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抗战的敌后出生入死，创下不朽传奇的武工队老英雄贾正喜，以102岁的高寿离我们而去了。网友们在悼念的同时，也重又讨论起武工队的话题。
关于武工队，笔者曾写过几篇小文，都是针对贾正喜所参加的、由贾正喜的亲密战友冯志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类型所写。其实武工队不是只有一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武工队差别很大。
下面罗列一下中共历史上几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武工队。
一、抗战敌后各军分区选调精悍组成的武工队
这种武工队是最初的武工队，它是在华北抗战进入到最艰苦阶段后在斗争中产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不断“蚕食”、“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到1942年，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已无法立足，全部被迫外转撤往山区，根据地七千多个村庄，有四千多个建立了伪政权，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地区则夜间也无法活动。
为扭转此不利局面，早在从1941年夏起，华北我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的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的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瓦解敌军，破坏敌“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争。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统一名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也就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到的“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来说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
贾正喜参加的、冯志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就是这种样式的武工队。
这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武工队，有必要多说几句。
1.隶属关系
武工队由军分区选派和指挥，业务上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指导，组织关系属活动所在地中共地方委员会。
2.编制与人员配备
武工队的人数，少的不足十人，多的四十余人，还有更多的，但以二十人左右为最常见。
武工队设队长、政委或指导员。有的人数较多的武工队，队下还设小队或分队。
一二九师政治部曾规定，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则必须是团以上干部。
武工队的领导有一个突出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不论队长还是政委，都以政工干部居多。冯志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便是由指导员调任，这是与当时的情况相一致的。
以政工干部为主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也是武工队区别于其他特种小部队的特色之一，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是和今天那些喜欢跪舔西方特种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编导们的喜好与臆想截然不同的。
武工队的队员，一般是从军分区敌工、锄奸、侦察、民运等部门的专职干部和主力部队的班排长及敌后作战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中遴选，同时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如县大队、区小队、公安局、武委会等部门的干部参加。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的贾正、赵庆田等，在被选调进入武工队当队员之前，就是主力部队的排长；小说中塑造的武工队指导员刘文斌，则是当地区委的领导，这都是与史实相符合的。为了开展对日军的工作，有的武工队还有懂日语的干部，或吸收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参加。
这里摘抄曾任太行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绍山的记述：
