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全球发达国家一直因自己在过去的70年中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而沾沾自喜。这种检视经济增长的标尺被称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每个人都是经济的参与者，而“经济”正是GDP衡量的对象。经济无形无味，却可谓现代社会环境的背景噪声。在新闻头条、商业频道或者经济辩论上，我们都能看见它活跃的身影。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基础词汇，鲜有人知晓它的精确定义，也很少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衡量其发展水平。我们只知道，经济必须像鲨鱼那样一往无前。
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如今，GDP所发挥的作用虽与其发明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但GDP已然成为反映一个国家运转情况的晴雨表。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就繁荣安定。如果经济出现衰退，国家发展就遇到了问题。但我们密切关注的这个仿佛具有真正意义的指标，更像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数据。GDP反映出的所谓的经济图景实则受到了严重扭曲，与现实的经济状况相比，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GDP这一指标似乎已失灵。
尽管“GDP”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出身剑桥的经济学家主导发明了GDP这一经济核算体系，自此该体系从美国开始辐射欧洲，进而影响了全世界，成了几乎所有国家衡量国民经济、制定发展策略的黄金法则，GDP也几乎成了国家富强的代名词。它最初被用于衡量“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究竟有多糟糕。二战爆发前夕，它又“重出江湖”，被用于衡量战争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打击。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既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也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事实。1930年以前，世界上不存在“经济”，它与棉花糖、汽车保险或复式记账法一样，都是人们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GDP虽然能反映个人、企业、政府部门的总体消费支出情况，却无法反映工作满意度、个人福利等等无法直接用钱衡量的一切。甚至，GDP还会掩盖贫穷与社会动荡现象，无法衡量失业情况，无法反映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公，以及经济发展对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为此，伴随着GDP的推行，人类发展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等一系列其他指数也相继问世，意图取代GDP，但终究无功而返。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宣告：经济指标失灵了。GDP增长让我们有机会为国家经济的腾飞欢呼雀跃，谁知接踵而至的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以及几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表示：“美国经济正稳步增长，政府不应干涉市场，而应让市场自行创造更多财富。”全世界的人们曾一度对这一言论推崇备至。事实上，从标准衡量指标来看，我们几乎看不出美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迹象。相反，美国经济建立在快要膨胀到极限的购房债务之上，还有越来越高明（实则越来越蠢）的银行家在操纵金融市场，以求自己在分红时赚得盆满钵满。当时，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发达经济体已达到一种新的理想状态，即所谓的“大稳健”时期：技术专家已将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的循环周期变为历史，不被干涉的市场总能在动态平衡中回归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我们没能看到经济增长背后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各国发展的不均衡现象。美国对中东石油输出国和中国的贸易均出现巨大逆差，而两国均在乐此不疲地将逆差流出的美元以投资美国国债等方式回流美国。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实则成了美国的债主， 中国借钱给美国供其购买自己生产的各类商品。就这样，美国经济看似坐上了螺旋上升的旋转木马，直至它停了下来。几年后，许多西方国家仍在苦苦挣扎，它们千方百计地想将经济拉回2008 年以前的水平。因为此前多年的所谓“ 经济增长”，不过是一种错觉。若想以GDP 的视角看到经济增长，国家就得保证生产无止境。与此对应的，必然是消费无止境。然而，除非人们永远渴望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体验，否则经济增长终有停止的一天。也就是说，为了使国家经济长盛不衰，我们必须永不知足。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的欲望是无休无止的”。但只要我们扪心自问，就会知道“无穷的欲望最终只能让人接近疯狂”的道理。
