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美术馆学校，虽说名字响亮，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所长得可怕的镀锡铁皮房子，房顶是用大椽子支起的波纹铁。与美术馆和国立博物馆相比，这所学校只不过是一种破败的附属建筑物。从长度上讲，这学校的四分之三被用作古物学校，里面满是数不清的裸体雕像，均为古希腊、希腊罗马和罗马时期的，全是用石膏做成的模型，白得像粉笔一样，在刺眼的电灯泡光照下，每个雕像都摆着自己的姿势，与其阴影形成了鲜明对照。整个古物学校看上去像条凹进去的隧道，奇形怪状，明暗分明，很是吓人。之所以说古物学校这个地方令人震惊和心神紧张，是因为里面的东西没有一件能和另外一件相协调，真的不协调。人在这里感觉不到和谐、比例和画面的透视效果。由近及远看去，人眼会觉得很不舒服：近景形体矮小丑陋，远景的却大得出奇。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有的雕像是真人或实物的一半一样大小，有的正好和生活中的一样大小，还有的比实际的大一倍；有的立在地板上，有的在高高的支座上，还有许多悬挂在房顶的大梁上。除了这种令人窘迫的景象之外，有碍观瞻的或破坏视觉平衡的还在于：摆在一起的画架，其尖板条怪里怪气；被割裂的碎片，满地都是；割掉的人头，截断的手脚（脚上还通常穿着草鞋什么的）；失去了四肢的人体；无视力的眼球，茫然盯着前方，以及一种令人吃惊的，颇具反差效果的景象：一个个穿着花衣服的女学生，在裸体神像未着色的无花果树叶下走来走去，却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一样。
在古物学校里，一年级学生使用炭笔在纸上作业，题材自选：从建筑叶形装饰，到穿着鞋的脚，到半身像，到古希腊石柱，到人体站像等题材，总是在离写生课教室门口较近的地方进行。画不好允许擦掉，擦时不是用橡皮而只能用揉成的陈面包团儿。陈面包招老鼠，于是乎，雕像底座后的阴影处通常都是老鼠成群。
写生班教室在这所长校房的尽头，厚毛呢遮成的隔墙后面，门老是关着，其上有用颜料写成的“非高班生莫入”6个大字。写生班学生，不分男女，都照着活人裸体模特写生，先用炭笔，再用深褐色油画颜料。最后一年才能用全色的油画调色板。教室虽大，但无窗户，为求得色调的明暗度保持一致，即使在白天也要开着电灯。四壁上挂着镶了框的人物画，都是往日得了旅欧奖学金的学生交的画作展品或获奖作品。对于这些展品，在校的学生几乎总是大大蔑视和贬抑的。通常说来，尽管模特不是非常年迈的老头儿或年龄很小的男孩，就是又胖又老满脸皱纹的婆婆，但是正如该班班主任巴纳比·斯坦顿老人所说，其艺术价值或作用是不低的。他老人家还给学生规定说：“你们在这里写生，既不是为杂志画封面也不是为巧克力盒作画，而是为了更高的艺术造诣。要如此，就要画好每条皱纹，每块下垂的肌肉，或者是青少年尚未发育完好的骨骼，而不是画西达·巴拉[115]的乳房或任何其他荡妇之类的内容。”而实际情况却一直是：大多数的男学生，都是在进了写生班教室之后才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裸体女人的。写生正式开始的情景已经成了这种样子：一个学生见习的时候，其他学生都围着画架组成的圆圈一边等待自己见习的机会一边观看；见习生精神紧张地看着模特所在的位置，两眼老盯着，很难把眼光移开，同时一次又一次地调整画架腿、炭笔、面包团儿，米什莱纸和图钉，以延长盯视模特的时间。等到不能再拖延之时，下一个实习生总是先伸出舌头，舔舔干燥的嘴唇，拿起选好的炭笔，转脸对着模特，最后不可避免地垂下双手整理整理裤裆。这种发自本能的窘态，总是引起专注围观者一阵开心的哄堂大笑。其中女学生的笑声之大，一点也不小于男生的笑声。因为，此时正值20世纪20年代，一个年轻人要表明崭新自由与平等的年代，而这些学画的年轻人在当时的墨尔本，正好代表着一批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这样的文化人是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敢于创新的先锋派，但这个时代到底如何新，还有待证明。