“按照全区对敌斗争几个主要方面，组织了平（定）西、昔（阳）西、寿阳、榆（次）太（谷）、和（顺）西等五个武工队。武工队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从主力部队中挑选出来的班排干部，以及少部分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队的领导干部，全是团一级负责同志。”
武工队的队员在全面素质的要求上是十分严格的。按彭德怀在《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中的要求，“所有人员，均须有较高的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各军分区基本是按此落实的，即文的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会演讲，会写标语，会做敌军工作和群众工作；武的要求必须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和过硬的单兵战斗技能。而占第一位的则是必须要有坚强的政治素质，能够准确掌握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面前不变节。这一点，是由武工队活动地区的恶劣环境和主要任务决定的，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
3.装备
武工队的装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精良的。每人都是长短双家伙，其中必有一支在当时十分走红的“盒子炮”，还有一支马枪或冲锋枪，有的武工队还有掷弹筒，武工队装备机枪的不多。
以冀中七分区武工队为例，该队初建时，编成两个分队，总共二十多人，装备德造驳壳枪24支，晋造冲锋枪12支。笔者曾走访的一位老首长（冀南军区某武工队员）回忆说，他们武工队初建时，仅11人，装备德造驳壳枪13支，晋造冲锋枪和捷克马步枪各4支。在大刀长矛独撅仍然占有相当比例的抗战队列中，武工队这样的装备已经不是一般的豪华了。
4.任务和斗争手段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曾明确地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为：“1.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收复人心；2.与地方党政联系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村庄，发展敌后秘密武装；3.进行敌伪军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下层）；4.铲除汉奸；5.掩护交通及进行经济斗争。”
一二九师政治部在1942年9月3日颁发的《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中，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与行动准则为：“1.切实照顾和保卫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2.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公开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3.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4.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晋察冀军区规定为：“1.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伪属座谈会，瓦解伪军；2.大力惩治汉奸，摧毁敌伪政权；3.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
一一五师规定为：“1.深入的系统地进行敌伪工作；2.破坏敌伪的侦察网、情报站和经济配济机关，打击特务便衣活动，截击敌人的运粮队；3.广泛的小规模的宣传活动；4.建立与伪军伪政权的关系，建立我们的情报系统。”
综上可见，武工队在各地区的任务小有差别，但大同小异。
二、 抗战时敌后各县、区派出的武工队
几乎是在各军分区派出武工队的同时，华北敌后各县、区也有武工队的组织。
这里稍稍离开主题，介绍一下既是战士也是诗人的陈辉烈士。
1942年11月，中共房（良）涞（水）涿（良）联合县决定在县委、公安局、县大队中挑选二十名骨干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进行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时任联合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的陈辉被选调进入武工队，任武工队的民运委员。
1945年，该县又一次组织武工队，已是房涞涿县四区区委书记的陈辉主动请缨，又一次被选中，担任武工队的政委。在一次敌后活动中，因叛徒告密，陈辉和警卫员二人被敌包围在一座民房中。经激烈战斗，警卫员牺牲，陈辉子弹打光，面对蜂拥冲进院子妄图活捉他的日伪军，毅然拉燃最后一颗手榴弹扑向敌群，为了民族的解放，这位24岁的三湘男儿把一腔热血洒在了燕赵大地上。
