学良谋求契机。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的内讧终发展至不可遏制的地步，以应德田、孙铭九为主的主战派，捏造伪证，扭曲事实，召集了一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年轻军官，诬陷东北军内部以王以哲、何柱国为主的主和派已经投蒋出卖了张学良与东北军。
此后，他们又以命令于文俊与王协一各领一个连到王以哲与何柱国家中实施锄奸行动。
当于文俊带着人闯入王以哲将军家中时，王将军此时正抱病在床，面对叛军的突然闯入他怒斥道：“你们干什么，你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忠于张副司令的，你们会后悔的！”
然而话音未落，来人不由分说，当场就对王以哲将军连开9枪，王以哲当场就丧失了生机，躺在了血泊里，享年仅41岁。
随后杀人凶手于文俊带着人扬长而去，留下王以哲将军的家人一片哀嚎。
王将军被戕害的消息一传出，局势瞬间失控。
原本正欲开赴前线抵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刘多荃，马上调转枪口，回师临潼，以雷霆手段镇杀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凶手于文俊，甚至还杀害了奔走于东北军与红军两军之间主和的高福源将军，三位一体联盟在蒋介石的阴谋之下，瞬间崩塌垮台。
除此之外，六十七军除了刘多荃所在师，其他部队亦做好了紧急备战准备，对外放出“血债要血偿”的口号，誓将孙铭九、苗剑秋和应德田等少壮派绳之以法的声音，吓得孙铭九等人竟破罐子破摔，冲进了周恩来办事的办公室想要再开杀戒。
周恩来见状，非但不慌，反而气愤难平地怒斥道：“你们到底想做什么？你们这是想救张将军的样子吗？你们这样恰恰是在害他！”
最终在周恩来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游说之下，这一伙被冲动冲昏了头脑的少壮派这才幡然醒悟，噗通一下跪倒在地，苦求周公为他们指一条生路。
周恩来为避免东北军内讧事件扩大，只能暗中将他们转送到了我红军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总部避祸。
王以哲将军不幸遇害，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首位自然是蒋介石。
也许你万万不会想到，这位国民党的统帅竟利令智昏到了这种程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掉自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心腹大患，除掉这位于救国大计而言大有可为的将军。
与此同时，最伤心的可谓是远在南京的张学良了，当他听闻王以哲被害的噩耗，瞬间失声痛哭，后来他给心腹于学忠的信中又说：“闻鼎芳兄遭殃，真不知叫弟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
显然，对于王以哲被自家人所害，这是张学良万万没想到的。
2月4日这天，是王以哲将军的追悼会，我党派出王将军生前挚友周恩来前往吊唁，同时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主的中共领导人又特意发去唁电：“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速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
然而尽管王以哲将军已逝，但是他的血却没有白流，不久蒋介石就在国内外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会议上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全民抗日，其中有句话还算振奋人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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