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中，不少才子都是早年丧父，由母亲拉扯长大。在那个年代，女人独自存活本就不容易，要拉扯孩子长大更是难上加难。
而鲁迅的母亲，鲁瑞，独自一人拉扯三个孩子。并且，三个孩子的成就都不小，周家三兄弟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老太太自然是功不可没。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任劳任怨的母亲，晚年需要生活费却遭到拒绝。
在《鲁迅的故居》一书中，有一段介绍鲁瑞的话：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的母亲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
如果不看作者，旁人读来这句话，只会当写作人与鲁瑞应没有过多瓜葛，最多也就是相识而已。但事实上，作者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兄弟，是鲁瑞的亲生儿子。
儿子描述母亲，用于如此客气，字里行间仿佛一个陌生的第三人，甚至还直接写鲁瑞，是鲁迅的母亲，似是与自己毫无瓜葛。
如果说，在书中如此描写是为了给读者更好的客观性体验，那么在交谈中，周作人理当大方承认母亲。
然而，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周作人的称呼也是让人大吃一惊。
追悼会上，周作人做了两件大事。其一，谈及母亲，都以“他的母亲代替”，言下之意即是“鲁迅的母亲”，而非“家母”，其二，直接否定鲁迅的文学成就，称其不过是擅长整理。
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两层含义，其一，周作人与母亲关系不好，否则应当以母亲相称呼，其二，周作人与鲁迅关系不好，否则不会在追悼会上否定鲁迅的成就。
世人都说，死者为大，置身鲁迅追悼会，周作人尚且能如此说，那么背地里如何评价鲁迅更是不为人知。
母亲，是鲁迅的母亲，鲁迅，是大家的鲁迅，与他无关。
二、因为媳妇，母子隔阂早年间，周作人与鲁迅一起在日本留学时，兄弟两人同吃同住，关系不错。直到周作人娶了日本媳妇羽太信子，一大家子一起住进北京，关系便开始恶化。
人多是非多，三兄弟已经成家，一起住在北京四合院中，自然诸事都需要磨合。最先搬走的，是周建人一家，他们与周作人一家发生了纠葛，而症结便在于太信子。
家庭和睦是老人的愿望，周建人搬走，身为母亲的鲁瑞虽然嘴上没有多说，但心中肯定有隔阂。可为了大局，鲁瑞还是尽量一碗水端平。
但是，等到鲁迅再搬走的时候，鲁瑞的面上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首先，北京四合院是鲁迅买下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家人和气生活，可如今因为羽太信子闹矛盾，周建人搬走、鲁迅也要搬走。
如果说，只有周建人搬走，兄弟过错，周建人与周作人尚能五五开，但如今鲁迅也要离开，周作人自然成了“恶人”。
其次，鲁迅搬走后，诸多传言流出，称他搬走是因为调戏兄弟媳妇羽太信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且不说调戏背后的真相，单就这传言，定然只能是周作人与羽太信子散播。
最后，对于如此口无遮拦的妻子，周作人没有半点表示，依旧宠着、惯着。
身为一家母亲的鲁瑞，自然忍不住了。
于是，鲁迅搬走之后，母亲鲁瑞也跟着一起搬走了。
母亲的举动，没有让周作人自我反思，反而让他心生怨恨：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何母亲要偏袒鲁迅？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作人对母亲的称呼开始改变，与鲁迅的兄弟情也越来越淡薄。
三、奉养母亲，天大的苦两兄弟与母亲都搬走了，北京四合院自然成了周作人和他媳妇的天地。
身为长子，鲁迅一直负担鲁瑞的开销，从未让两个弟弟出过一分钱，而周作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安排。
既然母亲选择跟随鲁迅，那么此后生老病死便都由鲁迅照料。
只是没想到世事难料，鲁迅先于鲁瑞去世，一家重担落在许广平身上。母亲鲁瑞不愿意看着许广平如此操劳，找上了周作人索要抚养费。
面对母亲突如其来的“问候”，周作人有些措手不及，呼天抢地喊着：我苦栽，我苦栽。言下之意就是，他命太苦，如此贫穷还要赡养母亲。
即便是不曾读过书的农民、苦力，尚且懂得奉养母亲、天经地义的道理，可饱读诗书的文人周作人却如此对待来要生活费的母亲。
鲁瑞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直接破口大骂，不管你如何苦，终究也要是要养我的！
许是时代所迫，许是周作人良心未泯，他最终还是赡养了母亲、接济了朱安，处理了鲁迅留下的身后事。
只不过，讽刺的是，周作人晚年的收入，大都接着鲁迅的名号。
以鲁迅兄弟的身份，一字一句回忆鲁迅的过去，得以赚取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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