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是满族口音的汉语？
这样的说法你多多少少会听到过——明粉们每每扼腕叹息，感慨华夏衣冠的丧失，想当然地认为，清朝掌握权力的满洲八旗军事集团，会用权力干涉口音。
满语对汉语普通话有影响吗？这不能否认。
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顺治在北京称帝之后，整个满洲八旗军事集团往南迁移，大量满洲人入关。以满语为主要用语的满洲人，开始深入学习汉语，与汉族人交往愈密，满语影响汉语是必然的。
比如，我们日常说的“挺”好。这个“挺”字，就源自满语词ten（发音）。
再比如，北方汉语常常说的胳肢窝、波棱盖、旮旯，也是来自满语词汇。
但北京话和满族口音汉语，却完全是两码事儿。
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我在描述八旗的时候，用的词不是满族，是满洲人。
在入关之前，满洲人的认同，就已经通过八旗制度建立起来。但满洲人，不是一个民族认同，而是一个组织认同。
八旗里不止是有女真人，还有汉军八旗、有蒙古八旗，甚至还有锡伯族、俄罗斯族的佐领入旗，我们今天新疆伊犁的俄罗斯族便有不少是俄罗斯族旗人的后裔。
而且，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就在东北设立大量卫，管理控制女真诸部，而且还对女真上层人物封官授职,并开展马市贸易。努尔哈赤的父亲和岳父，都是跟着明朝辽东总兵混的，甚至还有汉语名字。先进的汉文化进入女真地区,必然会影响到女真语（即现在的满语）。满语中巨量的汉语借词也由此来。
换句话说，在满语通过权力影响汉语之前，汉语就已经通过权力影响满语了。入关的满洲人，已经接受过汉语的熏陶了。
举个例子，我们看清宫剧都听过“福晋”的称谓，其实福晋是满语中汉语外来词，是“夫人”的音译。读读看，夫人，福晋是不是很像？
再比如，章京，是清朝的武官名，章京的读音听起来像什么？像不像将军？其实章京，就是将军的满语音译。
我们以为那是满语，其实那是汉语。
相比于满语对汉语的影响，汉语对满语对影响才是海了去了。海了去了据称来自满语。
女真人是渔猎民族，民族内还没发展出成熟的手工业和工商业，在哲学、艺术等领域建树贫乏，所以满语中除了渔猎、禽兽等词异常丰富外，其他都没有。比如努尔哈赤，其实意思是野猪皮；巴图鲁，是渔猎好手的意思。
当落后文化在学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引入巨量的汉语词，从这些被引入的汉语词，其实就能看到满语发音与汉语发音的不同。
我们直观地感受下满语和汉语发音的区别——
顶子，汉语音应为dingzi，满语音jingse；
底子，汉语音应为dizi，满语音是dise；
煎饼，汉语音是jianbing，满语音是jempin
师傅，汉语音是shifu，满语音是sefu
馒头，汉语音是mantou，满语音是mentu
其实，满语和汉语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满语中以d居词首的词少得几乎没有,所以全部用j代替，而且满语固有的音韵中没有汉语的Z,所以全部用s代替。
比如我们刚说的福晋和夫人、章京和将军。而且满语一般是双音节，汉语是单音节，满语中就出现了许多加音节的汉语。再者，满语发音受到蒙语的影响，整个口腔内的开口相对较小，并不是北京话的抑扬顿挫。
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在天聪五年，在六部各设启心郎一员,负责满汉翻译工作。但在入关之后，启心郎满满就废除了。
为什么呢？因为满洲人汉语早已说溜了。
入关之初,满族人使用满语,作为一门外族语而学习汉语。第二代呀呀学语时仍学满语,稍一民后渐习汉语。第三代呀呀学语时已满汉兼学。第四代基本上都是“汉语嘎嘎好，满语不知道”。“嘎嘎”据说也是源自满语。
最早的满语学习书之一《清文启蒙》的问世，说明关内满人已经到了要用教材学母语的程度了。
乾隆皇帝在《满洲祭天祭神典礼》一书中说：原先满人生后儿时学语即习满语，故那时萨满能即景生情口编祷祝唱出，可是现在满人的满语皆后来所学，因而不能根据当时情形口编祷词了。
乾隆对满语很重视，甚至还搞出了一个满语骑射的民族运动，只不过乾隆本人也是靠念书学满语的。
而且这个教材也很有意思，都是用汉字来当发音提示，比如满语里一些汉语没有的音，大概在q和x之间，便用汉字“欺”、“鸡”、“稀”注音时,各加一注“咬字念”。满语里本来有鼻音，但鼻音无合适的汉字可以注音,就用“阿”“额”等代替，比如满洲人名里的索额图、穆彰阿、阿哥等等。
满语对汉语影响最大的时候，是在清朝初年，康熙年间的影响，是真正意义上对语言本身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核心驱动力，便是权力。
我们现在的常用语，比如末末拉拉、敞开、萨其马、混、拉呱、啦啦哈、爽利等等。
东北话里就更多了——哈肋巴说肩胛骨；波棱盖说膝盖；胳肢窝说腋窝；嘎拉哈说膑骨；藏猫儿说捉迷藏；还有马猴儿帽、马虎眼。甚至于我们现在特别熟悉的妞儿、屯儿，也都是满语。
著名作家萧红所写的《呼兰河传》，这个呼兰河的呼兰，也是满语，大意是烟囱，烟囱河就远没有呼兰河有诗意吧。
再就要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了。曹雪芹本人是满洲人，不过呢，他是汉族，是辽东汉人。满汉的融合在他的笔下体现得较为明显。在《红楼梦》中,很明显看出满语语法结构对汉语结构的影响。
“……有吗?”是满语式的结构,按照汉语语法结构应说成“有……吗?”的格式。这个差别来源于满语句子的谓语在后,汉语的在前。还有， “……的上头”结构的句子,即来自满语格式。
最为显著的是 “巴不得……”，比如巴不得您赶紧给我点赞，这就是来自满语的“bahaciuttut……”
其实还有许多语法、语调上的影响，但现在呢，已经不可寻了。为什么呢？被淘汰了。本文着重的参考资料：爱新觉罗·瀛生的论文里，就提出来，曹雪芹所处时代的北京话中满语痕迹还很明显，但到了清代嘉道时代，在作家燕北闲人笔下，这种满语式的汉语被淘汰，便趋近于现在的北京话了。
语言不是单向影响，而是双向影响，满语和汉语是相互影响的，这个权力也不能左右。说到底，语言的生命力，是文化的生命力。
入关前的满洲文化，相较于汉地文化，是弱势文化、落后文化。这样就注定了，满洲文化不会影响到汉地文化的基本逻辑，而只影响表现形式。
具体地说，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器物饮食等物质文化上，但不会影响到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等非物质文化。哪怕是大家都穿上长袍马褂、梳着辫子，也还是得说汉语、学习孔孟之道。
其实，去刻意地追逐语言的纯粹性是很幼稚的，因为语言的意义，是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承载。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静态的，中华文化也在历次大分大合、治乱兴衰中，不断融合，以汉族文化为主题、海纳各族文化，由此焕发出新的活力。
语言本身就是国家叙事的承载，口音的变化背后就是历史的兴衰，为何要刻舟求剑，去追求所谓的纯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