若干年前，以幽默讽刺风格著称的杂志《洋葱新闻》（Onion） 刊登过一篇文章，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陈贤”的中国工人，他负责在工厂生产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塑料粪便”，供千里之外百无聊赖的美国人赏玩。作为一篇典型的“洋葱风格”的文章，它带着浓烈的讽刺意味，也直指现实问题的核心所在。陈贤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被要求生产一堆无用之物——沙拉枪、塑料袋取用机、微波煎蛋器、夜光页面放大镜、圣诞主题文件框、动物形态的隐形眼镜盒，甚至还有墙壁挂钩。他不无嘲讽地说：“我还听说只要美国人不想要某个东西，就会直接扔掉。真是太浪费了！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厨房用具需求？为厨房配备煎锅、电饭煲、电水壶及其他基础用具我能理解，为厨房添置能够品尝好茶叶的带盖茶壶也说得过去，甚至再为茶壶配一根温度计也行，可是其他东西有什么用啊？美国人的房子哪来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放下这些东西啊？比如这个玉米面卷手持器，一辈子也用不了几次吧？”曾有一个美国人回应过类似的问题：“哦，我是真的需要这个银器分类收纳抽屉，否则我的心情会很差的。”只听陈贤回复：“闭嘴，你这个愚蠢的美国人！”陈贤的这一番话使我们汗颜，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有购买各种新奇玩意儿的习惯，人们甚至在买过之后将它们束之高阁。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来自朋友、邻居的羡慕眼光驱使人们越买越多，越买越高级。当你读到这里时，也许我的iPhone 5（苹果手机）已经成了一个笑话。而诸如洗衣机、面包机之类的商品，其最初的设计并不太关注牢固耐用的产品特性，因而这些产品很容易出现故障。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陷入永无止境的消费怪圈。乍听之下，陈贤负责生产的商品的用途的确显得有些荒谬，但它们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只需翻看SkyMall（空中商城）的商品目录，飞机上的每位旅客就能在座位上订购各类“必备”商品，比如身着17世纪贵族服装的宠物画像（标价49美元）、用松鼠头制成的标本挂饰（标价24.95美元）、与人等高的丛林攀缘猴玩偶（标价129美元），甚至还有可以安在狗嘴上的橡胶厚唇（标价29.95美元）。这样看来，当一些经济学家叫嚣“当今世界的问题在于需求的长期萎靡”时，我们到底还需要购买哪些东西。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美好，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从未如此强劲。自1942 年联邦政府首次公开国民账户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呈增长态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如此。虽然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段短时间的衰退，但这些国家的经济现已重新恢复增长。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国家经济体量从未达到如此可观的水平。如果不断累积的经济增长能够代表国家处于国富民强的状态，那么我们对现状的满意程度肯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其获得的绝对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的相对财富的多少。一篇名为《猴子拒绝不平等收入》的论文中有这样一个实验：两只僧帽猴完成某项任务后，可从实验人员那里获得奖赏；一开始，两只猴子均对黄瓜奖赏表示满意，但当实验人员将其中一只猴子的奖赏由黄瓜改为更美味的葡萄时，另一只猴子愤怒地朝实验人员挥舞着手中的黄瓜；面对比黄瓜更好吃的葡萄，这些猴子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的需求增加，且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状况触发了其中一只猴子的不满情绪。人类社会也一样。试想，如果某个加州大学的教职人员被告知其同等职位同事的工资水平更高时，那么他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并可能因此萌生跳槽的想法。相较之下，发现自己工资偏高的教职人员将不会产生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在数字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中，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以往被我们称为“生产界限”的东西发生偏移，进而使我们更难界定哪些活动应该被计入GDP，而哪些活动应该被排除于GDP 之外。从产业结构上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已逐渐超过制造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一趋势变得越发明显，不仅为宏观经济罩上一层朦胧的色彩，更使GDP 的计算难度变得更高。GDP 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它是因衡量有形的制造业产品的价值而诞生，而这类产品在当代经济中的比重正逐年递减。
首先，从统计学的视角来看，颠覆性的技术公司总能减少GDP。技术公司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交易成本，并让更便捷的方式替代传统方式。前者被计入GDP，而后者则没有。因此，经济规模被迫缩小，但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很多时候，技术公司就是在摧毁不需要的东西，这必然使经济中的一些水分被挤掉，使人们享受到更好的福利。技术进步给经济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某些产品及服务的价格趋近于零。比如，只要有网络，人们就能实现无限时的免费通信，还有像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所谓的“共享经济”。 随着产品与服务越来越容易被人们获得，其价格也随之下降，进而导致经济下滑，至少从GDP上看是这样的。可见，我们给予经济的定义，并不能反映现实。当你以同样的价格，买到了更好的东西时，这对计算GDP 就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通常看见的GDP 数字都经过了价格调整。随着电脑技术及其他技术的发展，许多产品及服务的价格因此下降，这让习惯了慢节奏的统计学家们手忙脚乱。也就是说，我们高估了通货膨胀的水平，并因此低估了经济的真实规模。
