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古蜀文明·成都城斜向之谜”系列报道④
为什么世界各地如此众多的斜向古城，与同样身为古城的成都城惊人相同？特别是伊拉克的纳西里耶城，坐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四周没有山，也没有东北风，这座纬度和成都相同的城市，竟奇迹般地与成都有着同样的街道朝向，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几千年前，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难道还有国际标准？当时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师们不可能凑在一起开国际学术交流会，然后制定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市规划标准。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古蜀国采用的方位系统比较特别，与古代中原方位系统有明显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方位系统。
但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三星堆的城市遗址显示，其布局也是倾斜的，只是角度为35°左右。为何成都城的角度是28°左右呢？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和区别？
来自四川省天文科普学会的刘聪经过分析和实验后，在质疑和论证成都城斜向的地势说、风向说、水流说、朝向说等说法后，有了一个全新的发现——太阳崇拜！
三星堆和郫都古城布局都是斜向的
从古蜀国王朝更迭的时间顺序可以得知，鱼凫王朝建都在三星堆。杜宇王朝替代鱼凫王朝一段时间后，移都成都金沙一带，同时把郫邑作为别都。西周晚期，杜宇王朝离开成都，以郫邑为都城。
开明王朝颠覆杜宇王朝后，先以郫邑为都城，开明五世时移都到金沙，直到被秦国所灭。
由此可以把如今考古发掘出的几大遗址，以时间线进行排列：三星堆遗址→郫都古城遗址→金沙遗址。
这三大遗址的城市布局均为斜向，但倾斜角度不同：三星堆、郫都古城遗址大致为横向东偏南35°，金沙遗址大致为28°。
金沙遗址的斜向，影响了成都内城在后世的布局，直到现在仍为28°左右。
三星堆遗址和郫都古城遗址，为什么与金沙遗址的斜向角度差异这么大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在2011年发表的《四正与四维：考古所见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一文中认为，古蜀文化中存在一个特别的方位体系，这是一个斜向方位系统，不同于中原主体的正向方位系统。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中原文化搞的是正向方位，古蜀国搞的是斜向方位。
但是，中原文化的正向方位，是在西周建立后才施行的，此前，其方位系统还是斜向的。
所谓正，是面对参照物而言；所谓斜，是从地理角度来看的。
所以，古蜀国的斜向方位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结合自身实际，形成的一套独立系统。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我们还是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脉络。
《史记》记载，黄帝与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玄嚣继承了黄帝的大位，昌意则被贬居到了若水（今汉源县境内）。
昌意的儿子颛顼有德行，颛顼到中原继承玄嚣的大位。
颛顼离开蜀地后，他的部属及部分家人仍留在了蜀地，他们就是古蜀先民的组成部分。因为这种关系，他们应该与中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中原的商末周初之际，古蜀主政者换成了杜宇。周成王举行诸侯大会，杜宇王朝派人参加，成为西周诸侯。按西周制度，杜宇王朝也实行两都制。
杜宇王朝的前任鱼凫王朝，定都在三星堆。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有着与中原文化千丝万缕的关联性。
这表明，三星堆遗址乃至后来的郫都古城遗址，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
吕衍航博士在《古代建筑与天文考古》论文中说，中国在汉朝以前，坐西朝东一直是城市建筑设计的原则。此后，中国的古建才逐渐出现以南北为尊的格局。
坐西朝东的布局，是否就是正向呢？
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陶寺遗址有可能是尧都，即尧帝时期的都城。
陶寺遗址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是发掘出了4700年前的陶寺观象台，这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遗址。
根据测算，冬至那天，陶寺观象台看到的太阳，是东偏南35°。
这表明，当时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臣服于中原文化的殖民地式诸侯邦国，包括古蜀国，在城市建设上，沿用了陶寺古都的日出方位。
三星堆遗址、郫都古城遗址，就延续着这样的“国际标准”。
开明王朝出现后，逐渐与中原文化断绝来往，成为独立的王国，不再受制于中原王朝，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标准”。
那么，他们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答案是：在成都测量冬至日出的角度。
冬至，在古代是新的一年开始
在古代，每年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均被视为特别的日子，这几天太阳的升落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冬至。