这所学校只有一个入口。学生们必须登上台阶，穿过博物馆的几道主门才能到达问讯台，在学生名册上签到（在自己名字后打上记号），台阶上方有高耸的花岗岩柱，旁边有圣女贞德骑着马的雕像。然后，才能走进一个个长长的厅堂和大洋洲人种学实物收藏室。要是在白天上课，这么个进法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要是在晚上上学可就不同了。原因是：人种学实物收藏室，个个都空无一人，一片漆黑，我每次经过这里都不禁有点担惊受怕。每当我从博物馆大厅走出之时，门在我身后慢慢关上，发出一种嘶嘶声和轻轻的拍击声，眼前现出的是一种朦胧的棋盘式图案，由瓷砖和玻璃柜怪里怪气的暗暗闪光所形成。走过棋盘式空间，还有一段路非走过去不可。这段路长得可怕，因为走这段路的时候，可以闻到一种霉味儿和干死的骷髅味儿。脚跟碰到铺地的一块块大理石，发出一种空空的响声和回声，还有种种怪形怪状的东西，令人毛骨悚然，它们都在阴暗处望着我：他们中间有雕像，有图腾，有物神，均来自新几内亚和太平洋诸岛。还有干枯的头颅，用一绺绺线状头发吊着，以及咧嘴笑的头骨，吓人的面罩，等等。这些面罩上的眼窝都塞着陶土和赭石。每当我穿过最后一道门，走进古物学校，总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因为这里明亮，奇异，如在梦境一般。
在班上，我和任何同学都没有结下什么特别的友谊。我胆子太小，不敢和任何女生说话——如果在我做多那太罗[116]的头像铸模时有女生也来画，我总是把自己的画架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至于男生，没有一个愿意和我多说几句。现在我才明白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我缺乏实际能力：我的工作能力低，低得缺乏任何竞争力。我不是任何男生的对手，引不起女生的注意，我拿不出任何具有挑战力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我想，我一定是愚笨异常。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我班上所有其他同学，即小小伙、大小伙和年轻姑娘，对于艺术都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们和克累本多夫与哈特印刷厂那些在大技艺室作业的人们截然不同，后者对艺术的兴趣是名副其实的。至于他们的激情是否真实，或者说他们只是表现出年轻人的一种强烈和间歇的狂热，我都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在我的那些同学当中，至今无一人成名。然而在当时，他们都衣着考究，好像迈入神秘艺术世界大门之时，他们便获得了穿制服的权利。他们总是相互攻击对方的偏见、信念和看法：对自己的偶像，他们一贯盲目崇拜和剽窃抄袭；对于别人的偶像，他们则总是贬低玷污，不遗余力。他们生活在吵吵嚷嚷的论争之中，整天就是这么过，他们所遵循的信条也总是发生着变化。
对于他们这种无休止的论争，我始终置身局外。对于美术馆艺术方面的图书，我一本也未曾借阅过。对于雷诺阿、德加、毕加索、马蒂斯或透纳等艺术大师，或者任何其他被时人看作偶像或奉若神明的人物的作品之复制印刷品，我也没做过任何收集。我与同学不合群的原因之一，是自己怕生腼腆。对于真正的艺术，我本能地知道我是不适合的。这和我原来在克累本多夫与哈特印刷厂大技艺房的情况是一样的：那房子中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比较文静与高雅的手艺，是我所不能适应的。不合群导致退缩，退缩最终导致全然拒绝，然而这种拒绝倒是很久以后才发生。
当初竟然与萨姆·伯林顿相识，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吃惊的事情。我是如何与何时和他相识的，我记不清了，尽管我清楚地记得我一定是通过小乔与他相识的。因为小乔和伯林顿在写生班是同学。按正常情况，写生班的学生和古物学校令人感到乏味的低一等的学生是不常打交道的。
更令人费解的是，伯林顿在此特殊时期是全校瞩目的名人。虽然他年仅18岁，可却聪颖异常，人人都认为他肯定会荣获旅欧奖学金这一种令人垂涎的殊荣。他是“现代主义”的叛逆，被人视为权威人物。他家庭富有，在所有学生当中，唯有他拥有个人住房与画室，都在斯普林大街。他公开领导过学生运动，在海关大楼外举行示威活动，但没有成功。此举旨在反对政府官员，因为此官员曾查禁莫迪里阿尼[117]《红色裸体》画作印刷品的进口。（由于保守派学生的强烈反对，才阻止了伯林顿扛出捍卫“公众知阴权”的示威牌。）也是这位伯林顿，在美术馆资深守旧董事一年一度视察学校之时，给所有仿真雕像穿上了可笑的旧衣裳：给“米洛的维纳斯”穿上的，是一件低劣的女子晚礼服、毛皮女式披肩和一顶带首饰的无边女帽；“狩猎女神狄安娜”看上去恰恰不像处女，因为她穿珠边女士常礼服并戴一顶钟形女帽；“贝尔维迪宫阿波罗”穿男礼服大衣，戴常礼帽，没穿裤子却穿着色彩花哨的袜带，携把雨伞，在阴部无花果树叶上方装饰着一束人造紫罗兰；“安提诺斯”会让哈德良[118]皇帝大吃一惊，因为他穿的是里奇蒙[119]足球队队员的紧身运动套衫和护胫；那一个个表情痛苦的“拉奥孔”人物雕像都穿着男运动员的下体弹力护身；恺撒的半身雕像戴着一顶澳洲早期流浪汉的宽帽子，帽子的一条条带子上吊着软木制品，帽子下露出严厉的凝视眼神。
