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鹄飞鸣未免饥，此身自笑欲何之。
闭门种菜英雄老，弹铗思鱼富贵迟。
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
一樽强醉南楼月，感慨长吟恐过悲。
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27年），赋闲成都的著名诗人陆游在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写下了这首《月下独醉》。诗中，陆游着意提到了两个人：李广和要离。
李广，西汉最著名的将领，人称“飞将军”，其威名曾令匈奴数年不敢来犯。一生志在建功立业的陆游视李广为人生楷模，当在世人意料之中，但如此推重名不见经传的要离，却着实令人意外。事实上，不止《月下独醉》，陆游提及要离的诗篇，至少有六七首，无一例外，几乎每一首都表达了身后葬于要离墓旁的强烈意愿：
生无鲍叔能知己，死有要离与卜邻。（《书叹》）
葬近要离非素意，富春滩畔有苔矶。（《遣怀》）
愿乞一棺地，葬近要离坟。（《言怀》）
未斸要离冢畔云，侩牛得食寄乡枌。（《纪怀》）
要离之墓
无锡鸿山上，要离墓与专诸之墓并排而立，一样大小，一样形状，墓碑上字体颜色和新旧程度也几无差别。想来陆游大约是见过要离墓的，只是不知他所见的，是否就是鸿山这一座。
根据民间传说，要离葬于鸿山是有理由的，因为据说他就出生在鸿山之北，而鸿山东面有要潭河，有人说，那是要离做刺客前捕鱼、晒网的地方。落叶归根，要离死后自然要归葬乡里。
伫立鸿山顶上四处眺望，良田沃野，一碧万顷，间或矗立几根烟囱、几座厂房，并不见水流的影子。
当然，追究要离之墓的真伪既无必要亦属徒劳，我们只需知道，世间确曾有过一个名叫要离的人，他在专诸刺王僚之后的第二年，步专诸之后尘，完成了另一件同样凶险的刺杀任务。只是其极端与酷烈，却远超专诸。
苏州，胥门
要离刺杀庆忌，虽获成功，代价巨大——他向吴王阖闾献上的计策令人惊骇：“我将假装负罪逃出吴国，而请大王您杀掉我的妻子儿女，在国都的街市上焚烧她们的尸体，播撒她们的骨灰；然后以千金和百里之邑做赏赐，四处通缉我。如此，当我前往投奔公子庆忌时，才能博取其信任，然后伺机行刺。”
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骇人听闻的策略是否让阖闾感到些许不安，但他点头允诺了。
但是要离该怎么面对他的妻子儿女呢？直言相告，还是隐瞒不说？若直言相告，他又该如何解释？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突破了人的底线——纵然我们赞叹先秦那悍不畏死、视死如归的精神，但那只能止于赴死者自身，我们绝不会容忍替别人安排生死的行为，不管那些被牺牲者是亲人还是敌人。
可是那极悲惨、极酷烈、极残忍的一幕如期上演了，和要离设想的一模一样:“吴王乃取其妻子，焚弃于市。”
要离就像一个导演，冷静地置身于历史情境之外，毫不在意剧中人的生生死死。
很多年以后，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述及此事，依然愤恨不已：
宋儒论此事，以为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人不肯为之。今乃无辜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诈谋，阖闾之残忍极矣！而要离与王无生平之恩，特以贪勇侠之名，残身害家，亦岂得为良士哉？有诗云：
只求成事报吾君，妻子无辜枉杀身。
莫向他邦夸勇烈，忍心害理是吴人。
宋儒将要离之过归于贪图名誉，《东周列国志》也说“要离贪名刺庆忌”。
名誉，在先秦自然是极被看重的，人们不惜为此慷慨赴死，这与今日沽名钓誉之徒的种种行径不可同日耳语。但问题在于，要离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在古人看来，已经有悖于天理。
不知太史公司马迁是否也持此看法，认为要离行径不合刺客之道，所以将其排除在《刺客列传》之外？
