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既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的领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学者。他一生酷爱史学，是我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中在方志学上的研究与贡献，是其整个学术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人仍有启发意义。
最早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清华学校授课时编写的讲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后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就有《方志学》一文。在文中，梁启超把方志学与史学、地理学、传记谱牒学等并列，其中第七章为“方志学”。文中开篇就是最著名论断：“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由今日观之，可谓为方志为滥觞。”
图1：梁启超
他对方志的源流、演变、编纂理论等作科学研究，认为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这时的方志，起源于历史，不纯属历史；起源于地理，也不纯属地理，这时的方志已逐步发展成一个比较独立的形态。
梁启超的“方志学”概念一提出，在史志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方志或方志学命名的方志理论专著，如吴宗慈的《修志丛论》、李泰棻的《方志学》等。可见梁启超提出“方志学”学科概念，明显推动了近代方志学的发展。
图2：《方志学》中的“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局部）
1924年，梁启超撰《说方志》，对我国方志的编纂方志理论进行研究。认为西晋挚虞所撰的《畿服经》和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是我国方志的萌芽。称清顺治《河南志》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为完善者，而陕西、山西的为最好，并赞誉康熙《邹平县志》、乾隆《历城县志》、章学诚及洪亮吉父子所纂的志书。
图3：《说方志》局部
梁启超在《说方志》中还提到广东的新会、南海、番禺等县志，并指出道光《新会县志》在全国“称善”。原文曰:“吾邑志失修已七八十年，最近者为道光《新会县志》，实黄香石（培芳）、曾勉士（剑）所主修，于全国诸志中称善焉。吾乡各县志，则同治《南海县志》，邑人邹特夫（伯奇）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邑人陈兰甫（澧）主修，皆一时之选也。”
图4：《说方志》关于广东方志的论述
1925年，梁启超在《龙游县志序》中极力赞赏《龙游县志》，并提出：“方志之学，非小道也”，“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有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史是从志出的，把方志视为编写国史的基础。
图5：《龙游县志序》中的“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
梁启超突出方志“资治”的“功能”：“盍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的特点，其受于遗传及环境者盍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有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他认为，方志之所以可贵，就是地方资料翔实，可为各界人士“披沙拣金之凭籍”，可为研究一个地方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考查的、实用的资料。他肯定章学诚创《方志立三书议》的“文征”作用，也突出方志存史另一功能——向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教育，那是最好乡土教材。从中也可以看到方志在梁启超心目中的学术地位。
梁启超甚至在患病期间，都没有放弃对方志的研究。1928年9月，他入住协和医院治病期间得一套《信州府志》，非常高兴，没等到痊愈就携该志出院，查阅引用其中材料以续写《辛稼轩先生年谱》。可惜事未竟，梁启超就与世长辞了。
梁启超是在新史学的范畴，以史的角度对方志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中国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启蒙者和开拓者。他的方志学理论，在不少方面具有开拓性作用，这对于中国方志学的理论研究，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其中周生杰先生的文章更指出：“梁启超应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
本文作者：李秀霞（新会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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