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我们能感受百年前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与《新青年》结缘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编辑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均30岁上下，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
李大钊呼吁:“我很希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鸵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很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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