但要离此后所为，的确是刺客的事业。他假装逃出吴国，以受害者的名义奔走于诸侯之间，每到一处，即控诉吴王阖闾的罪行。如此马不停蹄，终于在卫国找到了公子庆忌。
河南濮阳，春秋时代戚城遗址
春秋时的卫国，在今河南省北部濮阳一带，距吴国可谓遥远。当形容凄惨的要离出现在庆忌面前时，后者或许早已听说了他的经历。于是当要离表达了投靠的意愿，并提出助庆忌返国讨伐阖闾之时，庆忌丝毫不加怀疑。
那时庆忌正忙于练兵。这些兵士，可能是他逃亡时带来的，也可能是同情他的诸侯赠送的。三个月之后，庆忌与要离一起，启程往赴吴国。
当刺杀发生之时，庆忌正坐在一条船上。
按照《吴越春秋》的记载，这条船正在“渡江”。哪条江？一般认为是长江。也有人提出是流经今江苏邳州附近的古泗水，但没有确凿证据。
武梁祠汉画像，要离刺庆忌
船至中流，江风飒飒。坐在上风的要离忽然挺起长矛，借风势直刺庆忌。庆忌猝不及防，立时身受重伤，但他依然回身抓住要离，按其头于江水中。按入，提出，如此反复三次之后，庆忌将要离摁在膝盖上，大笑一声：“哈哈，果然是天下的勇士啊，竟敢向我行刺！”
左右欲杀要离，被庆忌制止：“一日之内，怎可杀掉两位勇士？放他回吴国吧，以成全其忠义之名！”
于是刺客要离得以活着继续前行，而庆忌却成为逝者。
但庆忌之死，是勇士之死，他提升了这个故事的层次，使之从一个单纯的政治谋杀升华为一场悲剧——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激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更使我们的情感从中得以净化。
2500多年过去，翻诵《吴越春秋》，我依然能在纸页间听到庆忌豪迈的笑声。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要离或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可能是一个不辱使命的刺客，却不能成为受人景仰的英雄。
庆忌的高尚击溃了要离，他被沉重的羞耻感所缠绕，眼前一片昏暗。
当庆忌的随从表示要放他走时，要离却满面忧伤，不肯离开。他已经感觉不到前行的意义。
随从们问他：“您为何不走了？”
要离说：“杀害妻子儿女以侍奉君王，是为不仁；为新君而谋害旧君之子，是为不义。君子当重死轻生，而不能以不义为贵。如今我贪生怕死，弃德行于不顾，就更是不义了。有此三大恶行却苟活世上，我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士？”言毕，纵身投江，但被随从救了上来。
要离问道：“我难道可以不死吗？”
随从说：“您应该活下去，等候吴王赏赐的爵位和俸禄。”
这句话，怎么听都像是嘲讽。
要离不再多说，挥剑自断手足，然后伏剑自刎。
苏州，太湖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记录在《吕氏春秋·忠廉》篇：要离没有死于江上，他回到吴国，面见吴王阖闾。阖闾大悦，“请以分国”，要把国家分一半给他。要离拒绝了：“我现在只求一死。”阖闾力阻，要离道：“杀妻子儿女，焚扬其灰，臣以为不仁；为故主（指阖闾）杀新主（指庆忌），臣以为不义；庆忌在江上抓住我，按于水中，三入三出，最终饶我不死，臣已为其所辱。不仁不义，且又受辱，不可不死。”阖闾无法阻止，要离遂死。
《吕氏春秋》如此赞扬要离：
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富贵忘其辱。
它说，要离是有廉耻之心的，所以不会见利忘义，在富贵面前忘掉耻辱。
正是羞耻之心，使要离选择以死亡来承担后果，在人格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离是一个英雄。
而他也的确是作为一个英雄被后人纪念的。宋人陈人杰即在词中对要离盛赞不已：“一丘封了要离，问世上男儿还有谁？”
或许，大诗人陆游也正是在这一角度，把要离视作偶像，愿葬身于要离墓旁。
（《大梦春秋》095，待续。文图原创，盗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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