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把喜新厌旧当作贬义词来看待，其实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喜新厌旧消极的方面，而忽略了其所具有的积极含义，诚然，爱情中的喜新厌旧是不道德的，也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但当关乎到一个人的前途和事业时喜新厌旧就应该另当别论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那种宁愿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挪窝的人其实是愚昧迂腐的，择主要依时而变，对于自己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坏处。
1.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如果你手上有一粒理想的种子，就一定找一个理想的地方把它种下去，别让你的理想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埋没了。有“心机”的人知道不能把一身才华白白浪费在注定无所作为的主子身上，他们会选择另攀高枝，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让自己的理想再度萌发。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只有选择对了，优秀人物的才华和抱负才能实现，如果你一时不慎看走眼，没关系，另攀高枝是你惟一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愚忠之臣，他们死守做臣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昏庸无比的皇帝，也死心踏地的跟着，到头来一腔热血最终洒在了崩溃王朝的废墟中，成了那个时代的殉葬品，他们的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他们的做法实在是有待商榷。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思想也应该不断跟着前进，姜子牙助文王灭纣便成为了永垂千古的美谈，而那个可怜的比干臣相的下场便是愚忠之臣的镜鉴，识时务者为俊杰，择主依时而变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做人准则，穿透千年历史风云，有“心机”的人能够悟透这一秘密玄机。
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谋臣之一的刘基（字伯温），便是这样一位“喜新厌旧”之人，他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最终为大明王朝的开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基少有大志，十四岁的时候便才华横溢了。
少年得志的刘基，颇想为元朝尽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时正处于元朝末期，官场腐败，贪官横行，整个社会统治已是大厦将倾。但刘基并没有感到独木难支。他一方面以身作则，为官清廉，一方面与那些贪官污吏做斗争。可是不久之后，刘基的行为便让他碰了个灰头土脸的，不久又因上文弹劾监察御史失职得罪上司，被排挤回家。
官场的第一次失意并没有使年轻的刘基灰心丧气。回乡隐居的日子里，他刻苦钻研易经八卦，兵书战策，并广交宾朋，扩大自己的影响，随时准备东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果然，刘基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才干足以与诸葛亮相比，很多人于是纷纷登门求教。刘基觉得，他出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适值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黄岩人方国珍因被诬告通寇，杀仇家，率兄弟三人聚集海寇数千骚扰江浙，朝廷几次派兵都没剿灭，连江浙行省左丞孛帖木儿都被其活捉，于是朝廷决定许以高官厚禄招降方国珍。但方国珍几降几叛，弄得人心惶惶。江浙行省终于想到了刘基，举荐他为元帅府都事。
深居简出十几年的刘基再一次感到眼前出现了光明。他一到任就力主用武力严剿方国珍，刘基做梦也没想到，正布置出兵呢，朝廷令下，说他擅作威福，夺去兵权不算，还把他羁管在绍兴。刘基一气之下，头发都白了一半，弃官回青田老家，再度隐居。
这次官场失意对刘基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此时的刘基已年近五十，他以为此生将不再有什么机会了，一身的才华抱负也就要付之东流。谁知道此时农民领袖之一的朱元璋再度请刘基出山，刘基对朱元璋半信半疑，很不愿意出山，经过朋友再三劝告，刘基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到了朱元璋驻扎的应天。
刘基到了应天之后，心情仍然很抑郁。朱元璋召见他那天，他懒懒散散地来到朱元璋的帅府，见朱元璋时只略略一拜。当朱元璋问到关于如何建立功业时，刘基随机想出了治国十八策，说得朱元璋点头称是，亲自为刘基斟茶，继续向他征求有关军事作战等各方面的意见。
朱元璋为了笼络像刘基这样的文人，专门修了一所礼贤馆，对文人们给予很高的待遇，而且一旦听到他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立刻予以采纳。刘基感到终于遇到了明主，便死心塌地地追随朱元璋，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从此，朱元璋把刘基当成心腹谋士，事无大小，都要同刘基商量。朱元璋称呼刘基，只用先生而不呼其名以示尊重，和别人谈起也常把刘基比做汉初的张良。这就更加增强了刘基报答知遇之恩的愿望。
