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和“战国”的由来,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
春秋时代的名称由来,源自鲁国的史书《春秋》。
《春秋》本是记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的242年间的鲁国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据史载,“春秋”是周代列国国史的通称。
《国语·晋语七》:“羊舌肸(xī)习于春秋。”韦昭注:“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国语·楚语上》:“教之春秋。”韦注:“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国语》所记,说明晋、楚等国按“周史之法”都有本国的史书《春秋》。
《墨子·明鬼》也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可见当时各国的国史均名《春秋》。
但到了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失传,仅存鲁国的国史《春秋》。
《春秋》在汉代被列入“五经”,被儒家奉为经典。
正是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又是记述某个阶段历史的最早著作,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时代”。
叙述春秋史的起讫年限,有的依据《春秋》,从公元前722年叙述到公元前481年,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有的按照《左传》,由公元前722年叙述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国,如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有的一直叙述到公元前453年晋智氏之亡,如马骕的《左传事纬》。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
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开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线提出了异议,如金景芳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提出以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战国的界线。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实际上已经三家分晋,战国七雄并列的局面大体已经形成,这符合现代史学的分期原则。很多学者同意这一看法。
所谓战国时代,就是指春秋时代结束后,七大强国相互兼并,直到秦国完成统一的这段历史。
“战国”这个名称,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原来不是时代的名称,而是指当时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七大强国魏、韩、赵、齐、楚、燕、秦而言。
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尉缭子·兵令上篇》又说:“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
当西汉初年司马迁著《史记》时,所用“战国”这个名词的意义没有变化,他是用“六国”或“六国时”作为春秋之后的时代名称的。他所作《六国年表》就是战国时代的年表。他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
东汉初年班固著《汉书》时,依然常用“六国时”作为这个时代的名称,见于《汉书·艺文志》。
所谓“六国”,原指秦以外的东方六国而言,把秦排除在外,当是沿用东方人敌视秦的习惯,显然是不确切的。
把“战国”作为时代名称,起源于西汉末年刘向汇编《战国策》,这是确切的,因为连年进行兼并战争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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