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作为清朝雍乾嘉道咸五帝长年园居理政之所，在这里接见并宴赏外国来使是颇为频繁的，可以说圆明园是清廷对外交往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舞台，“她”曾见证了当年清王朝的盛世辉煌。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当时的“外交”与现代所讲的“外交”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详细介绍圆明园中的外交活动之前，小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清朝的外交——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发端于先秦时代，系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的模式。秦统一中国后，“朝”、“贡”等传统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并代代传承、儒家的天下观形成了一整套对外关系的理论和体系，其核心是以中国为中心，帝王临御天下，居内以制夷狄，朝贡体系也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国际体系，尤其是在清朝，朝贡体系达到了鼎盛。
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满清王朝、为了昭示其统治的合法性，除了加强对帝国内部的控制之外，还必须建立稳定的周边关系。为此，清政府承袭了明朝旧制，以中国传统的“朝贡”方式开展与周边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
在清廷的强大武功之下，清初至乾降年间，整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腹地都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在清朝典籍中，其他所有部族和国家名义上都被置于属国地位，但事实上，清廷的“朝贡关系”在实际操作中分作不同层次，大致可归为四个层次。
最内层的核心层次是清廷的藩部，即清朝完成“大一统”事业后在亚洲腹地中国疆域之内的边疆民族部落，如蒙古、西藏、青海、回部等，它们虽然是中国疆域内的“有限分割性地方分权”，但清廷也对它们施行册封——朝贡政策，在派驻边疆大吏实施管辖的同时用“朝贡”模式对藩部上层人物实行笼络，藩部的朝贡事务由理藩院具体管理。
第二个层次是清帝国境外亚洲腹地的各国，如直接向清朝进贡的尼泊尔和乾竺特(即罕萨和那噶尔)，以及附属于西藏的拉达克、锡金和不丹等国。另外，在清帝国看来，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巴达克山)和阿富汗，也都是向清帝国朝贡的国家。尽管这一地区与清廷的朝贡关系没有东南亚诸国与大清的关系那么严格，甚至多次发生冲突，但形式上仍可视为大清帝国秩序的一部分，只是它们仍享有较大的独立性，与中国维持一种松散的宗藩保护关系，它们的相关朝贡事务由清廷的礼部掌管。
清朝鼎盛时期周边附属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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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层次是历来与中华帝国关系比较稳定的朝贡国家，主要有东南亚、东亚的一些国家，如下表所示：
这一层次的朝贡关系是在双方自愿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国家(尤以朝鲜、越南、琉球为典型代表)自觉接受了儒家纲常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制度，真正融入了“天朝礼治体系”，与中原王朝形成了最为稳定的朝贡关系。在朝贡体制内，清王朝与他们结成了“宗藩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藩属国的君主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奉清朝为“正朔”并且向清廷称臣，定期遣使向清廷朝贡；而清王朝有保护藩属国的义务。但是藩属国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
也就是说，清朝不干涉各朝贡属国的内政外交，一切由其自主。清廷处理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机构也不是理藩院，而是礼部主客司。这些朝贡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是有亲疏远近的不同，从各国的贡期中可窥一斑，在清代，朝鲜是一年一贡，并圣节、元日、冬至三大节为四贡同进，琉球和安南是2年一贡，暹罗为3年一贡，南掌开始为5年一贡，后改为10年一贡，缅甸为10年一贡。
第四个层次处在朝贡体系的最外层，也是清代特有的组成部分，即大清帝国“慷慨”允诺与之“互市”的西方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和俄罗斯等。其中，俄罗斯的地位比较特殊。在签署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恰克图条约》后，俄国传教团被允许进入北京，同时中国于1729和1731年两度派使节出访俄罗斯。
至于其他那些西方海上国家，清廷则坚持要它们以朝贡国身份与中国交往。16世纪以后，西方国家来到中国贸易的商人日益增多，为了显示“王者无外”的宽厚之怀，中国政府毫不例外地对这些“远越重洋，不计道里”的西方“夷狄”加以“敕封”，并示怀柔之心，称其“距离遥远，所以贡无定期”，从而将西洋各国列入朝贡体系之中。据统计，从16世纪20年代直到18世纪末期，将近300年的时间里，西方使节来华入觐中国皇帝至少22次，其中俄国8次，葡萄牙5次，荷兰3次或4次，罗马教廷3次，英国2次。除了1793年和1816年的英国特使外，其余的俄国、葡萄牙、罗马教廷以及荷兰等国使臣都向清朝皇帝行了跪拜礼，特别是1795年荷兰使臣德胜，完全是按照朝贡制度所规定的礼仪行事。
［资料来源］
《略论清朝朝贡体系》 沈春英
《圆明园·清代的外交平台》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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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怀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