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神之国”,“天皇是神的后裔”,这种十分荒谬、不科学的观念，曾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着日本人的意识。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人从亲身的痛苦经历中,直观地认识到天皇和近代天皇制的存在及其对外政策的残酷性和掠夺性。
今日的日本是昨日日本的廷伸。同样,今日日本的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欲了解和认识今日的日本,忽视其历史和传统,就难以实现。日本的历史和传统,离不开天皇和天皇制。毫不夸张地说,认识天皇和天皇制,是对日本深层认识的关键。
“天皇”一词其实出自中国史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史记·补三皇本纪》中写道:“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
日本封建社会统治者自称的“天皇”,则是把中国皇帝自诩的“天子”和“皇帝”各取两字组成的。
其作为一种封建统治制度，由君主自称“天皇”到制度形成，期间也是经历种种改革带来的腥风血雨。
中国古籍中的“天皇氏”
称谓的变迁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元首的称谓,并不是一开始就用“天皇”称号的。早期称王,四世纪以后称大王,七世纪初,才正式出现“天皇”称号。从王到大王再到天皇的称谓变迁,反映了统治地域的逐步扩大,国力的渐强,更反映统治思想的日趋成熟。
有关日本早期国家的王的称号,始见于我国《后汉书·倭传》中：“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 当时,日本列岛处于小国群立向地域统一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三十余国很可能是较强的地域国家。在三十余国中,受到东汉王朝特别重视的是位于今福网市的倭奴国。东汉光武帝曾给该国的王“赐以印绶”。
继倭奴国王之后,受汉王朝重视的王是邪马台国的三任国王。邪马台国是地处日本北九州的统一的地域国家。它的第一任王叫帅升。《后汉书》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这里所载的倭国,即是邪马台国。继男王帅升之后的第二代国王是卑弥呼女王,第三代国王是壹与女王。有关卑弥呼、壹与两女王的史事,载于《三国志・魏志候人传》。两女王统治期间,先后四次遣使曹魏,均受到热情接待。
与邪马台国同时,在日本列岛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国家,这些国家的首领也称王,如南部九州有狗奴国,其王称卑弥弓呼;在畿内地区也有强大的王权存在。
从以上史事可知,日本历史上,国家元首称“王”的时代,整个日本列岛尚未实现统一。
福冈县志贺岛考古发现的“汉倭奴国王印”
4世纪末5世纪初,在诸地域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日本列岛的主要地区实现了统一,出现了以畿内(即今奈良、京都)为核心的大和统一王权,称为大和国(但我国史籍上仍称“倭国”)。作为国家元首的称谓,此时也由“王”转为“大王”。 有关“大王”的资料,在中国的《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等书中均有记载。同时,日本考古发掘的金属器铭文中也屡有所见。
在南北朝期间,先后有五位大王遣使南朝,要求册封。这五位大王是瓒、珍、济、兴、武。他们分别接受了南朝的宋、齐、梁的册封。据文献记载,大王瓒曾两次遺使南朝宋,第一次是在421年,宋武帝特发诏书,大为嘉许。瓒第二次遣使是在425年,正是宋文帝继位的第二年,使者名叫司马曹达,显然他是一位东渡的汉人,或汉人后裔。大王珍的时侯,遣使一次,济时遣使二次。兴时遣使三次。武时遣使一次。从史籍记载可知,大和朝庭的五大王统治时代,对外交流是十分活跃的。
那么“天皇”的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学术界对此莫衷一是。但这个称呼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五王之后的推古朝时期。 600年(开皇二十年)的第一次遣隋使,据《隋书》记载: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还对隋朝官吏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表明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已从思想上把王与天、日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此时还是自称为“王”。
但是到了608年,推古女皇第三次派小野妹子来隋聘礼。这次的国书虽然并未改变对隋朝的对等意识,但是在称谓上却有明显变化。据《日本书纪》记载,此次国书全文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从中可以看出以前的“倭王”已称自己为“天皇”,称隋炀帝为“帝”。这是日本在对外交往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天皇”称号。
影视剧中的隋炀帝
为什么敢自称“天皇”——“天皇”思想与推古朝改革开始用“天皇”称号,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它是先进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日本固有的信仰相融合的结果。
