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将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一段时间，称为“东汉三国史上的分裂时期”。讲三国，其实就是讲这段历史，而讲这段历史时要讲的首要人物，则是曹魏的实际开创者——曹操。
曹操是一位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定论的人物，对他的说法评论之多，意见分歧之大，世所罕见。其民间形象更是不堪，那么作为一个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曹操，究竟是怎样的呢？
讲三国，先得讲曹操。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不算太好，客气的说法是“奸雄”，不客气说法就是“奸臣”，甚至是“奸贼”，但，鲁迅先生说他是“英雄”。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这就有了三种评价，也有了三个形象：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种评价最准确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弄清楚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并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戏，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靠得住的，当然还是史书。”但，先生又说：“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坏话说多了，就成了成见，成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就积重难返了。具体到曹操，事情就更麻烦了，因为在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两部书：《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对曹操的态度都不那么友好：《三国演义》就不说了，那是把曹操看作国贼的；《资治通鉴》在编撰过程中，也删掉了不少对曹操有利的史料。
这其实也是一种时代意见，宋朝人大多是不喜欢曹操的：北宋的笔记小说中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是北宋，在南宋时期，就几乎公认曹操是贼。此后，在元明清时期，曹操基本上背的是骂名，给曹操说好话的人也有，只不过不多人数而已。到了18世纪，乾隆皇帝一锤定音，曹操被定为“篡逆”，至此，曹操再也翻不过身来。
其实，早在近代，对曹操的评价就开始出现分歧，王沈的《魏书》和司马彪的《续汉书》，是比较肯定曹操的，甚至曲笔回护曹操，当然，也有对曹操的奸诈多有披露的著作，例如：吴人的《曹瞒传》和孙盛的《异同杂语》，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更是首创“曹操篡逆”之说，由此而至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史学家们都是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一书，有很详尽的描述。
由此可见，对于曹操，不但时代意见不同，历史意见就很分歧，再加上每个人的个人意见，如此一来，曹操的真面目就更难弄清了。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不喜欢曹操，自然有他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其原因也很多，但，说得最多的原因，是曹操“奸”。比方说曹操篡汉，曹操此为，在古人看来，就是“奸”，不过，最让一般民众痛恨的，还是曹操说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
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自己，那么，这个人就太坏了，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案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只见于裴松之注引《魏书》、《世语》和孙盛的《杂记》中。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公元189年，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从小道逃归乡里。路过朋友吕伯奢家时，把吕伯奢的一家人都杀害了。
为什么要呢？三部书的说法不一，《魏书》的说法是：
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的说法是：
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的说法是：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
由此看来，伯奢家一家人被害，这是板上钉钉的，有问题的是杀人动机。按照《魏书》中的说法，曹操是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而按照《世语》和孙盛《杂记》中的说法，则是因曹操疑心过重而误杀人。《魏书》是比较维护曹操的，我们姑且不论，我们就看后两种说法。
后两种说法中，孙盛《杂记》的说法又更具体：一是曹操听到了一些声音，二是曹操杀人后，说了一句话：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所谓“食器声”，应该不是洗锅碗瓢盆的声音，应该是磨刀的声音，因此，曹操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杀人，杀完人后，才发现人家是准备杀猪宰羊来宽待自己，这才会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凄怆，就是凄惨悲怆。也就是说，曹操发现自己误杀人后，心里也是很难过的，随后，只好自我安慰，自我排解，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一个辩护。当然，这种辩护也不能洗刷他的罪过，但，曹操能够“凄怆”，这说明他还没有泯灭良知。
然而，《三国演义》的改动就大了：“凄怆”的心情没有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也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问：“这两句话又有什么区别呢？”前一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宁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要让别人对不起我！这里说的“别人”，特指的是吕伯奢一家人；而后一句话说的是普天之下的所有人。两句话的范围不一样，虽然都是曹操的“恶”，但恶的程度不同，分量不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时，只是就事论事，意思是，虽然我错杀了人家，对不起人家，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也不要让人家对不起我！
从这一方面来看，应该说曹操还有一份善心。然而，“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曹操就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了。因此，仅凭此案就断定曹操奸险歹毒，是对曹操的不公平。
不过，即便如此，毛批仍说：
“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
毛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换作别人，一定会反过来说“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但是，实际情况都是按照曹操那样做的，但是，大家都装作正人君子，而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个想法，至少曹操敢把奸诈的话说出来，就如毛批说的那样：
“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
因此，毛批说，这是曹操超过其他人的地方，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毛宗岗父子是不喜欢曹操的，他们都说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那这就应该是曹操的过人之处。
事实上，曹操的奸诈中有真诚，或者有时狡诈，有时真诚。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决战于官渡，许攸从袁绍处投奔曹操，刚一坐下，许攸便开口问道：“请问贵军军粮可以用多久？”曹操猝不及防，随口回答道：“尚可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哪有这么多？说真的吧！”曹操再答：“还可以支持半年。”闻言，许攸冷笑着说：“难道你不想打败袁绍吗？为何不说真话？”
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如果不是许攸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说真话，那就再难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曹操笑着说：“刚才不过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其实军粮只剩此月的份量！”许攸见曹操说了实话，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与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有了许攸的帮助，曹操一仗就把袁绍打败了。