最后在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众多武将文臣的辅佐之下，朱元璋终于一统江山，开创了大明王朝的几百年基业。 刘基审时度势，不盲目愚忠于元朝，最后得以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功臣，这与他的“良禽择木而栖”的择主思想是有相当大关系的，刘基也终于在元末乱世中一展身手，使自己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理想之花也在适合的气候与土壤中萌发了。
2. 朝秦暮楚并不为过
坚持真理并不错误，但是你坚持的东西已经错了或者是已经过时的还要不要坚持呢？答案当然是不！任何人做人，首先要考虑自我的发展，这是做人不言而喻的“心机”。为了这个，朝秦暮楚虽稍显厚黑，但并不为过。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未免太过迂腐。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倘若遇到一个丝毫也不赏识你的上司，整天度日如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你使尽浑身的解数也永无出头之日。在这种情况下，弃暗投明改换门庭也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或者你所遇到的上司，根本就是那扶不起来的阿斗一个，那又何必跟着他活受罪呢？“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错行”与“嫁错郎”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知错不改。天下之大，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入错行”跳槽重新选择就是了，“嫁错郎”赶紧离婚另寻如意郎君。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谋略家姜子牙，既是一位善于出谋划策的谋略大师，就是一个“朝秦暮楚”之徒，在当时那种以当“忠臣”为荣的时代，姜子牙才不管什么“忠”与“不忠”，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能不能“事二主”，而是巧用计策，果断地投入“二主”的怀抱，并且鼓动和帮着“二主”毫不手软地夺了“先主”的江山社稷。
姜子牙，本名吕尚，是我国上古时期最为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姜子牙生活在商朝末年，当时纣王无道，荒淫无度，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与此同时，商王朝周围各诸候国迅速掘起，特别是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励精图志，大有代殷商之势。
姜子牙生逢乱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无奈报国无门，潦倒半生。他曾在商王宫中做过多年小吏，虽然职低位卑，但却处处留心。他看到商纣王整天沉湎酒色，荒废国政，几次想冒死进谏。一则想救民于水火，二则可以因此受到商纣王的赏识，求得高官厚禄。然而姜子牙后来见到大臣比干等人皆因直谏而送了命，商朝气数已尽，商纣王已不可救药，自己不愿糊里糊涂地陪无道的商纣王殉葬。于是，便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
当时，姬昌立志复兴周国，除掉纣王，求贤若渴，正是用人之时。姜子牙为了引起姬昌的注意，一开始便能获得姬昌的器重，便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在渭水之滨的兹泉垂钩钓鱼。这个地方风景秀丽，人迹罕至，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当然，姜子牙并非是要在这里老死林下，而是在此静观世变，待机而行。
这一天，姜子牙听说姬昌要来附近行围打猎，便假装在兹泉垂钓。这时候，姜子牙还是个无名之辈，身为西伯的姬昌当然不会认得他，但姜子牙却见过姬昌。为了引起姬昌的注意，他故意把鱼钩提离水面三尺以上，而且钩上也不放鱼饵。这种荒诞的举动，果然让姬昌觉得奇怪，便走上前充满好奇地问道：“别人垂钓均以诱饵，钩系水中。先生这般钓法，能使鱼上钩吗？”
姜子牙见姬昌对人态度谦和，对自己这个年迈的老者，没有一点“伯爵”的架子，果然是个非凡人物，便进一步试探道：“体道钩离奇，自有负命者。世人皆知纣王无道，可是西伯长子就甘愿上钩。纣王自以为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却放跑了有取而代之之心的西伯姬昌。”
姬昌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心想：这位老人身居深山，何以能知天下大事？更为不解的是，他怎能把我姬昌的心迹看得如此透彻？肯定不是凡人！便赶紧躬身施礼，态度诚恳地说道：“愿闻贤士大名？”
“在下并非贤土，乃老朽吕尚是也。”
“刚才偶听先生所言，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不瞒先生，足下就是你说到的姬昌。”
姜子牙此时才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诚惶诚恐地说：“老朽不知，痴言妄语，请西伯恕罪。”。
姬昌连忙诚恳地说道：“先生何出此言！今纣王无道，天下纷乱，如先生不弃，请您随我出山，兴周灭商，拯救黎民百姓。”
姜子牙假意客套了一番，即随同姬昌一起乘车回宫，一路上纵论天下大势，口若悬河。姬昌如鱼得水，相见恨晚，回宫之后，立即拜姜子牙为太师，视为心腹。从此以后，姜子牙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并且为灭商兴周出了大力。
