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鹄飞鸣未免饥,此身自笑欲何之。

闭门种菜英雄老,弹铗思鱼富贵迟。

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

一樽强醉南楼月,感慨长吟恐过悲。

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27年),赋闲成都的著名诗人陆游在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写下了这首《月下独醉》。诗中,陆游着意提到了两个人:李广和要离。

李广,西汉最著名的将领,人称“飞将军”,其威名曾令匈奴数年不敢来犯。一生志在建功立业的陆游视李广为人生楷模,当在世人意料之中,但如此推重名不见经传的要离,却着实令人意外。事实上,不止《月下独醉》,陆游提及要离的诗篇,至少有六七首,无一例外,几乎每一首都表达了身后葬于要离墓旁的强烈意愿:

生无鲍叔能知己,死有要离与卜邻。(《书叹》)

葬近要离非素意,富春滩畔有苔矶。(《遣怀》)

愿乞一棺地,葬近要离坟。(《言怀》)

未斸要离冢畔云,侩牛得食寄乡枌。(《纪怀》)

要离之墓

无锡鸿山上,要离墓与专诸之墓并排而立,一样大小,一样形状,墓碑上字体颜色和新旧程度也几无差别。想来陆游大约是见过要离墓的,只是不知他所见的,是否就是鸿山这一座。

根据民间传说,要离葬于鸿山是有理由的,因为据说他就出生在鸿山之北,而鸿山东面有要潭河,有人说,那是要离做刺客前捕鱼、晒网的地方。落叶归根,要离死后自然要归葬乡里。

伫立鸿山顶上四处眺望,良田沃野,一碧万顷,间或矗立几根烟囱、几座厂房,并不见水流的影子。

当然,追究要离之墓的真伪既无必要亦属徒劳,我们只需知道,世间确曾有过一个名叫要离的人,他在专诸刺王僚之后的第二年,步专诸之后尘,完成了另一件同样凶险的刺杀任务。只是其极端与酷烈,却远超专诸。


司马迁为什么能把韩信归入列传 司马迁为何不把要离写入史记(1)

苏州,胥门

要离刺杀庆忌,虽获成功,代价巨大——他向吴王阖闾献上的计策令人惊骇:“我将假装负罪逃出吴国,而请大王您杀掉我的妻子儿女,在国都的街市上焚烧她们的尸体,播撒她们的骨灰;然后以千金和百里之邑做赏赐,四处通缉我。如此,当我前往投奔公子庆忌时,才能博取其信任,然后伺机行刺。”

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骇人听闻的策略是否让阖闾感到些许不安,但他点头允诺了。

但是要离该怎么面对他的妻子儿女呢?直言相告,还是隐瞒不说?若直言相告,他又该如何解释?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突破了人的底线——纵然我们赞叹先秦那悍不畏死、视死如归的精神,但那只能止于赴死者自身,我们绝不会容忍替别人安排生死的行为,不管那些被牺牲者是亲人还是敌人。

可是那极悲惨、极酷烈、极残忍的一幕如期上演了,和要离设想的一模一样:“吴王乃取其妻子,焚弃于市。”

要离就像一个导演,冷静地置身于历史情境之外,毫不在意剧中人的生生死死。

很多年以后,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述及此事,依然愤恨不已:

宋儒论此事,以为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人不肯为之。今乃无辜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诈谋,阖闾之残忍极矣!而要离与王无生平之恩,特以贪勇侠之名,残身害家,亦岂得为良士哉?有诗云:

只求成事报吾君,妻子无辜枉杀身。

莫向他邦夸勇烈,忍心害理是吴人。

宋儒将要离之过归于贪图名誉,《东周列国志》也说“要离贪名刺庆忌”。

名誉,在先秦自然是极被看重的,人们不惜为此慷慨赴死,这与今日沽名钓誉之徒的种种行径不可同日耳语。但问题在于,要离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在古人看来,已经有悖于天理。

不知太史公司马迁是否也持此看法,认为要离行径不合刺客之道,所以将其排除在《刺客列传》之外?