曹操如此奸诈，那他是否有真实的一面呢？答案是：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这时他已经66岁，按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曹操也算是高龄了。曹操是个豁达的人，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遗令，这份遗令在《全三国文·卷三·魏武帝》有所记载，这算是曹操最后的一个交代。
然而，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却出人意料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余下的篇幅就是对一些琐事的安排：
“吾婢妾使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说实话，曹操的遗令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这就很让一些后世的文人士子嗤之以鼻，晋朝人陆机说得还算委婉，他在《吊魏武帝文》中文绉绉地说：
“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其贤俊之所宜废乎？”
而苏东坡说话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直截了当地说：
“平生奸伪，死显真性！”
苏东坡是我喜欢的文学家，但，对于他老先生的这番高论却不敢苟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曹操是寿终正寝，不是战死的，这样一来，怎么不让他临危不惧呢？而且，曹操并没有哭天喊地地不肯去死，既然这样，凭什么说曹操不是英雄呢？
老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操虽非就义，但，死得还算从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当然，与许多英雄临死前的慷慨就义，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儿也不显得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但我个人认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
曹操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超凡脱俗的圣人。而且，以曹操去世前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这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
因此，我个人认为，曹操的这份遗令，实在比那些充满政治口令，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多少露出了庸人的味道。当然，苏东坡说得也对，只不过，我与苏先生对“真性”的理解不同，评价也不同。
在我个人看来，那就是人性，曹操不是一台杀人机器，也不是一个政治符号，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说平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曹操不得不把内心的世界遮蔽起来，即所谓“平生奸伪”，那他在临去世之前，就没什么顾忌了，即“死显真性。”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曹操临终时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
曹操确实是儿女情长的人。曹操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如此一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不多，因此，他对家人的感情特别珍惜。据《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曹操在临终前还说过这样一句话：
“吾前后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若问‘吾母所在’，吾将何辞以答？”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一生行事，自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后悔遗憾的。假若死后还有灵的话，能让我感到遗憾的，便是子修(曹昂的字)如果向我要妈妈，我该怎么回答呢？”
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而后，曹昂便由没有生育的丁夫人抚养，丁夫人把曹昂视为己出，后来，曹昂战死，丁夫人为此伤心欲绝，没少对曹操发脾气，后来，曹操实在不耐烦了，就把丁夫人送回了娘家。因此，在曹操去世前，才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曹操之前还是做过努力的，他曾经亲自到丁夫人的娘家去接她，但，丁夫人坐在织布机前不理曹操，见此，曹操便抚着她的背，很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去，好不好？”丁夫人还是不理会曹操，随后，曹操走到门外，又回过头来问丁夫人：“跟我回家，行不行？”丁夫人还是纹丝不动，曹操没有办法，只好与丁夫人分手了。
以曹操脾气之暴躁，为人之凶狠，做到了这一步，已很不简单，更何况，曹操还允许丁夫人改嫁，不让她为自己守活寡，只是丁夫人不肯，她父母也不敢让她改嫁，就是她敢嫁，也没人敢娶她。
然而，如此温情的曹操，也有其凶狠的一面，我就拿前文中提到的许攸来举例。话说许攸自从投奔曹操后，仗着自己与曹操有旧，也仗着自己在官渡之战中的功劳，因此，一直对曹操都不是很恭敬，经常当众与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啊，如果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闻言， 曹操表面上虽嘻笑，说：“你说得对啊！”但心里却暗暗咬牙。后来，曹操攻下邺城，许攸出邺城东门，对左右说：“这家伙如果没有我，便进不得此门。”而后，有人向曹操告发，曹操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就把许攸收押，最终被杀。
前面讲的两则故事，都不见于《三国志》，而见于裴松之的注。第一则故事被裴松之注在《后妃传》中，后一则故事则注在《崔琰传》中，但，其所引却同出一书，那就是魏国人鱼豢所撰写的《魏略》。由此可见，即便在同一部书里，曹操也有两种形象。
其实，在曹操的身上还发生过“恩将仇报”和“仇将恩报”的事情。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杀害许攸，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任用陈琳。
官渡之战时，陈琳在袁绍手下当差，为袁绍起草征伐曹操的檄文，痛斥曹操，这篇檄文被裴松之注在《袁绍传》中，后来，袁绍战败，陈琳被俘，面对陈琳时，曹操也只是说：“骂人，骂我一个人就行了，怎么可以骂我祖宗三代呢！”陈琳闻言，跪在地上谢罪，见陈琳谢罪诚恳，于是，曹操就放过了他，而后，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这件事情记载在《三国志·陈琳传》中，不是野史，应该可信。
由此看来，曹操应该很大度，然而，大度的曹操有时也会心胸狭窄，斤斤计较，而且还有仇必报，没有谁是他不敢杀的，也没有谁是他杀不了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当年在兖州时，曹操就杀了当时鼎鼎大名的边让。
边让，字文礼(一作元礼 )，是兖州陈留郡浚仪县(今河南省开封市)人。边让博学善辩，曾作《章华赋》，名噪一时。汉灵帝时，得到大将军何进征辟，担任令史。当时的蔡邕、王朗、孔融对其极为推崇。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出任九江太守。初平二年，辞职还乡。
边让是一位名士，自然看不起曹操这样一个宦官养子的儿子，于是，他就诋毁当时还是兖州牧的曹操，自以为曹操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怎料，此时的曹操还不是丞相，肚子里还撑不来船，其结果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如果报复心起来，连自己的老朋友也不例外，比如说娄圭。娄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双全，他追随曹操立功极多，曹操经常自叹不如：
“子伯之计，孤不及也。”
即使这样，最终，娄圭还是害了。他和许攸的死，孔融的死，都记载在《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的注里面。
这就是曹操，他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他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他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他宽宏大量，又心胸狭隘。曹操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由此看来，曹操是“多面”的，但，又长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且，一点儿都不矛盾，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奇迹！
事实上，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他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这实在是一种大气。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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