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理解外交行动，应当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导着进程的影响力。地理条件、人口的变动、财政与经济利益、集体心态的特征、重要的情感倾向，凡此种种皆是一些深层力量，这些力量构成了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框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特点。”
大革命爆发以来的法国近现代史，有两大特点异常引人瞩目，一是政治体制更替变化多，二是国际地位升降起伏大。前者，表现在大革命后的法国，一会儿实行的是君主制，一会儿是共和制，或曰在台上统治的，一会儿是国王或皇帝，一会儿是总统，甚至还有以督政官、第一执政之类的头衔进行统治者。总之，让人觉得法国宛如一个不断在试验各种政治体制的“实验室”。
而后者，则表现在一会儿可称霸欧陆，一会儿又败得惨不忍睹。如果说第二帝国已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那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在这一点上，也同样表现得极为突出。例如，它在一战结束初期，不仅得以独霸欧陆，似乎还可凭借其综合实力和优势傲视英美，但在二战当中，却又因“奇异的溃败”导致“山河破碎”，就连凯旋门（下面有纪念法国一战牺牲官兵的“无名烈士墓”）上空，当时竟然也飘起了纳粹的卐字旗。
1940年6月14日巴黎投降后，德军士兵通过巴黎凯旋门。
不过，虽然第三共和国垮台时确实惨不忍睹，但它在法国近现代史上，仍然占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不仅持续时间长（在法国有史以来的5个共和国中，年限最长——目前存在的第五共和国至今才满60年），而且实际上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亦不容低估。事实上，当代法国不少令人称道的事物，有些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或者是在此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鉴此，对于搞法国史研究的人来说，深入探究第三共和国的兴衰，包括它的“国运”，实有必要。而在这一过程中，适当将地缘与国运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更是不可或缺。
“成也德国，败也德国”的第三共和国
第三共和国的兴亡，或者说它的“国运”，在一定程度上真可归结为，“成也德国，败也德国”。当然，这里的“成”，或许需要打上双引号。
所谓“成也德国”，不仅仅是因为第三共和国的成立，和普法战争的结局直接相关，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在因战败而垮台的第二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的“早产儿”；在共和制度确立后，“对德复仇”之类的口号，一直在社会动员，乃至全民动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具有奇效。从经济角度来看，一战后法国曾从德国获得巨额赔款和其他补偿；从国际地位来看，通过实现了对德复仇，法国在一战结束之初，获得了其在整个20世纪所能获得的最高国际地位。
此为1887年的一副法国画作，描绘的是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少年被普及阿尔萨斯-洛林“丢失”的事件。
具体而言，至少直至20年代中期，欧洲大陆上尚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向法国的霸权地位叫板。当时，法国的宿敌世仇德国，还在吞咽着战败造成的种种苦果。曾因当权者的刚愎自用，在1914年率先把欧洲卷入战争旋涡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而那些在奥匈帝国废墟上建立起的一系列新独立的中小国家，不仅不可能向法国霸权地位发起挑战，而且已经或正在被纳入以法国为盟主的同盟体系；在沙俄帝国废墟上出现的苏俄，虽在经受了内战和西方国家武装干涉的严峻考验之后站稳了脚跟，但仍在对它普遍采取敌视态度的欧洲陷于孤立；至于意大利，当时因为既贫弱又混乱，也绝无可能与法国一争高低。更有甚者，在一些法国人看来，这一时期的法国，似乎还可凭借在政治、经济与军事诸方面的综合实力，傲视另两个一流的世界强国，即孤处于英伦三岛的英国，与远在北美的美国。
此言怎讲？因为在不少法国人看来，一战后的英国，固然通过瓜分原德属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领土，使得大英帝国的疆域更为辽阔，但一些自治领的离心力在日益加强，而印度等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如果说英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在战前就已被美国取代的话，那么它所具有的金融优势，也因大战受到严重削弱，伦敦已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此外，它还被迫放弃了传统的“双强标准”，并由此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而且，虽然它仍然保持着一支极为庞大的海军，但它的陆军却也已经如同美国那样，在一战结束之后被最大限度地压缩。
至于美国，虽然它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并利用战争之机大大扩展了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但在争霸中至关重要的军事实力方面，却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还无法与法国同日而语。
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独霸欧洲大陆，还体现在它拥有一个更加庞大的殖民帝国上。战后，法国通过国际联盟的“托管”或“委任统治”，从德国和土耳其手中获得了不少新的领土，从而使其殖民帝国的疆域明显扩大，人口显著增多。
巴黎和会上的代表们
此外，法国如愿以偿地成为“和会”的东道国，也富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为了实现“最终清算德国这一宿敌，并再次独霸欧洲大陆”的宏愿，法国政府自停战之日起，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力争使和会能放在巴黎召开。他们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尽管劳合·乔治等人从一开始就不乐意在巴黎举办和会，但由于法方的一再强烈要求，包括劳合·乔治后来特别恼怒地提及的，那个时年78岁的“老家伙”克雷孟梭，老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示抗议”，法国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和会”的东道国。也正因为如此，至少在1919年的头六个月，巴黎有如“世界的首都”。
至于“败也德国”，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和第三共和国的如何垮台，在座的都很清楚，时间关系，暂时就不多说了。
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困境