陈辉在战斗中写了一万多行诗，曾在《晋察冀日报》《子弟兵》等抗日根据地报刊上发表。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十月的歌》。
言归正题，像陈辉领导的这种样式的武工队，在华北、华中敌后相当普遍。1942年7月下旬，冀中九地委在肃宁县朱庄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地委书记吴立人明确提出，鉴于主力外转，地区变质的严峻形势，各县必须立即着手组织手枪队和武工队，深入敌占村庄，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打击伪政权。之后，九地委属下各县的武工队迅速组成。情景喜剧《地下交通站》中的石青山武工队，长篇回忆录《城阳武工队》中的李肇兰武工队等，就都是县属武工队。
1945年4月，张爱萍、邓子恢、韦国清致各兵团首长电中要求：“各县应指定专门的短小精干部队，并配合必要的地方党、政、军工作者，组织武装工作队，以灵活的游击战术，大胆的深入敌、伪、顽区，积极活动……变敌、伪、顽区为我游击区或边区。”
1945年6月，中共苏中区委关于第六军分区情况给华中局的报告中称：该分区四个县委“有县武工队四个，区武工队十七个……步枪二百四十余支，机枪六挺，驳壳枪一百四十余支。”
据曾经的武工队员、离休前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刘乃晏回忆，1941年，山东根据地的费东县（费县东部地区析出设置），曾组织有6支县属武工队，每队5～7人。武工队的装备很差，有些是土枪，比较好的就算是汉阳造了。不仅枪不咋地，而且子弹还少，每人2～3发而已。
这种由县、区派出的武工队，和贾正喜参加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所描写的那种样式的武工队，从人员选配到武器装备等等，就有很大不同了。
和各县、区差不多同一时期，华北敌后各主力旅、团，也曾组织有武工队，和各县、区武工队大同小异。
三、抗战时向敌后扩大根据地的武工队
以冀热辽军区的武工队为例。
1942年，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巩固口里，发展口外，扩大根据地，武装开辟‘满州国’”的指示，冀东区党分委和十三军分区于这年秋开始，组织以宋国祥为队长，张仲三为指导员的武工队，向滦东、卢龙、抚宁、监榆、凌源、青龙、绥中等地侦察敌情，发动群众，做开辟前的准备工作。武工队出关后，东北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张化东又加入武工队，作为武工队的第一书记一起活动。
这个武工队和冀中五一反扫荡后的武工队有些不同，它是为了在敌人占领区武装开辟政权而设，武工队本身就是政权的预备班子。同年12月，冀东十三地委决定成立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行政办事处。武工队的第一书记张化东就成了联合县的工委书记，武工队的队长宋国祥就成了办事处主任（县长），武工队的指导员就成了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
1945年春，十六地分委和十六军分区根据冀热辽区党委和冀热辽军区的指示，又组建四个武工队，继续向“满州国”开辟新区。这四个武工队也全是预备的政权班子，武工队队长同时就是开辟后的联合县的工委书记。比如凌（源）绥（中）兴（城）武工队的队长刘云鹤，就明确为开辟后的凌绥兴联合县的工委书记；朝（阳）建（平）新（惠）武工队的队长周鸣歧，就明确为开辟后的朝建新联合县的工委书记，其他也无不如此。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和贾正喜他们那种样式的武工队有几点不同：
一是对于政权建设的作用不同。冀中各军分区武工队的组成人选已如前述，它的工作重点以敌工工作为主，与政权建设有关但关系不大（帮建区、村政权，但基本不涉及县政权），冀东（冀热辽）的武工队其本身就是集党政军民为一体的一元化县级领导班子，一般是预备县的班子配上一个建制排组成。
二是隶属不同。冀中敌后各军分区的武工队由敌工部门直接指导。冀热辽武工队直接受地委和军分区领导。
三是人员的组成不同。贾正喜他们那种样式的武工队更像特种部队，人员是特选，一般来说并不扩大，不是谁想参加就有资格参加的。但冀热辽那种样式的武工队却是想方设法地扩大，愿意参加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比如特委第一地委组织的武工队，1944年开始向敌后挺进时只有五十余人，一年后，已发展到将近六百人。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并不仅仅存在于冀热辽，很多敌占区都一样。因为地区需要开辟，所以政权班子一开始就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出现的，比如山西宁（武）静（乐）崞（县）武工队，武工队的队长即为宁静崞县的县长，下属的五个组长则分别为各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又因为这种开辟的新区要求我必须发动群众，武装越大越好，越广泛越好，所以这种武工队也尽量地扩大，比如为开辟小清河北而组建的山东博兴县武工队，出发时二十多人，后来发展到四百多人；比如大青山骑兵支队第1团的武工队，出发时仅9人，后来发展到六百多人。
四、临时指派建制单位充当的武工队