萨姆·伯林顿之所以在学校混得成名又成功，靠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放纵无礼，行为放肆，他老干坏事却从没受过惩处。后来我进了写生班，成了他的同学，他仍然是不断谋划一些事情。有一天晚上，模特没有按计划来校，萨姆就马上脱光衣服，走上模特的座位。另有一次，模特又没来，他立即一路疾跑，跑到小朗街的一家妓院，自己掏腰包雇一位颇富名声的妓女，名叫康迪·克拉拉。他之所以自己掏钱，是因为这位妓女的要价远远高于雇一名模特的标准价15先令。
甚至我早在古物班时，萨姆·伯林顿就和我关系友好，从那时至今，我们的关系一贯如此。这也许是因为，我对同学们之间观点相左的情况始终持超然态度。同学间的相互争论，在他看来简直是孩子气，纯属幼稚可笑。然而，我和他之间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却是我过了16岁生日之后的事情。在学校学画的同时，我一直偷偷地给报纸写文章，仍然用着“翼帆”这一笔名。我每篇文章写的都是那个早已成为过去的航船时代。正是因为此，我才得以避开其他事情，也就是那些我不准备面对我的问题。因为写作常常要做的事，是核准事实。因此，我必须翻阅前一个世纪的已发了黄的旧报纸。为了从旧报资料中核准事实，有好多个夜晚，我不是穿过人类学实物收藏室的几道门，就是径直走进阅报室，或者是登上宽大的大理石台阶，进入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
阅报室和阅览室这两个地方在晚上开放的时间，与绘画夜校上课的时间完全相同。因此，假若小乔不留心我的旷课，或者知道而不告诉他父亲，那么就无人知道我的做假行为。于是我开始缺课了，而且缺得越来越频繁。我这时下定决心要写一本书，一本关于曾到墨尔本做羊毛生意的快速帆船的书。这样的决心就意味着我要查阅1860至1890年这30年间每期报纸的船运信息专栏。于是，我发狂地忙碌起来，在笔记本里记满了关于这些快速帆船航海的资料，旨在为翼帆的文章收集素材。
现在想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当时的确是一个事实：《早晨邮报》对于我投去的每篇文稿，都是照登不误。我收到的稿酬，不是用于买书就是被我汇到伦敦一家航海照片经销处，以购置我想描写的那些船只旧照片印刷品（我很幸运，买到了加思斯奈德号船在其最佳状况时的一张照片，当时名叫因佛斯奈德号，停泊在英国近海锚地外的水面上，船上还有上桅杆。那老守船员原来实在没有说错，这只船的确美观可爱）。
有一段时间，我是偷偷摸摸和很是反常地度过的：内心满是窃窃自喜又有恐惧和内疚，并感到时间的压抑所造成的痛苦。每逢我不在技艺室的时候，我就觉得那里面的老乔·丹顿，小乔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在背后议论我；我心中还想着他们看我的时候，是揶揄地从眼角在注视我，知我迟早要离他们而去，他们只是坐待这一天的到来而已。可是在表面上，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对我耐心尽力，继续教我学手艺。
我终于没有躲过我受检验的一天——厂里交给我一项任务：根据客户的订单，我必须独立完成一样平版印刷品。此事很简单，无非就是为几维牌鞋靴擦光剂设计一张4色单页广告画罢了。很显然，老乔·丹顿本应把此事交儿子去做的，却把它转给我做了。我想，他是好意，想建立我的自信心。设计和刻印这两样我做得都很好。可是，由于不小心，我把主印版搞砸了：把一些阿拉伯树胶泼了出来，流得到处都是。这样一来，印版上的一部分必须磨去、清洗和重新感光。这就等于工作完成得很拙劣，我想我至少要挨训斥，没想到老乔·丹顿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块印版给通过了。
次日上午，我和平版印刷工乔治·罗斯维尔一块出来，到了印刷墨台边，查看印得不清楚的黄颜色部分的拓印件，这时走来一位装版工，带着准备好的主印版，并动手把它和印刷滚筒装在一起。
他喊我过去，把它检查一下。我惊喜地发现，所有的边棱既干净又锋利。我充满信心地将之登记下来，判了高分。
我对乔治·罗斯维尔说：“啊！结果很不错，是吧？”我此时深感轻松的心情一定使我说这话时的声调听起来有点沾沾自喜。
他头戴用报纸叠成的四方帽，帽子下戴着一副钢框眼镜，从他那张印刷工毛糙糙的红脸上放出一种目光透过镜片看着我。
“应该是吧！”他哼着说，显出一种轻蔑的样子。“老乔·丹顿和他那个儿子没走，在晚上搞了3个小时，把印版整个又弄了一遍，他们没在纸上登记加班时间，是自愿白干的！”他朝我努动一下嘴巴，好像要吐什么，接着便拿起墨棍，俯身对着墨台干起活来。