在中国文化尚未大量传入的时候,古代日本人已存在着崇仰天神地祇的信仰。在统治集团中,也已有朴素的王权神授的思想。随着国土的统一,由神(天)到神子(天子)再到神孙(天孙)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进而出现了祭祀“天社之神”(天神）和“国社之神”(地柢)的祭祀制。
公元3世纪末以后,中国的思 想文化不断地传人日本。儒家学说中的天地君亲思想与日本固有的天神地衹崇拜不谋而合,同时道教中神仙世界的天国的模式,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
自五世纪初日本统一以后,王族虽然成为统一国家的元首,但是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时常受到大氏姓贵族的抑制和威胁。外来的先进思想和固有的信仰相结合而形成的“王权神授”思想,促使王族产生一股摆脱大氏姓贵族抑制的强烈欲望。 为摆脱大氏姓贵族的抑制,大和朝廷通过如下手段加强王权,其一是增加王族的实力;其二是进一步宣传“王权神授”用行政手段,把尊神、尊王作为臣民最起码的道德规范。而大和朝廷在进行加强王室实力的内政建设中,大多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理念。
据《日本书纪》载,仁德大王的治国理念是“君以百姓为本”。雄略大王为实现他一生“普天之下永保安乐”的理想。采取法治手段,即以法治乱,以法保天下安乐。他的治政思想,显然受到了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在其统治期间对于轻蔑朝廷、大王或杀害王族,或失职,或偷盗的人,均处以严刑酷罚。 继雄略大王之后的继体大王登位之后,首先强调了神祇君主、黎民的关系。在治政方面，他曾说过,他的理念是“所宝性贤,为善最乐”,“助朕施仁,翼吾补阙”。他说的“贤”、“善”、“乐”、“仁”,正是儒学中的重要思想。而他重农耕、蚕织的思想,也为大和朝廷多数大王所重视。 不难看出,大和国历届大王的治国理念及其言行,受我国秦汉以后的治政思想的影响颇深。他们的言论均可以在我国的典籍中找到出处。
经过这些大王的内政改革，到了七世纪初以后,王族的实力虽有了很大的加强,但大氏姓贵族势力的威胁仍未完全消除。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大和朝廷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就当时东亚世界的情况来说，中国结束分裂，统一的隋朝建立，国力强大；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在建设国家方面与日本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国内外形势的危机感促进了大和朝廷的强国意识。当时以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为首的统治集团,为达到内强王权、外增国威的政治目的,开始了“推古朝维新”。
1.制定冠位12阶。12阶冠位制定于推古天皇十二年。据《日本书纪》十二冠位的名目是德、仁、礼、信、义、智，并分以大小。这显然是受儒家德制思想的影响。但冠位是无职权的,人员也不固定，更不是官职,只是授与贵族的一种荣爵。它只按个人能力和政绩授与个人,不能世袭。因此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长期以来以氏姓高低决定社会地位的门阀势力，起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并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
2.制定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制定于604年。《十七条宪法》只是一种道德训诫,对违者也没有制裁的条款。它不同于现在的律法，最多不过是行为规范。《十七条宪法》的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而以儒家思想最多。儒家的“三纲”“五常”可说是其的核心思想。《十七条宪法》提出“承诏必违,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其君权神授的思想目的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和中国一样的由皇帝专治的王朝。它还要求贵族要和睦守礼,克制私欲，不闹矛盾。同时提出给百姓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比如在农桑时节，官府不要随便惊扰百姓，平时不要大兴土木,减轻人民负担等等。企图以此增加生产,消弭人民的反抗。
说是宪法，其实就是治国理念
3.提倡佛教，使佛教植根于日本列岛。推古王朝制定的“冠位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是针对上层社会的王族、贵族和各级官吏的。那么,对于百姓又该如何治理呢?传统的原始神道缺乏自己的经典和理论,难以承担维护王权、教育民众的重任,而已在东亚诸国十分兴盛的佛教,其所具有“现世利益”要素的教义,则具有既可维护王权,又可教育众生的作用。因此,佛教被作为朝廷的精神支柱之一,受到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的特别重视。
圣德太子通过振兴佛教，达到树立一个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以此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