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子牙，在商纣王这棵大树即将倒下，无法再行依靠的时候，姜子牙略施小计便攀上了姬昌这棵长势茂盛的大树。果断地弃暗投明，“事二主”做了周朝的太师。倘若他愚顽地报定“忠臣不事二主”的陈腐观念，恐怕到老死也不过是商纣王宫中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小官吏，永无出头之日。
姜子牙的“心机”并不为过，事实证明他的举动无论是对于自己，对于武王，还是对于商周子民都是有利的。姜子牙做人稍显厚黑，便留名青史，其做人的智慧可说是炉火纯青了。
3.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人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有人表现得很明显，有些人善于隐藏和隐忍，而做人若想成功，就应该懂得什么时候该隐，什么时候该显，什么时候放弃旧主而另投明主，在这拿捏和把握分寸之间，便正是一个人做人的“心机”所在。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界进化的一个基本规律，那便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竞争激烈的自然界，同样也适用于竞争格局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这种竞争格局的存在，便导致了在特定的时候必然有适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政权出现，也必然有被时代所淘汰的政权没落，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人便会选择投靠代表新生和希望的“新主”，而只有那种脑袋一根筋且顽固不化的人才会依然追随没落的旧主，成为时代和历史的殉葬品。
以敢于劝谏而名垂青史，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一起忠心辅佐唐太宗，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的一代名臣魏征，便是这样一位懂得“喜新厌旧”的人，正是因为他选择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他的才华和忠诚才能青史留名，在历史上享有崇高盛誉。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便合理而有远见的建议，李密也不矛采纳，李密的刚愎自用，导致了被王世充部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
此时的魏征已看出李密决非改变天下的人，恰好此时李密走投无路，率部投降了李渊。魏征便抓住机会，成为了李渊手下的一员谏臣，为李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李唐王朝建立后，太子李建成见魏征颇有才华，便把他找来当做心腹，魏征忠心辅佐，李建成的势力便愈来愈巩固，岂料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薄，至此魏征算是真正地开始“发迹”了。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魏征以勇于劝谏而名垂史册，他的理想和抱负也只有在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那里才能得到施展，倘若换了别的帝王，魏征恐怕早就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了。
喜新厌旧，择主依时而变，这些貌似贬义的词语，在特定的条件下，便是向着正义和真理的方向前进，倘若你囿于世俗的偏见，到头来被时代所抛弃的便是自己了，做人要有“心机”，“相时而动”，“喜新厌旧”便是其中之一。
4. 制造自己的靠山
一山不能容二虎，当你不能成为那只老虎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小老虎喂养长大，等到虎威初现的时候，你便是那隐居“虎”后的太上皇了。“养虎”便是制造自己的靠山，是自己制造自己的“主人”，这是为官之道的最高境界，但却也是最危险的事情，搞不好便会“养虎”为患，被虎所伤。 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历来被世人所称道，他的经商法则成为后人学习的“宝典”，殊不知，二千多年前的秦国商人吕不韦，用他的经商手段买下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胡雪岩与他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会做买卖？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是个商业民族，最会精打细算，中华民族是个重农轻商的民族，是个不懂经商的民族，的确，传统中国的商业很不发达，传统观念一直把商人看做为社会的蛀虫，认为他们是些居中盘剥，不劳而获的人。商人们即便家财万贯，也抵不上清贫的书香门第，也入不了正人君子的法眼。进入史书，能上功德牌坊的都是明君贤相，烈女功臣，却从未见到过一个商人。 然而，谁又能料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生意”就出在中国呢？越是精于商业的民族，越有严格的商业观念，越是不善商业的民族，却往往思想解放，胆量无边，什么生意都敢做，失败与成功全不在乎。中国商人的气魄是令全世界文明人都感到震惊的，因为他能买下的对象不是一宗财产，也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更加奇怪的是这桩生意居然成功了。