我当时的感觉很难受，直想吐。我才第一次知道，一个人被排斥在外是一种什么滋味。
老乔·丹顿父子对于他们所做之事只字未提过。至于我，虽然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但是永远也不能说出去，必须保守秘密。否则，我们这几个人就得全部失去工作。在广告画完成之后，老乔·丹顿就把它钉在墙上，并打发人请克累本多夫先生他老人家来过目，对他说：“这就是客户定做的几维广告画。克累本多夫先生，我得顺便说一句，这是年轻人戴维完成的，是从头做起，由他独立完成的第一件成品，颇好的，你说是吧？”
克累本多夫只是点点头，哼了一声，这是他回答问话时一贯的做法。不过，他离开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时我只是感到，好像有一道门在我背后关上了，关得很轻，只听见锁咔嗒了一声。
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最具毁灭性和失败感的事情，几乎可以说，莫过于知道自己低人一等和外人向他提出要求之后所表现出的无能，而不是达不到自己所提标准那样一种无能。被人排斥在外的感觉，也就是在乔治·罗斯维尔面前我所体味到的那种感觉，现在和我一块走进了技艺室。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绝对不属于这些善良、朴实和体贴的人们。他们正直、诚实，对信仰、真理和他们所珍视的东西所持的态度始终如一。我与他们的差别已不可改变，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禁毛骨悚然。在这里，我是一块朽木，一块永不可雕的朽木……
我的心理突然发生了倒转。现在我感到，只有待在家中才是我唯一的解脱。我觉得最真切最重要的，是我房间的清静和不受打扰，笔记本和期刊材料的不断增高，我越来越多的图书，以及我工作时所怀有的令我心动且只有我才暗暗感觉到的心境。我几乎不再觉察杰克的走进走出或轻蔑的言谈，母亲的悲伤，或父亲烦躁的心境和断续爆发的残忍言行。
我的诓骗行为，在家里和在上班的地方，都是一样地进行到底。我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我是个优秀的学徒，在克累本多夫与哈特印刷厂不断取得进步，而杰克却相反，跟着管子工弗利干了个一事无成。就家人所知，我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在上夜校，只是在周末才画画搞速写，我对于工作总是乐此不疲，为了上班，我都是在早晨比要求的时间提前几小时就起床。我让家人对我充满着希望，我的不诚实行为，他们谁也没有觉察。我的撒谎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对他们说，在印字、平版印刷术和人物画等方面，我都在不断取得进步。我自然把那张几维广告画拿回家，也拿回了别人画作的印刷品——是汤姆·米德尔顿，巴尼·德鲁斯，或小乔这些人所完成的，都说成是自己完成的（平版印刷品）。我还找到了斯坦纳的几幅丹配拉（蛋彩）画的报废品，就偷了两幅拿回家，装作是自己画的。母亲对之非常赞赏，请人给它们装上画框，和她自己的画作一同挂在前室的墙壁上。30年后，那些画仍然挂在那里，实在使我觉得丢脸和畏惧。
就在我进行双重诓骗的这段堪称奇特的时间里，竟然也会有一种我认为是十分离奇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我回归一种正常的青春期生活也许会成为可能。是我老爸把这一可能化成了乌有，尽管他不是有意为之。我爸对我妈的敌对情绪仍在继续，只是与以前相比，其直接与暴烈程度有所减弱而已。这一情绪已经散播开来，变成了一种忧郁的、全面的厌女主义。除此之外，这时候他又开始听说一些令他心神不得安宁的消息，全是关于杰克在夜间的越轨行为的，并且都是郊区几位受惊的父母亲口告诉他的。他知道杰克已经堕落到他无法控制的程度，确信杰克会伤害某个姑娘并玷污梅雷迪思家族的名声。他还确信法院会发来传唤，比如说杰克会因使女方未婚先孕而必须接受强制婚姻，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像以前的许多意志薄弱的男人一样，视诱惑为罪恶的根源。因此，女人便成了他厌恶的目标。
大约就在此时，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个名叫杰里·法利的男生过16岁生日，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因为聚会在周六晚，家中就同意了我去参加。由于我爸在最近的比赛中输了钱，所以他心情又不好起来。他特别提醒我从聚会回家的时间不得迟于晚上10点钟。