冬至，又叫“一阳生”，俗称数九、冬节、长至节、亚岁等，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是24节气中最早被制订出的，时间在每年公历12月21日-23日之间。
冬至为什么叫“一阳生”呢？
因为它是一年中“阴”达到极致的时间，这标志着“阳”开始来了，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称为“冬至一阳生”。
冬至，春之先声也。
远古以来，人们习惯把冬至看成节气年的分界点。
冬至日这一天，昼最短、夜最长，此后夜渐短、昼渐长，阴消阳长，新的一个节气年又开始了。所以，又有“冬节大如年”的说法。
冬至的起源，来自一次国家层面的都城规划。
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周公旦为营建新的都城而寻找“地中”所在，在冬至那天用土圭法测“日影”，最后在今河南洛阳市测得天下之中的位置，定为“地中”。
这在当时有着政治意义的举动，成了影响后世的节日之一。
周朝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也就是说，周公旦选取冬至为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相当于现在的春节。
从周朝到秦朝，以冬至当作岁首的习惯，一直没变，到汉朝仍然如此。
《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最初过冬至，是为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但冬至一直排在24个节气的首位，被称为亚岁，表示年还没过完，但已长了一岁。
魏晋南北朝时，民间流行冬至向父母长辈拜节。宋朝后，冬至逐渐成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节庆活动。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
明清时，皇帝均有祭天大典，叫做“冬至郊天”，即郊祀。
直到现在，冬至那天祭祖的习俗，仍在广东潮汕地区存在。
在四川部分地方，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迁来的广东移民后裔中，也有的延续此习。如成都市青白江区洪福乡杏花村黄氏宗祠的族人，就在冬至那天祭祖。
在古代中原文化中，冬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在商末周初诞生的杜宇王朝政权，因臣服于周朝，其受周朝礼制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冬至，在古蜀政权也占有重要地位。
开明王朝后，由于逐渐断绝与中原文化的交往，要树立自成体系的文化，对冬至的“改造”应是其中之一。
山西陶寺观象台位于北纬35°左右，成都是北纬30°。两地在冬至那天观测到的日出方位，肯定是有偏差的。古蜀人在成都观测到的冬至日出方位，就是28°左右。
这么说，有证据吗？
当然有，就是金沙遗址的九柱建筑基址。
九柱建筑基址角度是东偏南28.5°
不管是三星堆还是金沙遗址，太阳崇拜的遗迹和文物比比皆是。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上有9只鸟，那是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更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证据。
去过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祭祀区有一个九柱建筑基址。
通俗地说，就是9个柱洞，但能看到的只有7个柱洞，另外两个在在机械施工时不慎被破坏了。
九柱建筑基址是在2002年12月被发现的。现有研究认为，这是祭祀用的古蜀大社。
所谓“社”，即能生万物的五土（山林、川泽、丘陵、水边平地、低洼地）之神。
《周礼·祭义》记载：“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周礼·祭法》说：“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总而言之，就是古蜀国祭祀神灵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张擎说，目前看到的是圆形柱洞，其实是方形的。
经测量，柱洞边长为0.45米，而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立柱直径才0.2米。这么大的柱洞，其柱子粗大得超出想象。
在柱洞所在的土台上，周围只有这一个建筑，而且没有发现墙体的基槽和墙体内的小柱洞，表明这个建筑是没有墙的，不可能是宫殿建筑，应该是一种干栏式的木构建筑。
干栏式房屋，是指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建筑物。通俗地说，就是高脚屋。
黄帝时的明堂复原图
金沙古蜀大社复原图
金沙遗址的这个高脚屋，相当于是中原文化中的明堂，或者说是明堂的复制品。
明堂是古代帝王所建的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祭祀等。北京天坛祈年殿，是古代明堂式建筑仅存的一例。
明堂既是神坛，又是宗祠，是立宫、建国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吕氏春秋》中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黄帝时，就有了明堂，《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
大致情况是：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墙壁，用茅草盖顶，一道木梯通往楼上。帝王上楼祭祀天神，群臣百姓在明堂周围跪拜。
这种类型的明堂，就是干栏式建筑。干栏的音转，是“昆仑”。
昆，“丨”也，读gùn，即杆、棍；仑的繁体字是侖，从字形上看，是一个顶上有茅草篷的高脚亭。
在甲骨文中，高、亭、京等字，字形非常相近，原意是高台、高脚屋。
金沙祭祀区遗址的九柱建筑遗迹（柱洞实为方形圆角）
金沙遗址出土的九柱建筑基址，正是高脚屋的地基。古蜀大社，就是明堂。