这个做买卖国家的生意人就是吕不韦，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卫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他“养虎”自用，制造自己的靠山，做了一笔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生意。
战国末期，秦赵两国争端大起，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只好罢兵，并互换人质。异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赵国的人质，他的处境也是可以想象的。异人身在赵国作为人质，处境极其艰难，遭到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吕不韦瞅准时机，决定要做好这桩政治生意，便去赵国见了异人。
吕不韦运用过人的手腕和“心机”，把异人推荐给当时秦国的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为嫡子，这就意味着异人将来会是秦国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聪明而又富于“心机”的吕不韦要为自己的投资挂上双保险，他还要通过血缘关系把自己的命运同秦国未来王位继承人联系起来。他挑选了貌美风流、能歌善舞的赵姬，使她怀孕后，再用计谋将这位妖艳的美人献给异人。赵姬果然生了个男孩，并被异人立为嫡子，这个男孩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吕不韦的苦心经营终于开花结果了。异人终于登上了王位，即庄襄王，即位后庄襄王就下了第一命令：“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以蓝田十二个县为食邑。”这道诏书传达下来，秦国的文臣武将都惊呆了：当朝的百官尚无一人有此殊荣，在秦国的历史上集官、爵、食邑最高等级为一身的也是少有的。这样，吕不韦就完全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庄襄王沉溺在声色之中，自己倒也心甘情愿。秦国开始了吕不韦专权时代。吕不韦彻底打破了商人“富而不贵”的社会规则。
没多久，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吕不韦除任丞相、文信侯外，顺理成章地做了秦王嬴政的“仲父”，他的个人专政从后台转入了前台，吕不韦不愧是中国第一商人，至此，他经营的事业，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吕不韦一生纵横于商场与官场，上下通吃，左右逢源，成为那个时代最瞩目的人物，他的“养虎”之术为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和财富，成为和皇帝并驾齐驱的人上之人。但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人生的巅峰时忘记了“养虎为患”的经验教训，树大招风，他的存在已经深深影响了秦始皇嬴政的执政地位，最终吕不韦没有逃出被毒死的命运，没有落得个善终的结局。
纵观吕不韦的一生，其“心机”之盛可谓冠绝古今，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建立靠山之后没有适当藏锋，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值得后人深思和引以为鉴。
5. “墙头草”冯道成就“不倒翁”
墙头草的特点是风吹两边倒，哪边势力强便倒向哪边，也许有人会说它意志不坚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其实不然，这里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处世哲学，试想如果墙头草“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恐怕过不了几天便会被大风拦腰折断。做人应该学学“墙头草”的精神，尤其是在变幻莫测的官场，更是要把握好风向，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官场“不倒翁”。
时代与时代不一样，为官之道也是有所区别的，房玄龄能做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一生极尽荣宠，关键还在于那是个和平年代，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他施展自己的抱负给予了充分的机会。但倘若一个人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那么忠侍一主则极有可能被时代所无情的吞噬掉，俗话说“乱世宜用重典”，有“心机”的人应该知道乱世要学做“墙头草”的道理，五代时候的官场“不倒翁”冯道，便是这样一位深谙择主而事的“教父”级人物。
冯道历经五朝宰相，一直至病死家中，造就了中国古代官场的一段神话，恐怕他的纪录在中国古代官场是独一无二的了。他为人极富“心机”，在五代那个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周旋于各国君之间，以极高明的手段，随事各代，从而创造了历事五朝不倒翁的官场记录。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出身在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当时极重门第出身的社会风气下，想跻身官场是很难的。但冯道并不甘心，他也并不盲目投奔，而是仔细观察，选择一位明君，冯道还真找到了一位明主，他经人介绍投到了李存勖的门下，成了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他传奇般的仕途。