在探究第三共和国的兴衰或国运时，须高度重视地缘因素，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之类的问题，自不待言。而在这一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当为法国和其邻国德国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与莱茵河或莱茵兰相关的一些问题。
按照通行的说法，所谓地缘，大致指的是与一个国家相关的这样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地形、地貌、气候、物产、资源；其二是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位置和利害关系等等。就前者而言，法国真可谓得天独厚。不过，造物主在因此显得待法国人不薄的同时，却又特意给它安排了一个像德国这样的邻国。如果说早年，确切地说是德意志还没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时情况还好。那么，在普鲁士强势崛起，并在德意志统一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至少表面上还显得颇为强大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竟然因普法战争失败而轰然垮台，就是明证。不过，让我们还是聚焦于第三共和国，尤其是它主要包括“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的后期阶段。
第三共和国史一般以1914年一战爆发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最终胜利宣告结束，意味着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圆了报普法战争之仇的梦。当时法国朝野上下，也普遍把法国视为最主要的战胜国。不过，一战给法国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实在是极大，导致它虽然说起来是一战的胜利者，但却是个该用“遍体鳞伤”一词来形容的胜利者。对于这个遭受重创的胜利者来说，德国这个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工业能力，都要明显强于自己的“战败的巨人”，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潜在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很多大政方针，势必得从如何对付近邻德国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和制定。
长话短说，如同德国在普法战争后深知法国肯定会谋求复仇一样，法国的不少领导人在一战后也心知肚明，一旦时机成熟，德国注定会对法国展开复仇之战。因此，在当时的法国，对德国的普遍心理，可谓是“仇德和惧德”兼而有之。而从地缘角度来看，最令一些法国政府和军方高层担忧的，显然就是东部边境的安全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问题不仅在极大程度上构成了令战后法国困扰不已的地缘困境，而且有如一柄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的历史也证明，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它对法国后来的发展乃至安危带来的影响，不仅是负面的，甚至还是致命的。有鉴于此，好好审视一番法国在一战后以对德为核心内容的地缘战略的得失，颇有必要。
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为摆脱地缘困境如何制定、推行各种地缘战略，无疑是一个需要用充裕时间来系统梳理、深入探讨的复杂问题，但因发言时间实在有限，在此仅简单提几个我认为在探究这一问题过程中格外值得关注的人与事。
首先，克雷孟梭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究竟如何？由于在战争后期的出色表现，克雷孟梭在一战结束之际威望很高，被誉为“胜利之父”。当时有张图片在法国广为流传，如同慈祥爷爷的克雷孟梭，怀抱两个分别代表阿尔萨斯、洛林的小女孩。它象征着，普法战争后失去的这两个地区，重新回到了法兰西的怀抱。人们以前在涉及相关内容时，一般多关注这位“老虎总理”在和会前后，如何和相关国家斗智斗勇，力求为法国争取更大利益。但或许大多数人均不太知道，或者说没有关注到，他在巴黎和会前后和法国军方高层一些人的分歧。当时，军方的一些人想要变相地占领、吞并相关地区，而克雷孟梭对此不仅强烈反对，还运用其影响力阻止了他们这样做。诚然，克雷孟梭当时也很乐于看到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地区摆脱德国的影响，实行“自治”，但他对占领、吞并的做法，却是不以为然的。
克雷孟梭
第二，是普恩加莱与白里安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和反差。简而言之，他们被认为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政策的象征。普恩加莱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只信任强硬的手段”。他强烈主张，绝不能被德国人蒙蔽，而且一再强调，一个像德意志这样的民族，不会在短短几年内有所改变。即便德国摆出谋求谈判、寻求和解的姿态，那也不过是其在复仇时机成熟之前用来迷惑人的假象，抑或是缓兵之计。为此，《凡尔赛和约》必须无条件的切实执行。也正因为出于这些想法，他会在1923年无视英国的强烈反对，悍然将占领鲁尔的计划付诸实施。
与普恩加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白里安的政策则表现出乐观、温和的色彩。当年以“条约迷”著称，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他，不仅信任仲裁的优越之处，而且还在相信和解具有可能性的同时，认同裁军的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在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之际，白里安甚至发表过这样的演说，宣称：“诚然，我们的分歧还没有消除，但从今日起，主持正义的将是法官，把步枪、机枪、大炮都抛在身后吧！让我们代之以和解、仲裁及和平！”一位当时在场者由此记载道：他的这一演说，让那些惯于玩世不恭的人也会泪流满面。
第三，法国政府在纳粹德国进军莱茵兰时采取的对策。1936年3月7日，德军悍然进占莱茵河左岸的非军事区，从而完成了毁约扩军的一个必经步骤。鉴于莱茵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被法国人视为同自己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德国的这一举动震动了法国。萨罗内阁在3月7日到9日连续开会，研究对策。在这个过程中，萨罗总理就此向军方最高领导人甘默林征求意见时，甘默林将法军予以还击的前景描绘得极为悲观，他的这一态度，对政府的最后决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萨罗内阁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那么，法国军方此期的态度，和一战结束之际的态度差别之大，及其导致这种转变的因素何在？颇为值得深思。
困境终成绝境：该由哪些人对此承担责任？
毋庸置疑，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针对德国相继采取的各种地缘战略，均没能让法国从其担惊受怕的地缘困境当中摆脱出来。对于第三共和国后期的“国运”而言，这一结果带来的影响岂止是负面的，实际上还是致命的，也就说：困境终成绝境。换言之，它不仅令法国在二战中惨遭“奇异的溃败”，还导致了第三共和国的垮台。对此，自然得有人来承担责任。
