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闵思嘉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衣架曾经是美国女性自行堕胎时最常用的工具。
今天的她们能更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子宫了吗？
拿下今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用它的片名给出了回答——自由很少，总是艰难。
要讨论《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就不能脱离「堕胎」议题在美国社会中的复杂历史处境，很长一段时间内，堕胎在美国的大部分州都是违法行为，直到伴随女权运动的《罗诉韦德案》在1973年通过，堕胎才成为美国女性被写进宪法的权利。
它规定女性可以在妊娠的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27周前）堕胎，而在妊娠的第三周期（28周后），各州可自行立法禁止堕胎行为。
这种女性折衷的胜利并没有维持太久，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后，整体政策都开始呈现收紧状态，支持生命权的保守派一直在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让堕胎重新变得非法。阿拉巴马州签署最严反堕胎法后，更让人有种《使女的故事》要成为现实的预感。
在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中，我们也能看到，重回六十年代堕胎环境下的美国，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了。
《推翻罗诉韦德案》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中的宾夕法尼亚州就是堕胎政策较为严格的地区，那里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必须要有父母陪同才能合法堕胎。
于是，只有17岁的主角奥秋意外怀孕后，为了秘密解决这个麻烦，只好和自己的表姐斯凯蕾一起，乘坐巴士前往纽约。因为在那里，未成年人可以独自合法堕胎。
影片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朱诺》或《四月三周两天》这样的堕胎影片，但不同于前者的童话式理想主义，也不同于后者的哀歌式悲观主义，《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是一个属于当下美国的堕胎故事。
它建立起了属于青年一代的「当下堕胎史」叙事，以自己在美学上几乎可以被称之为清淡的真实与客观，向当下的美国所发生着的戏剧性的一切，做出了立场和态度上的挑战。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堕胎议题在美国电影的整体环境下，是太容易被做得过于戏剧化、煽情化的故事，尤其在是堕胎已然成为政治砝码，各党派都必须立场鲜明站队，煽动选民情绪的当下，这台「手术」之于美国早就不只是医学问题。
试图讲述这个话题的创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要小心翼翼地传递自己作为叙事艺术的力量，因为它要与戏剧化的、利益化的、甚至充满表演性的政治竞争，在风暴般的社会运动下，让观众重拾堕胎议题对女性、对世界产生的隐秘而深刻的影响。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做到了。
影片的故事非常简单，堕胎、人流之类的字眼出现的频率并不高，甚至连语言本身在片中都处于一种相当节制的状态。
一个明显的处理是，奥秋和表姐斯凯蕾甚至都没有直接讨论过怀孕或是流产的话题，斯凯蕾从门缝中看到奥秋呕吐以后，两人就开始了心照不宣的旅行。
这种失语和沉默，一方面代表了女性在当下环境中谈论堕胎问题的耻感，一方面也暗示了女性不得不在个体与个体间建立起这种秘密仪式，这种相互援助的社群关系，是对法制和父权社会的无声抵抗。
与语言的节制所相对应的，是影片无处不在的「身体叙事」，理解这种身体叙事，也是理解《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关键，因为合法堕胎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承认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权。
片中的奥秋和斯凯蕾都很少说话，她们的许多交流都是通过身体接触完成的。比如斯凯蕾为了借到钱，不得不亲近搭讪男做出某种牺牲时，目睹一切的奥秋便默默地勾住了她的手指。
导演伊丽莎·希特曼的镜头无数次让我们去注意女孩们的身体。奥秋后背因为内衣带留下的勒痕、她试图自行流产时击打腹部导致的淤青、斯凯蕾被男人摩挲的大腿，都成为了台词之外的身体语言。
于是，奥秋确认怀孕后自行打鼻钉的行为，也就成为了在真正流产之前，宣告自己拥有身体控制权的前奏。
身体是这些女孩们经受苦难的原罪，也可以成为她们的战场，写满她们自由的宣言，如果有必要的话，身体甚至也是可以被利用的。
在语言——身体——控制这样的一组演进关系之外，《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还建立起了与之构成渐近线的另一组演进关系，即障碍——选择——自主，它们最终随着人物的命运慢慢靠拢，聚焦到女性自决权上。
你能在片中看到两姐妹经历无数的障碍，下着雨的寒冬，笨重的行李，导演伊丽莎·希特曼也说，自己一开始就决定了故事要发生在冬天，因为她希望季节可以成为主角们的障碍。
而那个不断被两人搬上搬下的硕大行李箱，则是伊丽莎·希特曼从杂志上看到的一个细节。它或许会带来一种设计过强的感觉，但事实是，它刚好象征了女性们在当代社会中所负担的「过重」的行李。
在一些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姐妹俩一起在抬这个箱子。
在影片中后段，我们则看到了奥秋一个人吃力地将箱子运过巴士站的楼梯。
行李另一层面的意义也由此揭示——这些女孩子们，终将独自负着生活的重担。
类似的障碍散落在影片各处：循循善诱的反堕胎宣传、复杂的纽约交通网络、不同诊所不同策的流产细则，你甚至还会注意到片中几乎每个男性都不那么善意。
言辞冒犯的继父、强行邀约的顾客、地铁上的露阴癖、巴士上的搭讪男，共同组成了伤害着女性们的父系图谱。
这种略显标签化的处理，虽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客观性，但也展示了令人担忧的现状：伤害大多数时候都不是直接的、甚至是充满诱惑和善意的。而大多数的女性们也并没有方法可以处理甚至是意识到这种伤害。
影片大量场景都发生充满流动性的空间中，比如巴士、地铁、港务局，这些公共空间人员构成复杂，来来往往，也充满陌生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就是外部世界的象征。就像搭讪男在巴士上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与她们全然不同，甚至毫无关系，但是，也充满选择。
姐妹俩花了大量时间在港务局过夜，在楼梯上上下下，穿越各种各样的门廊，这些空间公共而暂时，并不能让她们久留。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工作人员以「这里凌晨一点到五点半之间要关闭」将两人赶出候车室，姐妹俩不得不再次做出选择，挑选下一个暂时栖息地。
交通性空间是城市的枢纽，它同样成为奥秋人生关口的缩影，选择坐哪班地铁，在哪站下车，去到哪一家诊所直接和她今后的人生画上等号。也是这些不断的、让人几乎没有喘息空间的选择，最终让奥秋得以实行她对身体的自决权。
但让人庆幸也让人唏嘘的是，最终也只有纽约的这家诊所，才给了奥秋选择，以及片名中提到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这几个选项。
在这段点题直接得近乎赤裸的固定长镜头中，我们得以凝视着奥秋的面容，这也是全片中语言最多、身体最少的一个段落，但它依然如此冷静。
面对医生自己性史、暴力受害史、被侵犯史的询问，奥秋的回应所体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答案，而是这背后被长期忽略的，甚至连选择也无法覆盖的女性痛苦生命体验。
这也是《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在建立了属于当下美国的堕胎史之外最有意义的地方。
它让身体回归身体，让语言仅仅只是语言，而非调动政治利益链和受害者情绪的工具。
当我们注意力被影片拉回到堕胎这件事本身的时候，影片就同时为角色和观众提供了一种自决的自由，你可以自主决定站在哪一边。这也是影片及其作者，还有无数女性想要为「她们」所争取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使用这种自由，那我们就将自己变成了从不踏出经验定势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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