圣德太子的父亲推古天皇曾下令要“兴隆三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也提出“笃敬三宝”。太子还带头建立斑鸠寺,亲自在官中讲解佛经,又撰写《三经义疏》。结果国内很快出现了弘场佛法,竞造佛寺的局面。
4.恢复中日邦交,积极学习吸取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圣德太子为了向中国学习,派出遣隋使,恢复中断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推古天皇十五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一年后小野归国时,隋朝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当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还派去了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后来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了对等的立场。这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
五、编纂史书。中国汉以后的修史之风，对东南亚国家影响很大，其中就包括日本。推古天皇二十八年太子开始撰写《天皇记》、《国记》等历史书,以提高皇室尊严,进一步树立君臣的隶属关系。可惜这些书在大化改新时大部分被苏我虾夷烧毁。
推古王朝正是通过这些措施,在政治、思想上大力宣扬了王权。从中国的儒、佛等经典中找到“王权神授”“王道思想”的理论依据,并与本国传统信仰相结合,形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天皇”的精神支柱。
自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改大王为天皇称谓之后,便开始了建立古代天皇制的历程。由于圣德太子他们着重于从精神、道德方面树立朝廷的权威,而忽略了从律法、物质方面限制和削弱大氏姓贵族的权益,所以并没有能挽救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首先是生产荒芜和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就是于从五世纪发展起来的天皇和贵族对人民的统治体制即屯仓、田庄和部民制。天皇、皇族和贵族在这种体制下彼此竞相扩充领地与部民（相当于奴隶）,而且将剥夺来的财富都倾注于对外征战和营造寺院等,从不图再生产,只顾加强掠夺就必然会引起这样的后果。社会动荡与人民不满的激化也必然使统治势力内部矛盾尖锐化。
公元642年苏我虾夷大臣的儿子苏我入鹿“自执国政”。同年,苏我虾夷大臣在大和葛城的高宫建立祖庙,并举行“八佾之舞”。按中国的古例,天子八佾,诸侯六佾。显然苏我氏把自己摆在了天子的位置。第二年,苏我虾夷大臣,不经天皇批准,私自授紫冠给他的儿子苏我入鹿。
后来又派兵围困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的住宅,最终逼其自杀身亡。一年后,苏我入鹿又在甘梼岗大建宫室。宫室周围建有城栅,宫门旁有兵器库,经常有人持械守卫。苏我氏的行动,严重地威胁着天皇和王族的地位。
正当苏我氏把持朝政的时候,在王族和上层贵族中,悄悄地形成了一股反抗苏我氏,力图以唐王朝为模式实行改革的政治势力。
这股政治势力的核心人物就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他们愤怒于苏我氏“失君臣长幼之序,挟窥窬社稷之权",故而结为挚友,常常“俱述所怀,既无所匿”。他们共同请教从唐留学归来的南渊先生,吸取唐王朝的经验,策划变动,改革政治。
在经过精心策划之后,他们于公元645年利用三韩进调之日,在板盖官的大极殿发动宫廷政变,以“尽灭天宗,将倾日位”的罪名,在殿堂上杀死了苏我入鹿。之后又铲除了苏我虾夷、入鹿父子的党羽,朝廷大权重又回到天皇手中。宫廷政变之后,朝廷实行了维新变革。
1，建立了以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为核心的新政府,任命了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并以留学唐朝归国的僧旻、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即国家智囊)。改年号为“大化”。
2，对朝廷的重要经济、军事基地东国地区加强控制,向东部诸国派遣新国司,为防止各地方国司的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朝廷规定了国司、郡领的权限和任务。宣布奉法者褒奖,违法者贬降爵位,受贿赂者,以二倍惩罚。
3，同年遣使全国各地,进行户籍调查,并指示自此之后不得买卖土地,亦不得逞强欺弱,兼并百姓土地。为大规模的新土地制度的实施作准备。
4，朝廷宣布大化改新诏书。其主要内容,是废除贵族私有土地制和部民制,大夫以上的官僚贵族,国家赐以食封。二是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三是实施公田公民制和班田收授法。四是统一租税,实行租庸调制。
5，同年又宣布簿葬令,凡王以下及庶民,不得营殡;不得筑高墓和埋藏金银铜铁、珠玉,禁止人殉和畜殉等旧俗。
6，在十二阶冠位制的基础上,推行新的十三阶冠位制。分别用深紫浅紫等七种不同颜色的织、绣锦、绢等制成的冠,标志冠位的高低。后又将冠位改为十九阶。至天智天皇又进一步将冠位增至二十六阶。
