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楼。杨峥 摄
明嘉靖四年（1525年），一个中年男囚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永昌卫（今保山市隆阳区）。此前，他因干涉皇帝的“家务事”而“触犯逆鳞”，被气急败坏的明世宗当众毒打一顿之后，发配云南充军。此事，伤害性大且侮辱性强。男囚不但饱尝皮肉之苦，而且惨遭精神打击。
当他被押解到永昌卫的时候，正值万物复苏的正月，男囚的人生，也因红土高原而迎来了第二春。之前，他是名满京城的才子；此后，他是云南家喻户晓的“杨状元”。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优美的自然环境是抚慰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加上边疆纯朴热情的民风，让杨慎从不幸遭遇中走了出来。他创作了众多诗词歌赋以回馈这块养育了他三十多年的“并州故乡”。
其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临江仙》，因“说尽兴亡”而被世人推崇备至，并作为开篇词收入到小说《三国演义》之中，成为今天众所周知的不朽名篇。后人评价说，杨慎是明朝二百多年间著述最多和词写得最好的人。落魄文人在彩云之南上演了一出从阶下囚到“明代词宗”的逆袭。
钟灵毓秀育人杰无独有偶。
与杨慎同时代的李贽（zhì），也因踏上三迤大地而经受了一次灵魂上的洗礼。走马上任姚安知府那一年（1577年），他50岁。事情就是这么巧，刚跨进“知天命”门槛的他，思想开了窍，且一发不可收拾。
姚安当地民族能歌善舞、无拘无束的质朴民风，与内地饱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李贽总结说，此前，自己虽饱读“圣贤之书”，但对儒家思想却没有进行过检讨，在精神上“犹如一条狗”（“真一犬也”），只会人云亦云。
在云南生活的日子里，李贽写下了振聋发聩的《论证篇》，勇敢地举起了戳穿假道学的矛，由此走上猛烈批判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路，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想先驱。直到今天，他的《焚书》与《续焚书》仍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们不能不读的重要著作。
实际上，云南成就的不止杨慎和李贽。
虽然长期被外界视为“瘴疠之乡”和“不毛之地”，但钟灵毓秀的云岭大地既孕育出了不少享誉神州的文人杰士，也让很多的异乡游子在此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元明清三代数百年间，随着内地汉族大量迁居云南、开发边疆，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内地文化与云南本土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进而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使云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昆明官渡古镇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这个诞生过“乾隆帝师”王思训的小镇，最早只是由螺蛳壳堆积而成的小渔村。由于位处滇池北岸水陆要冲，四方商贾在此云集，渔村的命运也随之改写，成为闻名遐迩的“官船渡口”。
行商坐贾在为这里带来人流与繁华的同时，也把南北文化留在了这块土地上。如今，不到1平方公里的地域上较为完好地保存着自唐以来一千多年间陆续修建的六寺、七阁、八庙、“一颗印”民居等众多历史人文景观。
其中，已有五百余年历史的妙湛寺金刚塔依旧岿然屹立，是目前全国最古老的金刚宝座塔，它与“古渡梨园”上空穿云裂石的“三百年滇剧”和萦绕在广场回廊四周的“八百年花灯”一同向各地游客诉说着古镇的前世今生。
绚丽多姿的边地风情总是令人充满向往。在云南徒步的三年期间，徐霞客对所见到的山川风物做了详细考察和记录。《滇游日记》是《徐霞客游记》（传世本）分量最重的部分，约占全书总字数的40%。《滇游日记》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比欧洲人早两百年，对石林、溶洞、天池等岩溶现象厘定专名比欧洲人早一百多年，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当异乡游子在为云南文化增光添彩的同时，本土人杰也不遑多让。明朝嵩明人兰茂跋山涉水行医数十载，将汉、傣、彝、白、苗等各族医学经验融为一体，呕心沥血著成《滇南本草》一书。该书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早140多年，收录了云南动植物药物五百余种，许多草药为其他医书所无，为中国医学的发展献上了一份珍宝，至今仍有较高的科学研究和临床使用价值。
遭逢乱世、目睹明清易代的僧人担当写下了不少直抒胸臆的爱国诗篇。由于得到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陈眉公真传，他的书画不拘成法又自成一家，以“诗书画三绝”闻名全国。
乾隆朝御史、昆明人钱沣以颜体为基础，博采众家之长而成“钱体”一家。其笔下所绘之马“神态各异，绝无雷同者”，其作品将诗书画融为一体，在中国书画界享有较高地位，在清代就被世人视若珍宝、争相收藏。而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他，还为后人留下了“瘦马御史斗和珅”的佳话，今天仍为昆明百姓所津津乐道，并以相声、评书、戏曲、影视剧等形式被搬上舞台和荧幕。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乾隆朝“布衣寒士”孙髯为大观楼写下180字长联，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的“海内第一长联”，使得昆明大观楼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山西鹳雀楼相齐名，跻身中国“四大名楼”之列。继孙髯之后，晚清罗平人窦垿又在岳阳楼写下长达102字的长联，与唐代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同成为“岳阳楼三不朽”名作。
为国育才不畏难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入侵之下，中国西南门户洞开，客观上密切了云南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交流，许多西方工业文明成果先入边疆再传内地，云南一时成为“开全国风气之先”的重要文化窗口。
其间，云南不但培育出了“经济特元”袁嘉谷、名士李根源、音乐家聂耳、哲学家艾思奇、革命家王德三、军事家罗炳辉、数学家熊庆来、气象学家陈一得、史学家方国瑜、诗人柯仲平等众多时代骄子，而且以“一文一武”两所院校名震天下。
位于昆明翠湖之畔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自1908年开设以来，先后有9000多名学员从这里毕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风云人物，可谓将星云集、灿若星河，新中国的朱德元帅和叶剑英元帅便是其中的翘楚。这所军校的部分毕业生还参与了广州黄埔军校的创建，或在该校担任要职；一些外籍学生如崔庸健、武海秋等，后来还分别担任过朝鲜、越南等国的军政首脑。可以说，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云南讲武精神”，而且也为推动亚洲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增添了“云南动力”。
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相齐名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最具传奇色彩的高校。邓稼先、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不但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而且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民主堡垒”，有力促进了民主爱国思想在全国的传播，不断唤起中华民族奋发振作，追求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富强。
在中华民族追求发展的伟大征途上，边疆云南以不甘人后的坚强意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国家培育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儿女，对新中国的成立、云南各民族的翻身解放和中国科教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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