中共武装力量，历来把打仗和群众工作当作本分，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还有就是靠打游击起家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我军有一个传统优势，即任何一个分队，也都具备敌后独立作战的能力。所以，因为工作侧重点的变更，有些建制单位也时不时地被临时赋予武装工作队的使命。
河北涉县、河南林县、山西平顺县一带，曾是我八路军与孙殿英部新五军和平相处的地带，但后来孙认贼作父，“曲线救国”了，我军遂向其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林县、安阳、汤阴、辉县等边沿地区。为了巩固新区，正在此处办学的抗大六分校奉命组织数十个武工队，分片包干，打击土匪，铲除汉奸，发动群众，建立新政权。这数十个武工队，全部是由抗大六分校的学员队按建制充当，一个学员队就是一个武工队。
1941年6月10日，日寇对冀中大清河以北的我十分区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地区变质，我部队以连为单位难以活动，甚至以排为单位也难以活动，第十军分区35、43地区队遂诞生了“大班”的独有编制。即连以下取消排与班的建制，而直接辖以“大班”。这“大班”比排小，比班大，二十人左右，连、排干部下到“大班”中。“大班”内建有党的分支部，配备有政工人员。按冀中十地委书记兼十分区政委旷伏兆的要求，这些独立活动于大清河北敌后的“大班”，全部执行武工队的职能。
成建制临时充当的武工队，解放战争时期也有。1946年夏，东北伊通、双阳、磐石、桦甸等四县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四个县的政权和县大队无法立足，被迫撤出。为恢复党在这四个县的工作，吉南地委和吉南军分区派出四支武工队，深入敌后，分别在四县县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敌后建政工作。这四支武工队，就是24旅70团的四个建制排。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其中开辟新区那一章节，作为书中男一号的排长赵永生，就是带领他那个排奉命作为武工队，在新区斗争了一个短时期后又归建的。
这样的武工队，其人员组成与武器装备等都和一般部队完全一样，没有丝毫差别。
五、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政权性质的武工队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年，很多解放区沦陷，成为国统区，成为敌后。在这样的敌后，我为恢复和开辟新区，各级党组织曾大量组织武工队。
中共辽宁省委1946年12月18日做出的《关于坚持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就特别强调，“在各个地区内均须组织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武工队形式进行活动，它是包括党政军民工作综合性的组织。”
据时任中共辽宁省西安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的李砥平回忆：“开辟敌后根据地，在主要依靠武装部队打开局面的同时，还必须有武装工作队的形式相配合，以解决大部队作战不能解决的问题。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敌特，掌握情况，发动群众，征粮征款等。武工队要有比较强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率领，小而精，机动灵活，既可以打击敌人，又可以宣传群众。”
在李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西安地区，除每个县都建有武工队外，地委和军分区还建有直属的4个武工队，每队约40人。一个活动在开原东北的郜家店、威远堡一带；一个活动在西丰北柏树村、高力墓子一带；一个活动在东丰、西丰之间的小四平、老营厂一带；一个活动在东丰西南山城北的姜家油房、胡仙堂一带。
这种样式的武工队，不仅东北有，华北也有，西北也有，华东也有，它甚至比抗战时期还普及。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描写的就是他亲身参与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武工队的战斗情景。
这种类型的武工队，多带有敌后政权性质，即许多武工队本身同时就是敌后某个县或某个区的班子，武工队的领导同时就是某个政权的领导。当年“上马武工队，下马区政府”一说，说的就是这个情况。比如张家口被敌占领后组建的崇礼西区武工队，政委宋春元同时也是西区的区委书记；比如辽吉被敌占领后组建的长岭武工队，政委吴甄铎同时也是长岭县的县委书记；比如苏常太被敌占领后组建的江南武工队，队长兼政委包厚昌同时也是该地的工委书记。北平近郊的房山、良乡、宛平、大兴等县，我所有的区政权，都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出现，武工队长就是区长，武工队政委就是区委书记。老电影《红色的种子》中出现的那支武工队，其带队的领导（孙道临饰演），就是我敌后某县的县委书记。
六、解放初期剿匪建政时的武工队
渡江战役后，我解放大军迅速向南席卷，解放了大片的地区。这些新解放的地区，我政权刚刚建立还不稳固，土匪远远没有肃清，我征粮征款工作难以通过政权顺利完成，于是便组织大量的武工队深入新区的村村寨寨开展工作。这样的武工队，有的专事剿匪，有的专事征粮，有的则既剿匪也征粮。