除了家中周日晚歌咏会和为我从战场返回的父亲举办的“欢迎回国”的聚会（严格地说，都算不上什么真正的聚会）之外，我从未参加过一次正式社交聚会。因此，这次能赴一个同学的生日宴，我是既兴奋又惶恐。怀着这种心情，我一路步行走到皇家广场。当我看到一大堆人聚在那里，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极度紧张起来。人群中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似乎一样多，有些男女孩子正在一块跳舞。有的跳查尔斯顿[120]，有的跳黑臀[121]，还有的在跳大学慢步舞。法利有4个姐妹，比他大约一岁的姐姐莫伊拉长得最漂亮。这位漂亮姐姐从房间对面走到我坐的地方，一块走来的还有她的朋友海伦·米奇利。海伦比莫伊拉的年龄还大一点儿。她们二人开始和我交谈。因为这两位女孩是同学，在普拉哈姆市的一所艺术学校就读，学习时装设计，均对正在搞商业美术的我感兴趣。我开始觉得局促不安。但是，由于她们想了解平版印刷和技艺室方面的事情，于是我很快地忘掉了紧张，给她们讲了起来。
海伦·米奇利高个、金发，双腿异常美，着衣整齐、颜色单纯，是一个与大多数女孩不同的姑娘。其他女孩都化了妆，穿的是社交聚会女式礼服。海伦气质酷，不论对男女都同样友好。这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轻松，温暖，意欲与异性相处或做伴。相比之下，莫伊拉显得更快活更随便，更善于挑战，谈起话来，让人觉得有一种野性与狂热——她冲着我谈起了她对伦勃朗的激情，对惠斯勒[122]的崇敬，以及她对拉塞尔·弗林特的钦佩。几乎可以说，她谈起这些，就像在法庭指控一样，言辞激烈——使我深深着迷的，是她那种大女孩的大胆与沉着，真正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以及她那明显的成熟与智慧。她，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遇见的最美丽、最镇定又最聪明的一位女孩子。后来，莫伊拉被人拉去跳舞，海伦与我留在一起，我们接着交谈起来。
海伦说：“很难说我想把时装设计美术当我谋生的职业，除非它能把我带到巴黎，伦敦，或其他地方，使我成个要人。你在美术馆学校就读，是因为商业美术呢，或者说是因为你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呢？”
我说：“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某种家。至于艺术家，我可是一无所知。”
“那么什么家呢？”
“我想，当作家。实际上，那才是我认为我将来要干的事。要当一位作家。我将会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我现在，不管如何，都特想告诉她，我已经是一个作家了，还特想告诉她，本城最佳的报社对于我的投稿都是每投必发。但是，我又特怕她不信我的话，或是怕她笑话我用的笔名。没想到她只是对我微笑，笑得从容，笑得令人舒服，又笑得对我那么在意，她对我说：“到你真正成名之时，我现在就敢保证，你的每本书我都购买，你叫戴维·梅雷迪思，我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我们又接着长谈，谈书籍，谈作家。看来她对跳舞或游乐之类似乎缺乏兴趣。和她在一起，闻到她身上发出的异香，都使我觉得是一种享受，使我舒适得忘记了时间。到我要告别时，不知不觉已经过了晚上10点钟。我走到皇家广场之时，天上群星闪耀，胡椒树枝叶在头顶迎风摇动，我心中有一种极度愉快之感，我回家的整个途中，几乎不是走而是跑，一路拍打着树干和栅栏，兴奋得自言自语。
等我走到我家住的那条街的拐角，一个巨大的人体黑影，突然从吉朗家的柏树篱后跳将出来，恶狠狠地挥动着一根粗木棍，直向我扑。这黑影不是别人，恰是我父亲。他把我一路猛追，朝我背上劈来打去，一直劈打到家。
“那地方有姑娘，是吧？”他对我吼个不停，“你在追姑娘啦！是不是？所以你就不服从我啦，嗯？！10点钟是我说的！10点钟！你把那个时间给你追的女孩子啦！那个时间！那个10点钟啊！”
过了16岁生日之后的那天晚上，我的每件事都最终挤到了一起，成了我人生的一个紧急关头，也就是我升入写生班之后不久的事情。