于是，在法国，首先把责任归咎于克雷孟梭的人有之。他们抱怨，这位当年的“胜利之父”在和会中，顶住来自国内，特别是法国军方的巨大压力，向英美两国领导人妥协，竟然放弃了法国为确保东部边界安全曾强烈要求的方案，即在莱茵河左岸建立一个同德国分离，且又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最终签署的是一项既无保证也无安全措施的和约。
紧接着，无论是主张对德强硬的普恩加莱，还是奉行对德和解政策的白里安，也分别遭到了不少人的激烈抨击。例如，一些人认为，正是普恩加莱鲁莽地下令出兵鲁尔，才使得法国不仅在经济上未得到多少好处，而且还在道义和外交上满盘皆输，导致战后的法国外交在英美联手打压下，被迫由原来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始转为处处被动的守势。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把矛头对准在20年代中后期执掌法国外交大权的白里安，怪罪他对德国过于软弱，责备他热衷于签订的“洛迦诺公约”给法国的边境安全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其中包括不得不把法国的边境安全寄托在英、意的保证上。
至于甘默林，更是有不少人搬出希特勒本人后来说的那段被广为引用的话，即“进军莱茵区以后的48小时是他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区，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一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指责这位军方最高领导人的判断明显有误，应在导致内阁作出错误决定方面承担很大责任。
诚然，上述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在探究相关问题的过程中，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则难免会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就此而言，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的一些观点、论述，似乎颇值得我们予以关注、适当借鉴。
1940年6月23日，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率队前行的希特勒。
作为战后法国史学界和拉布鲁斯、布罗代尔齐名的一代宗师，勒努万是法国国际关系史（从古老、传统的外交史脱胎而来）研究中居功至伟的革新者，也正因为如此，至今仍设立在巴黎一大的法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机构，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勒努万曾经和他最得意的弟子迪罗塞尔合写过一本《国际关系史导论》，至少在本人看来，书中的如下论述，对于我们考察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启迪乃至指导意义：
“为了理解外交行动，应当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导着进程的影响力。地理条件、人口的变动、财政与经济利益、集体心态的特征、重要的情感倾向，凡此种种皆是一些深层力量，这些力量构成了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框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特点。政治家在作出决策或制订计划时，不可能忽略这些力量。”
其中，他在强调地理条件因素时，也极为重视人口变动的做法，本人深以为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具体考察白里安当年的外交政策时，既要重视他“贫穷的法国，经受不起新的战争冒险”之类的言论，也要关注其“我的对外政策是根据我们的出生率来制订的”说法。 事实上，当时人口只有4千多万的法国，若要独自抗衡人口有6千多万的德国，在人口数量上就处于下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白里安对德和解政策的出发点。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在考察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困境如何最终成为地缘绝境的过程中，或许还是应该尽可能地用更加全面、综合的眼光来审视相关问题。例如，在强调甘默林的悲观看法对萨罗内阁作出最后决定时所产生的作用时，切莫低估此期在法国国内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对此产生的影响。此外，在权衡此期一些重要的法国历史人物所起的相关作用，进而“追究”他们的责任时，也应该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与事实际上也难辞其咎。
例如，克雷孟梭当时之所以在巴黎和会上不顾国内不少人的反对，同意在莱茵河沿岸地区问题上作出妥协或让步，乃是因为当时英美两国均已对法国边界安全作出了庄严的保证。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及至后来，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信守诺言。虽然英国议会的上下两院均批准了这一“保证条约”，但其赞同的条件是，美国也得认可这项条约，但是，美国参议院在1919年10月拒绝批准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此项“保证条约”。由此一来，就连英国的“保证”也化为了乌有。至于普恩加莱出兵鲁尔行动的失败，除了德国的“消极抵抗”，难道不也是法国在战时的两大盟国——英国与美国均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出发，联手排挤法国，甚至不惜奉行“扶德抑法”政策的结果吗？
（本文系吕一民教授在“战略圆桌”第四期活动上的发言。原文有删减，：一行，图片来自网络。）
嘉宾介绍
吕一民，1978-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82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沈炼之教授研习法国史。1985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8年“四校合并”后为浙江大学教师）。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著作、译著（含主译）有《法国通史》、《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知识分子的鸦片》、《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法国史》（上、中、下）。
曾于1989年10月赴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历史系进修一年，此后又分别应巴黎政治学院20世纪欧洲史研究中心、巴黎第一大学勒努万（国际关系）研究所、巴黎第四大学罗兰·穆尼埃研究中心、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著名研究机构的邀请，以访问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多次赴法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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