1951年5月1日，中南局、中南军区《关于清匪肃特的指示》中要求：“担任清剿潜散匪特的部队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在地方武装及公安部队中抽选较精干的人员，组成若干10人至20人的武装工作队，作为结合民兵及广大群众的骨干。在工作队内再组织若干个飞行捕捉小组，来专门担任捕捉潜藏之匪首及破获特务地下军等工作。”
1950年11月10日，为剿灭“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曹绍华匪帮，我贵州军区剿匪东集团指挥部打响了长（顺）紫（云）惠（水）铁壁合围战役，生俘“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曹绍华等208名，击毙“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委员会”主席兼总参谋长马启忠等125名。我在此次战役中参战的主要力量，就是八支武工队和140团一部。比黄继光还早就用身体堵住敌机枪眼的著名战斗英雄肖国宝，就是此战的一名武工队员。
这时的武工队，一般由营、连级干部为队长，部分班排长和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为队员。因大军都是从北方刚刚南下，地理、民情、风俗、口音等都不熟，因而每队都吸收部分当地县区武装的骨干参与其中。炒了几十年还在炒的“双枪女匪陈大嫂”，就是被武工队员陈凤美活捉，而陈凤美，就是由长顺县警备营抽调参加武工队的。
这一时期武工队的装备，以湖南省委、省军区1951年6月22日《关于剿匪工作的联合指示》中的要求为例，应“以短促自动火器驳壳枪冲锋枪等为主，并配足弹药。”因为凯申大队长源源不断的输送，我解放大军中的二十响，冲锋式等，已经相当充实，武工队装备的轻武器基本是按需配备，要什么有什么。
1951年8月，西北军区《关于目前匪情和今后剿匪、巩固治安的任务》中讲到：“八个月剿匪经验证明，武工队是肃清小股散匪最有效的组织。”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武工队的组织形式特别普遍，全国剿匪战场无不如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由著名演员达式常主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其中所表现的征粮工作队，在有些地区就叫武工队。著名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那支由全团精选战斗骨干组成的36人的剿匪小分队，在有些地区也叫武工队。
七、网络和地摊炒作的实为游击队的那种所谓的武工队
某刊物上有一篇《一支土枪闹敌后》的报道，说的是河北安国县抗日英雄孙佐培带领武工队打鬼子的事。说1942年，安国县第一区青救会主任、年仅17岁的孙佐培组织了一支武工队，该武工队全部的装备，就只是一支“撅把子”。这支撅把子由他这个武工队长携带，他手下的那些武工队员，则要么拿大刀，要么拿红缨枪，当然每人都有几颗手榴弹。
近四十年来反复热炒的所谓李向阳的原型（我特不待见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原型之说）郭兴，也被说成是太行军区辉县武工队的队长。当年的郭兴也只有17岁，在1941年组织武工队时，只有三个兵两把枪。这两把枪，一支是老掉牙的“汉阳造”长枪，一支是“撅把子”短枪，长枪只有3发子弹，短枪只有2发子弹。
解放战争开始后，整个南方全部沦为敌后。南方的党也在组织武装斗争，这其中也有大量被今天的人们称作武工队的敌后武装。比如川东华蓥山地区，就有活动在张家场、杨通庙、文星乡一带的陈尧楷、徐相应等领导的武工队；活动在观阁、桂花场、千坵塝一带的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粟绍波等领导的武工队；活动在阳和乡、天池乡和挹爽、观音乡一带的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活动在东岳乡一带的王兆南武工队等等。这些武工队的装备也是土枪居多，很多是刀矛充数。
许是我占有的资料有限，像孙佐培武工队、郭兴武工队、华蓥山武工队等等这种所谓的武工队，除了媒体自媒体的复制粘贴，我从没看到原始的文献有过这样的记载。
描述和复制粘贴孙佐培、郭兴和华蓥山武工队的这些作家和网络抄袭家们，可能压根就没搞懂武工队是什么，在他们看来，大概只要是穿便衣带武装的，便都是武工队了。
这根本就不是武工队，而就是地地道道的游击队。上述列举的六种武工队，尽管其隶属关系、人员构成、武器装备等各有不同，但它必须得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得是由某一上级派出，而不能是自发；其二，必须得是一支工作队，而不仅仅是打仗。孙佐培也好，郭兴也好，华蓥山地下武装也好，显然不具这样的条件。
后记
战争年代，很多东西会因时因势而变，不是绝对的。这不同组织形式的武工队也是在变化中的，开始时是这样，到后来又变成那样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大致说来，就是上述这几种。
梳理的不一定全面，不一定准确，欢迎补充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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