事实上，我是很勉强才进写生班的。我若是事事诚实，开班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反复旷课，但是要假装我没有旷课也可以说是十分容易的。这一点不必担心，因为出席课堂的情况，都是由本人在学生名册上打出勤符号，而学生名册就放在博物馆的主问讯台。至于我本人，不管去教室还是到阅报室，我总不忘在名册上签到。真正的难题，对我来说，是要交3份绘画作业，而且还必须让巴纳比·斯坦顿过目。我曾有一张习作，是关于古希腊柱头用的装饰的，且完成得很好。可是我自知我的人物画很糟糕。于是，我就从小乔头一年的文件夹中偷了两件绘画习作（小乔一直把他的习作放在印刷厂技艺房里），作为自己的3件作业悉数交了上去。做了这样的事，我感到内疚和耻辱。但是，我不能不这样干啊！假若我办不到，那就意味着把我的真实情况通报给克累本多夫与哈特印刷厂，我就会受到老乔·丹顿他老人家的发问，因此，我的不合格行为就会完全露馅了。幸运的是我的馅儿从未露出过。老者斯坦顿以某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这完全令人理解，因为我们之间几乎全然不相熟识——然而不管怎么说，他挥起笔，让我通过了。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小事，此事关于我的生日。在我们家过生日，从来不搞什么专门庆祝，并且几乎从来不送礼物，但总是少不了买些实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总是不外新鞋、新袜、新衬衫或新手帕这类物品。可是今年过生日却不同了。碰巧外婆和我属于同一星座。她的生日比我的早大约一周时间，我伪造了格拉夫顿号的一张照片，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她。母亲很高兴我升入了写生班，因为据她理解，在写生班就不再搞素描而是画油画。她不知道写生班实际上是干什么的——因为我爹的缘故，我从来没有给他们说过有关裸体模特的任何事情——因此，我认为，她是多多少少把写生画与静物画混同了。但她知道写生班是高级班，我需要的是油画颜料。因为这一点，她和外婆合资给了我一张面值5镑的钞票作生日礼物，以让我用这张钱买学美术用的一盒油画颜料。
次日，我请了假，提前半小时下班。这时，小柯林斯街上的美术商店还开着门。我想买什么样的成盒颜料以及什么形状的调色板，我心中十分有数。至于需要几支貂毛笔和几支猪毛笔，我也拿定了主意。然而就在此时，我又一次受到了命运的捉弄或支配。情况是这样的：就在迪安的美术商店隔壁，有一家窄小的店，这家小店正在出售修理一新的旧打字机。在橱窗里，放在展品前边的正好有一架大型的老式雷明顿牌标准打字机，其支架大约二英尺长，键盘上放有一张卡片，上写着“性能良好，绝对保证——价格5镑，可以合理还价”。
看见打字机的当口儿，离小店关门的时间只有10分钟，我简直是毫不犹豫，付了我仅有的钱，即那张5镑现钞。店家就给了我发票、打印的保修单和那架大型的打字机。他们还主动拿出一个防水套，问我买不买。因为要买，还必须另付半克朗。因为我一点钱也没剩了，所以我实际上只买了雷明顿打字机。
那晚闷热难熬，空气中弥漫着一场暴风雨的先兆。雷明顿似乎有一吨重，支架显得很宽，又重又宽的打字机不断往下滑，铃也不断地响，搬着它非常困难。待我蹒蹒跚跚，好不容易地走到斯旺斯顿街之时，所有店铺和办公室都在关门，市内交通的高峰时间到了，人人都在撞撞挤挤地赶有轨电车。天气闷热得令人心烦，对我和我身上不易携带的东西，人人都觉得难耐。用了很长时间，我才挣扎着上了达林路电车。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还得站着，仍然抱着那架打字机。车过了普林斯（王子）桥，车上站满了手拉着吊带的乘客。售票员从乘客中间挤过来，看见我就开始对我大加干涉，想在下一站把我踢下车。因为天气的闷热和人群的拥挤，此时也给他带来了特坏的脾气。
“你把空间全占光了！”他发火地说，“那里那个家伙你怎么搞的？不雇一辆车运它？”最后，他让我滚开，把打字机弄到后驾驶室，堆在油污污的板条地板上。他这样一搞，我才可以休息一下两臂。但是，每过道叉或道路交叉口，电车就左右摇晃或哐啷直响，我就担心旧雷明顿打字机会散架。
不管怎么说，我在库扬路拐弯处我们家附近的车站下了车，发现打字机没有损坏。到这个时候，我心神慌乱，浑身疼痛，打字机好像一步重似一步。因此，我在克莱兰的店旁休息，同时把打字机放在木头长凳上。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情。
从城区开回来的一辆维修用电车，停下来，走下来一个中年男子。他衣着讲究，看起来像位律师或英国皇家特许会计师，带着一个公文包和一把伞。他开始沿着库扬路走，看上去步态轻快。可是，他一瞄见我，就好奇地把我打量，他停下轻快的脚步，然后朝长凳走过来。接着，对我一句话没说，他就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张看似商业信函的信纸，把纸转过来，卷到打字机支架上，接着用两个手指弹琴似的打出一行字：“现在是所有好人帮助党的时候。”