由于电脑、电话技术的飞速进步，美国在1996 年之前一直将国内通货膨胀水平高估了1.3 个百分点。4换言之， 美国的经济增速一直被低估了1.3 个百分点。无独有偶，日本及某些欧洲国家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鉴于技术迭代速度实在太快，我们大可假设各国政府在宏观经济统计上跟不上技术迭代的步伐，由此证明通货膨胀水平一直被高估，即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的更有钱。“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样的情况。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与购买对象实际价值间的差异。这一概念因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推广而闻名于世。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及某些产品的价格趋近于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剩余正变得日益突出。证明该理论的一种方法是，统计有多少人愿意在第一时间购买最新款iPhone。对iPhone的消费者而言，最新款手机开卖日所在周末的售价与其最终稳定下来的售价间的差异，就是消费者剩余。你还可以把某人的iPhone抢过来，看对方愿意为赎回iPhone付出多少钱，这笔钱也可被视为一种消费者剩余。在现代人眼中，iPhone不仅是通信工具，还是联系亲朋好友、商业伙伴的平台，更是获取最新信息的渠道。对此，正如高盛前合伙人加文•戴维斯所说：“在我看来，iPhone的真实价值高达好几千美元。但我们只需大致对比一下iPhone的市场价格，就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低估了iPhone的真实价值。”
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技术革新使国民经济账户低估了经济增长。但关于具体低估了多少经济价值，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却也并非天壤之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2012年发文称，信息技术领域产生的经济价值约占美国政府官方统计GDP的4%，与25年前大致相同。说得委婉一些，这项结论的可信度令人质疑。因为许多人都曾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官方GDP的遗漏项。其中不乏估算与人们上网时间相对应的工资的做法。有人根据当时的美国人均工资估算得出，人们每使用一小时谷歌，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为22美元。布莱恩约弗森及其同事吴珠熙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他们首先发现， 2002—2011 年，随着脸书、谷歌、优兔和维基百科等网站的流行，美国人每周的上网休闲时间从3 小时升至5.8 小时。由于消费者原本可将这多出来的2.8 小时用在其他事务上，因此这反映了日益增加的消费者剩余。据他们估算，2011 年，平均每个美国网络用户的消费者剩余高达2 600 美元，全美网络用户的消费者剩余达5640 亿美元。如果这5640 亿美元被计入GDP，GDP 每年就会增长0.4 个百分点。其他类似研究得出的估算结果，甚至是该结果的两倍。有人也许会说，浏览脸书不应被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尤其当人们在上班时间偷偷浏览脸书时更是如此。如果在优兔上看视频也能被算作一种经济活动的话，那么在家里看电视、陪孩子玩耍或在公园里散步又凭什么不能被算作经济活动呢？同理，凭什么在网上看关于猫的视频就一定比在街上观赏一只猫的价值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带来的好处既可能被低估，也可能被夸大。
可以说，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人与人之间的竞赛，每个人都想比身边的人领先一步。你可以想象自己走进一家当地餐馆，发现这里的每个服务员或厨师都不甘心一直领着手头那点儿工资。你的相对财富有多少，取决于别人相对于你有多穷。正是这种渴望超越且保持领先的心理，驱使我们每个人像仓鼠一样，在经济的轮子里越跑越快。虽然我们不断地将经济水平推向了高潮，但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如果一个服务员每年的收入是10万美元，那么你就要求自己的收入必须是20万美元，否则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为别人端盘子的人。如果这个服务员每年的收入是20 万美元，那么你就要求自己的收入必须是40 万美元，由此循环往复。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增长”的概念。曾经，农业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当且仅当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才变得无所不能。人类社会先是经历了一段缓慢的发展时期，之后每年就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率先跃升为世界强国。随着这股工业化革命浪潮的推进，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逐渐摆脱贫穷，将当时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如果“增长”对人类社会而言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那么“经济”这一概念的诞生更是之后的事。在“GDP”被发明出来以前， 人们即使有这个意愿，也很难定义“什么是经济”。此前，“经济”的概念几乎等同于节约开支。1808 年，著名作家简•奥斯汀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应该咀嚼冰块，饮法国酒，摆脱穷酸的经济。”如今，我们每个人对于“经济”和“经济增长”的概念都耳熟能详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和“经济增长”已经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但这些名词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个经济发展状况的衡量体系，但假如连寻常百姓也觉得这个体系衡量出来的结果与现实情形大相径庭的话，那么该体系的可靠性将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况且，倘若我们连衡量对象都搞错了，或仅仅衡量某个还不足以反映现实的对象，那么我们依据这样的衡量结果而制定的指导方针与政策也将是错误的或漏洞百出的。政府总是会最大化地利用衡量出来的结果来制定相应政策。正因如此，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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