被用来担任国家大祭的明堂，其朝向非常有讲究：选择朝向日出的方向——让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向房屋，这是最直接、最原始方位观的体现。
那么，金沙遗址的九柱建筑基址的角度是多少呢？
张擎等人撰写的《金沙遗址九柱建筑基址方向初探》一文中透露了关键的数据：九柱建筑基址东南朝向，与冬至日出方位角度东偏南27.46°高度一致。
冬至日出或者说太阳崇拜，无疑在金沙先民心中拥有重要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太阳崇拜及对建筑的应用
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国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的斜向古城，是否符合太阳崇拜的推断。
古代的祭坛、神庙、陵墓或天文台，集中代表了古文明的天文成就。
在建筑发展历史中，在以南北为主要朝向之前，坐西朝东一直是建筑和城市的主要设计方向。
建于公元前4500年的仰韶文化临潼姜寨遗址，是我国早期建筑考古的重要原始聚落，其内部大房子（用来聚会、仪式和接待的重要房屋）的门，就是朝向东方日出的。
春秋战国时各国的都城，大多是坐西朝东，以东门为正门。秦朝和汉朝皇陵的主入口，大部分都朝向东方。
唐朝后远离中原的契丹人，仍保留着房屋和帐篷朝东的习俗。《辽东境界》《契丹风俗》等文中，多处记载了有关契丹人为祭天、朝寝而“东向设毡屋”的现象。
辽国修建的寺庙也都是朝东而设，如大同华严寺、北京大觉寺等。
埃及加龙神庙冬至日出的阳光，直射进内殿的情景
再来看上一期我们提到的埃及Dionysias城加龙神庙。加龙神庙虽小，但非常“大牌”，因为庙里祭祀的是埃及的太阳神荷鲁斯。
神庙门楣上雕刻有属于荷鲁斯的专属符号：太阳神翼。这个太阳神翼的图案，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很相似。
埃及加龙神庙门楣上的太阳神翼图案
更神奇的，在埃及的日光节那天——每年12月21日或22日，很眼熟吧？没错，这就是北半球冬至那天——清晨，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阳光从加龙神庙唯一的那扇小门直射进神殿。
阳光经过4道门后，直抵内殿最深处，将荷鲁斯的雕像笼罩在一片金光中。
日光节，就是庆祝太阳新生的节日。这与中国古代把冬至视为一年的开始，有着共同的“语言”。
埃及庆祝太阳的日光节圣地有两个，除加龙神庙外，另一个是卡纳克神庙。
卡纳克神庙是埃及最著名，也是最大、最辉煌的神庙，供奉的是另一个太阳神阿蒙雷。
卡纳克神庙中轴线上的大门、柱殿和祭坛，都朝向冬至日出的方向。
冬至那天清晨，太阳在卡纳克神庙的轴线上升起，连续穿过阿蒙雷神庙的两个石门，沿着主入口的通道，指向神庙中心祭坛，其日出方位为横向东偏南26°左右。
别急，还有例子，继续往下看。
英国奥斯通道式古墓，在每年冬至同期左右，黎明日出的光线，穿过幽暗的墓室入口通道，照射在内部墓室棺椁上，其场景的视觉非常令人震撼。
古爱尔兰的纽格莱奇古墓，建造时间比英国著名的巨石阵还早1000多年。每年冬至前后数日，日出的光线沿着长长的古墓甬道，十分精准地照到墓穴深处。
墓室通道内的光线细长而明亮，将墓室照得通明，大约持续17分钟后才逐渐消退。此时，太阳的方位是横向东偏南43.49°-47.29°之间。
世界各地类似以上的例子还很多。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在数千年前信息沟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城市布局斜向的现象。
原因在于，世界各地的古人们，不约而同地拥有同一个原始的宗教信仰——太阳崇拜！
软件实验，再现成都城冬至日出实况
既然古蜀先民是因为太阳崇拜而对城市建筑布局选择西北-东南斜向的，那么，他们是怎样测量的？
刘聪注意到，张擎等人撰写的《金沙遗址九柱建筑基址方向初探》一文中透露的成都城冬至日出方位角度为横向东偏南27.46°，与自己通过地图测量出来的28°多，存在着较大的误差。
别看角度只相差1°，在地面上，那就是数百公里的距离。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这个意思。
经过分析，刘聪认为，27.46°这个数据，应该是专家们按太阳圆心在地平线的位置而测量出来的，这忽略了成都城东边有龙泉山的实际因素。
以金沙遗址为观测点，stellarium软件模拟出的公元前1000年冬至那天成都城观测到的日出方位角度
Stellarium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天文模拟软件，以3D形式展示极为逼真的星空，就像在真实世界用肉眼、双筒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看到的天空一样。
它在许多天文馆项目中被广泛应用，也是天文爱好者观测星空的辅助工具。只须设定好所在地的坐标，就可开始探索之旅。
刘聪用stellarium软件模拟出公元前1000年冬至日出的时刻，观测地点设置在金沙遗址。
通过软件，我们可以看到，在太阳完全跃出龙泉山山脊时，是早上8点12分14秒，角度为东偏南28.5°。
这个角度，与成都城蜀都大道、东大街等横向街道的倾斜角度偏差不超过0.1°，也就是说，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三。
我们可以想象，古蜀先民就是以太阳完全跃出龙泉山山脊的那一刻，测定了金沙九柱建筑的方位，并修建了祭祀所用的明堂。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冬至那天早上，古蜀国王早早地站在明堂楼上，虔诚地朝着东方。当太阳完全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龙泉山山脊）时，祭祀正式开始：国王念祭词，臣民跪拜，一片肃穆。
结语
刘聪认为，太阳崇拜说，或许能解开成都城布局斜向之谜。
著名文史学者钱玉趾早在2001年就探讨过成都街道斜向布局的原因。他认为，这与太阳崇拜有关，是由于盆地气候多云雾，上午见到太阳时已升至东南方所致。
曾任金沙遗址考古队队长的张擎表示，太阳崇拜说用来揭开成都城布局斜向之谜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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