但要离此后所为,的确是刺客的事业。他假装逃出吴国,以受害者的名义奔走于诸侯之间,每到一处,即控诉吴王阖闾的罪行。如此马不停蹄,终于在卫国找到了公子庆忌。

司马迁为什么能把韩信归入列传 司马迁为何不把要离写入史记(2)

河南濮阳,春秋时代戚城遗址

春秋时的卫国,在今河南省北部濮阳一带,距吴国可谓遥远。当形容凄惨的要离出现在庆忌面前时,后者或许早已听说了他的经历。于是当要离表达了投靠的意愿,并提出助庆忌返国讨伐阖闾之时,庆忌丝毫不加怀疑。

那时庆忌正忙于练兵。这些兵士,可能是他逃亡时带来的,也可能是同情他的诸侯赠送的。三个月之后,庆忌与要离一起,启程往赴吴国。


当刺杀发生之时,庆忌正坐在一条船上。

按照《吴越春秋》的记载,这条船正在“渡江”。哪条江?一般认为是长江。也有人提出是流经今江苏邳州附近的古泗水,但没有确凿证据。

司马迁为什么能把韩信归入列传 司马迁为何不把要离写入史记(3)

武梁祠汉画像,要离刺庆忌

船至中流,江风飒飒。坐在上风的要离忽然挺起长矛,借风势直刺庆忌。庆忌猝不及防,立时身受重伤,但他依然回身抓住要离,按其头于江水中。按入,提出,如此反复三次之后,庆忌将要离摁在膝盖上,大笑一声:“哈哈,果然是天下的勇士啊,竟敢向我行刺!”

左右欲杀要离,被庆忌制止:“一日之内,怎可杀掉两位勇士?放他回吴国吧,以成全其忠义之名!”

于是刺客要离得以活着继续前行,而庆忌却成为逝者。

但庆忌之死,是勇士之死,他提升了这个故事的层次,使之从一个单纯的政治谋杀升华为一场悲剧——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激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更使我们的情感从中得以净化。

2500多年过去,翻诵《吴越春秋》,我依然能在纸页间听到庆忌豪迈的笑声。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要离或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可能是一个不辱使命的刺客,却不能成为受人景仰的英雄。

庆忌的高尚击溃了要离,他被沉重的羞耻感所缠绕,眼前一片昏暗。

当庆忌的随从表示要放他走时,要离却满面忧伤,不肯离开。他已经感觉不到前行的意义。

随从们问他:“您为何不走了?”

要离说:“杀害妻子儿女以侍奉君王,是为不仁;为新君而谋害旧君之子,是为不义。君子当重死轻生,而不能以不义为贵。如今我贪生怕死,弃德行于不顾,就更是不义了。有此三大恶行却苟活世上,我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之士?”言毕,纵身投江,但被随从救了上来。

要离问道:“我难道可以不死吗?”

随从说:“您应该活下去,等候吴王赏赐的爵位和俸禄。”

这句话,怎么听都像是嘲讽。

要离不再多说,挥剑自断手足,然后伏剑自刎。

司马迁为什么能把韩信归入列传 司马迁为何不把要离写入史记(4)

苏州,太湖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记录在《吕氏春秋·忠廉》篇:要离没有死于江上,他回到吴国,面见吴王阖闾。阖闾大悦,“请以分国”,要把国家分一半给他。要离拒绝了:“我现在只求一死。”阖闾力阻,要离道:“杀妻子儿女,焚扬其灰,臣以为不仁;为故主(指阖闾)杀新主(指庆忌),臣以为不义;庆忌在江上抓住我,按于水中,三入三出,最终饶我不死,臣已为其所辱。不仁不义,且又受辱,不可不死。”阖闾无法阻止,要离遂死。

《吕氏春秋》如此赞扬要离:

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富贵忘其辱。

它说,要离是有廉耻之心的,所以不会见利忘义,在富贵面前忘掉耻辱。

正是羞耻之心,使要离选择以死亡来承担后果,在人格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离是一个英雄。

而他也的确是作为一个英雄被后人纪念的。宋人陈人杰即在词中对要离盛赞不已:“一丘封了要离,问世上男儿还有谁?”

或许,大诗人陆游也正是在这一角度,把要离视作偶像,愿葬身于要离墓旁。

(《大梦春秋》095,待续。文图原创,盗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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