五代时期是个战乱纷繁的时期，握有兵权，略有些头脑的将帅便可称王称帝，但他们能领兵打仗是内行，治理国家却是个外行，对读书人又不重视，在他们眼里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富有“心机”的冯道极力讨好逢迎李存勖，同时，他口齿伶俐，颇善言辞，还能引经据典，劝说君臣之间的纠纷。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后，只重视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但冯道却并不着急，而且仍就像原来那样谦恭、谨慎，至于他心里的打算，谁也不知道。后来明宗即位，他吸取前朝教训，决定以文治国，他想到冯道平时“表现不错”便用其为宰相，这时冯道才真正开始发迹。
冯道凭“谦虚谨慎”的形象爬上相位，但他并没有居相位而安心行其职，他还是密切的注意着时局的发展，当叛将李从珂兵变攻打京城，狡猾的冯道一想，李从珂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拥有大军，而刚继位的李从厚不过是个孩子而已，肯定不是李从珂的对手，于是打定了投降的主意，但一个人投降，落个骂名不说，也不会得到重用，不如劝说文武百官和自己一起投降，这样肯定能为自己捞个好差事，冯道使尽手段，苦口婆心，总算劝动了百官，一起到洛阳郊外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元老重臣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
冯道对官场的敏感预见是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正因为如此，有好多人办不成的事，他都能办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指出，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是五代。确实，五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在这乱哄哄的时代，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这个时期便出了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石敬瑭为了能夺取皇帝的位置，答应了契丹出兵的条件，其中有一条最难的是石敬瑭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儿子。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颤”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件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瑭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狡诈老练。但石敬瑭也很为难，害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瑭喜出望外。其实，城府极深的冯道另有打算，他想要得宠于“儿皇帝”，就必须笼络好“爸爸皇帝”，从他的这一做法看，冯道对于保全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了。
冯道见当时契丹强大，便使尽手段讨好耶律德光，但他很快发现契丹统治残暴，不会长久。于是，他又重新寻找主子，果不其然，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夺取政权建立了后汉。冯道因“保护汉人”有功，而被拜为太师。冯道摇身一变又做了后汉的宰相。
岂料后汉也没存在几年，部将郭威便又造反建立了后周。他故技重施，又做了后周的宰相，冯道每次投靠新主都有不同的手段，比如这次投奔后周，在官场混迹多年的冯道心想，自己多次易主，这次再想轻易立足很难，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那就是总得有点见面礼。于是，他打起了刘知远宗族刘崇等人的主意，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这些人。果然他又被推荐当上了后周的宰相。
冯道当后周的宰相没几年，郭威死了，郭威义子柴荣继位，这时后汉贵族勾结契丹要恢复后汉政权，冯道根据他半个世纪的经验判断，此次后周怕是保不住了。自己要想保住官位还得重新物色新主。柴荣绝非以前冯道所事的几位主子可比，很有胆识气魄。当后汉、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主上新丧，人心动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决定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不再说什么，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出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看不起我！”
刚毅的柴荣哪里知道已成“人精”的冯道心态，冯道不是看不起柴荣，而是为自己在下一个什么朝代做官留下一条后路，弄一点投靠的资本。不过马也有失蹄的时候，这次冯道确实是看走眼了。柴荣真不怕邪，率军亲征，大败后汉、契丹联军，以事实给冯道一个响亮的耳光，冯道自知时日无多，这位传奇般的“不倒翁”从此结束了自己的宦海生涯，老死家中。
冯道一生历事五代君主，虽然最后一场看走眼了，却无损于他中国历史上第一官场“不倒翁”的“美名”，这等做人“心机”和官场手腕即使历经千年，依然后人仍为之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