7，实施新的官制。宣布“改去旧职,新设百官及著位阶以官位叙”。命由唐留学归国的新政府智囊高向玄理、僧旻,参照唐朝官制设置八省百官。 由上可知,大化改新后，政府吸取了推古王朝改革失败的教训,从政变一开始,就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同时打击、削弱大氏姓贵族势力,每采取一项措施,均着眼于加强皇室的实力,树立天皇的权威。但是革新并没有让皇族与贵族们失去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只是重新做了调整。对贵族来说，以前养尊处优的地位丧失了,原来可由他们任意驱使的奴隶式的部民被抽调走了。因此,在他们中间就出现了反革新派,有的原则上虽赞成革新,但在进行方式上又有矛盾,这也是必然的。
在朝鲜,这时新罗日益强大起来,并向统一中国不久的唐朝朝贡,接受了唐朝庞大的授助,加强了对百济的压迫。百济虽向天皇政权求授,但天皇朝廷却束手无策。在这期间,公元660年,唐与新罗的大军一举灭亡了百济。在授救百济问题上无所事事的朝廷,不但丧失了在朝鲜的仅有的一点威信,而且还受到了国内反对派的蔑视。
天皇朝廷为恢复失去的威信、一举解决内外的困难,决定举全国之力征讨新罗。于是中大兄皇子开始了远征。公元663年,日本军在白村江海战,被新罗与唐朝联军所歼。日本军受到了致命打击，于是就带了很多百济遗民急速败归本国。
白村江战败后,中大兄皇子的朝延断了侵入朝鲜的念头,专心致志于巩固国内统治体制。
公元667年迁都于近江的大津,随后,中大兄皇子就正式成为天皇，即天智天皇。近江朝廷优待自百济流亡的旧官吏与旧贵族,并充分利用了他们的知识和文化以兴建新的国家体制。近江朝庭虽然在努力建设国家,可是在社会底层发出的却是苦于对外征战与迁都负担的群众的怨声。皇室及贵族中的反对派利用了这种形势，势力增大,从而加重了政局的不稳。
公元671年末,天智天皇死后,大友皇子继位(弘文天皇)。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对此不满。六个月后发动叛乱。最后以弘文天皇斗争失败,自缢身死而结束。这次战乱发生在壬申年,故称壬申之乱。大海人皇子即位是为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掌握朝政之后,着力于推进大化改新中未竟的事业,主要采取了彻底削弱大氏姓贵族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实权的诸项措施。他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领导体制,即在天皇之下设太政官、大弁官,直接听命于天皇。太政官下属中央六官；大弁官直接联络全国各地方官。
他宣布废除天智天皇规定的氏上(大氏姓贵族)的“民部”、“家部”。先前恩赐给亲王以及诸大臣的“山泽岛浦、林野陡池”,全部收回国有。为防止地方势力的发展,实行了诸王诸臣转移封地的政策,让拥有西部封地的贵族转移到东部,东部贵族则转移到西部。他还公布贵族的食封只能享受30年，时间一到就全部收回。但实际没等到三十年，而是三年后就宣布彻底取消了食封制。至此大氏姓贵族拥有的世袭经济特权被彻底地废除了。
为打破大氏姓贵族拥有的氏姓制特权,天武天皇还宣布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藉此建立以皇室为中心的尊贵序列。
随后又宣布了“更改爵位之号,增加阶位”,阶位由天智朝的26阶增至40阶。这种氏姓、阶位的变化,有利于那些有功而地位较低者,以及有能力、有オ干而无阶位者步入各级封建统治机构。天武天皇曾一再申明,用人必须“选简其才能”,选择人才的标准是“选进德行,德行同,取オ者。オ用同,取劳效多者”。
天武天皇的诸项措施,为日本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公元七百年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天皇的崇高地位,并认定了大化改新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由此标志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正式确立。
日本古代天皇形象
从推古朝维新失败，到古代天皇制的最终成立，大概经历了七十几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维新改革都是在阵痛与流血中完成。几十年间，日本天皇制的建设也是历尽了曲折艰辛。创立天皇制的过程,反映了年轻的皇族和开明的上层青年贵族们的一种开拓精神。他们从渴求新文化,继而把新文化与日本自身固有信仰和社会实践的需要相融合,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初期天皇制理念。
日本的天皇制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线，在维新以前是古代天皇制，其后则是近代天皇制，现在的天皇在日本民众心中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可视为是象征天皇制。
天皇制从初始到如今走过了大概有一千四百多年了。在这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的天皇并不像中国古代皇帝一样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其自身的发展也经过从兴盛到衰落再到兴盛的历程。而它对曾经的日本的发展有过正面的作用,也产生过负面的影响。
一种权威和制度,在一个国家内能够长期地延续和发展,自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也不例外。战败后的日本什么都要重头来过，唯独天皇及其制度却被保留下来。且至今还在国民中有相当的拥趸。从中也可看出日本的民族性及其精神之所在。
参考资料：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冯玮《日本通史》，《日本书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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