“啊，不错，这打字机按键指感好！”他边说边对我微笑，“你看，就要下雨了！你走哪条路？”
我告诉了他我住在何处，他说：“嗯，跟我来，咱们一块走吧，我也往那儿走。你不想把那东西弄湿，按理你应该给它弄个套子。过来吧，我给你打伞。”
雨开始下的时候，雨点比较大，像一枚枚先令硬币，滴下来让人觉得轻轻的，暖暖的。后来雨点小了，变成了毛毛细雨。我们一路走着，这小雨一直连绵不断。因此，他一直领着我走到我家大门口，接着很快活地和我道个晚安就走开了。与这个和蔼的陌生人的奇遇，使我忘掉了自己所有的痛苦与难堪，全身心高兴和激动得决计来个一反往常的举动：从前门进家，站在门口给母亲一个惊喜。
倒霉的是，来开门的竟然是我爸爸。以前不论谁来从不来开门的他，这次正好在门厅里。我一看见他，我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这会儿又是不佳。
他粗暴地说：“你，你为什么不走后边？”看到我身上带回来的东西，他皱起眉头，接着神态多疑地问我，“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噢，只不过是一架打字机。”我边说边换换手以减轻一点儿双臂的疼痛。接着，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小毛皮地毯上。放的时候我竭力使自己情绪平静，我依然觉得自豪和高兴。可是，我迎面碰到的是我爸而不是我妈，我多少还是有点慌乱。
他大声叫道：“明！明！现在过来看吧，看你那笨蛋儿子弄回了什么！”
我现在才明白，对于16岁的我来说，要能够稍微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之后多年里对我产生的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司空见惯的，是父亲性格中进行暴力体罚的种种方式。但是，在多年之后，我才有可能去理解困扰他的那种暗流——他体内那种化学酸似的东西的剧毒性，总是在暗暗起着腐蚀作用……指控，责备，为自己的失败和缺点找替罪羊。（即使1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这种强酸在腐蚀我自己的性格之时，以及我以同样的暴力、残酷和蛮不讲理对待我妻子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的线索，我认为，就存在于他对母亲的那种喊叫之中，即他有意使用的短语“你的这个儿子”之中。因为我至今记得，爸妈常常吵架，他在争吵中如何一成不变地责备妈妈，说妈妈应对家中所可能受到的恶劣影响负责。他总是对她说：“我相信你为你那个没用的该死的儿子自豪！孩子他们是你娘家的真传。”或者是说，“我要是你，我就要看管好你的那个女儿。”他意思是说：母亲是污点的来源。所有腐朽的污秽的失败的种子都来自她那一边。
他的这一偏见（扭曲的心理）也许发端于他自己的家庭：住在唐人街边沿那种又拥挤又脏乱的处所，跟他那愤世的、暴躁的和受过迫害的奥林奇份子（奥林治会员）父亲长大成人。可是，至少有两点，他认为，使他出人头地过：一是当过湖上赛船划手，二是在赛船大会之后周六交谊会上拉小提琴。我敢肯定地说，他早就深信，当初他违背父亲的意旨和我母亲在一起，就是他走错了人生路的原因所在。他父亲曾警告他不要卷入那个他确认为是寄生、腐朽又腐败的家庭，然而他没有听，而是采取了离家出走和带恋人私奔的行动。自此之后，他就除了倒霉还是倒霉。
多年失业，打零工，饱尝艰辛，头生孩子夭亡，逃进冒险的战争深渊，浪费了他人生宝贵的整整4年时间，除得了慢性病，毁坏了健康之外，什么也没得到，从战场回来还是干原来那种可怜的工作。他的痛苦和愤恨与日俱增，越来越集中在他妻子和孩子身上。也许还有许多别的事加大了他的怨恨情绪。他走后（指赴欧作战）并没有要妻子飞速离家赶赴法国，抛下孩子，结果使孩子像野蛮人一样长大……她从法国回来以后，又浪费了她和他的几年人生，浪费在她所喜爱的那些小伙子士兵身上。她吝啬的父亲死后，几乎没有留给她一个先令。她多年卧床的母亲一直由他一家负担。她的两个兄弟——一个是花天酒地的酒鬼，另一个是恶棍和寄生虫。
逐渐地，这个可怜的自我摧残的人，现在一定认识到了他的孩子们如今和他以前一样，在变得一事无成，他把这归罪于他认为的毒源发出来的污点。大女儿的最大能耐不过是嫁给一个残废的农村土包子，一个她家只得抚养多年、她妈宠爱的伤兵……大儿子已成小阿飞，其下场不是死在彭特里奇牢房，就是因为男女之事使整个家族蒙羞……我坚信他一定把我看成某种无能之辈，生性软弱，行为偷偷摸摸，并和其他家庭成员有着同样的污点，这些污点将会弄得我和其他人一样完蛋……
母亲缓慢地朝通往门厅的过道走过来，看见她掀开厚重的布帘出来，我不禁悲伤起来。我意识到在我没到家时她和我爸一定有一顿好吵。她脸色苍白，一脸生气的样子。她戴着眼镜，但我看得出她两眼都肿了。我爸看着雷明顿，显出的那种轻蔑姿态让人觉得难于招架。在磨损的褪色的阿克斯明斯特绒头地毯之方格图案衬托下，这架打字机看起来庞大、丑陋和毫无用处。
“戴维，你弄那来干啥？”妈妈问这话时声音有点颤抖，接近于尖叫。
她说话的方式中，有点什么令我心神不安，于是我开口想予以解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真不能明白，像一架旧打字机这么一样很普通的东西，怎么会使他俩那样放心不下。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解释却又不得不说，感觉会因为自己的解释陷入困惑和恐怖以及与我毫不相关的种种偏见之中。母亲目光一片茫然，呆呆地俯视着打字机，好像她只有这么做才可以防止她非看爸爸或非看我不可似的。除了双手不断地捏紧和松开之外，她一直没有动弹。
“好啦，把那该死的怪玩意儿搬开，搬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他命令道，态度凶狠粗暴，“去，丢掉它！”我开始申说我的不同意见，他却打断我的话，接着命令我：“就在这一分钟扔掉，听见了吗？把它扔出家。我知道你肯定要干什么，所以你必须把它扔掉。”他太阳穴处青筋直冒，粗得像几条虫，隐约可见。我想办法解释，尽力申说，向他请求，甚至开始结结巴巴地向他忏悔，坦白出我为《早晨邮报》撰文之事，可是他先是怒不可遏，又突然变得冷若冰霜，他说话针对的似乎主要不是我而是我母亲，也就是家中污损之源：
“这样的事我给你说过，对不对？”他对着母亲说，“我告诉过你，那个不老实的小祸害儿子在屋里老是乱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放在床垫里，藏起来。我们什么都舍上了，为的让他受教育，竭力把他拉扯大，好好成人。我们不住手地干，为了保证他能学到一门手艺。可他倒好，自己拿主意，是不是？他还打定主意仿效那该死的与他同名的那个人，那个‘才华高超’的作家……他那‘聪明’的舅舅戴维，步他舅舅的后尘！就是你的那个挥霍无度的弟弟，酗酒酗得自己和他一家都进了济贫院！你这个祸害儿子迟早会变得像你家其他那些家伙一样：该死，没用，腐朽透顶，却又以为自己了不起。”他几乎发狂，无法自控，痛斥和谩骂，唾沫横飞，母亲被他逼得后退到门厅的一个角落，呜咽起来。天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因为我已经深深陷入一股绝望、困惑、悲哀和阴郁的旋流，无法他顾了。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他暴怒地把我摇来摇去，大吼道：“把那个可恨该死奇怪的破玩意儿扔出去，扔出这所房子，这一分钟就扔出去，你要么扔掉它才回家，要么就不要想回家的事！”
于是我就走出家门，到了铁丝栅栏和女贞树篱之外的街上，抱着那架庞大的打字机，雨水打在我脸上，混着泪水。
等我到斯普林街上医生诊所那边的萨姆·伯林顿画室，一定是9点半左右了，我实在不知道我为什么到他那里，只知道除了这个画室，我想不出别的可去之处。
我只好按门铃，按了四五次，我知道他在家，因为我可以听见故意压低的人语声和留声机放出的轻轻的调低的《波列罗舞曲》[123]声，这舞曲的作者是拉威尔[124]。他最终真出来了，浅棕色的头发伸出来，尖尖的，像谷穗，蛮滑稽，背对着走廊上昏暗的灯光和所有橘黄色和黑色装饰物，衬衫扣还没来得及扣上。
他看见我，想必吓了一跳，因为我站在门廊楼梯平台上，带着那架大打字机，满是雨水闪闪发光，我的头发垂下来，盖住了额头，全身都湿透了。他看了我，一定猜得出我哭过，因为我整个人透着一股痛苦和极度的疲倦。然而，他实际上并没有显得很吃惊。他倒喜得不得了，看样子比什么都高兴。他一贯如此：凡是想不到的事一发生他就会最高兴。他一开始就对我当时的样子开起了玩笑。
他说：“哎呀，哎呀，哎呀，我尊贵年轻的梅雷迪思同学也搞起旅行推销来了。天啊！我亲爱的梅雷迪思，我已经有手提式打字机啦，克罗纳牌，是我的一个逝去的伯祖母传给我的。所以，你用摇摇晃晃的双手让我看的莱诺铸排机固然好，但我已不需要，自然不想买了。现在你还在叫卖非法致幻毒品？优秀的旅行推销员，或在推销克拉拉·鲍亲笔签名的照片？”可话说到这里他突然住口了，觉察到我的脸色，他有一会儿没说话，只是两眼注视我，然后从门边走开，回到屋里，颇漫不经心地说，“进来吧，给我说说发生了什么。”
画室沙发上坐着一位姑娘，是位漂亮的白肤金发碧眼女郎，我记得在古物班上见过她一两次。她头发蓬乱，还在扣着衬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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