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灭亡后，北方大地分裂为西魏东魏，继而转化为之后的宇文氏之北周和高氏之北齐王朝。东魏的缔造者——高欢，出身贫寒，青年时高欢的前途可谓是一片黑暗。
他的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获得富家女子娄昭君的青睐。婚后，高欢的经济情况得到极大改善，顺利进入仕宦阶层，当了地主，并由此结交了一批朋友：怀朔省事司马子如、刘贵、贾显智；怀朔户曹史孙腾；怀朔外兵史侯景。
可见，婚姻改变人生、跨越阶级，在高欢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天时”庇佑——恰逢此时北魏王朝被北镇起义削弱，高欢由此又脱离土生土长的怀朔边镇，与他结交的这一批地方豪杰投身“打天下”的洪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枭雄一生。
高欢在六镇起义中的动向颇不寻常。在北魏六镇起义的前中期，他一直留在起义队伍中，而他的朋友司马子如、赵贵、贾显智、孙腾、侯景都在起义刚爆发就投靠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大军阀尔朱荣；高欢的小舅子娄昭、连襟窦泰、妹夫库狄干也都投向了尔朱荣。
和亲戚朋友的动向完全相反，让人觉得高欢十分另类。那么他出于什么目的不投靠尔朱荣，而是选择在北镇起义军队中发展呢？
史称高欢担任怀朔镇使在洛阳目睹了虎贲、羽林军焚烧地方领军张彝家之后，就变卖产业，结交豪杰，“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史书中“澄清天下”可能有点夸大，不过高欢的确感觉到了社会动荡前的风潮云涌，提早做了一些准备，他将赌注押在了造反者一方，所以高欢对于起义的到来是持完全欢迎的态度。
投靠尔朱荣的确可以做到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是高欢志不在此。这从高欢在起义军中的表现可以看出来。高欢后来参加了杜洛周的军队后企图刺杀杜洛周取而代之，投靠葛荣后也是这样。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高欢的政治野心：想要掌控局面，独立发展的愿望。
毕竟还是实力和经验都欠缺，高欢在杜洛周和葛荣那里接连遭遇挫折，不仅权力没有得到，反而常常处于被追杀的狼狈处境。于是高欢不得不投靠势力最强的尔朱荣，获得暂时的休整。
高欢这种到处搞叛变的人的处境可以想象，半路投来的高欢在尔朱荣那里并没有受到高规格的待遇，甚至在朋友刘贵的极力推荐下，尔朱荣对高欢也比较冷淡。高欢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又一次在刘贵的操作下面见尔朱荣，向尔朱荣大胆进言：
“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之雄武，乘时奋发，讨郑偐、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
高欢的方略并不见得高明，尔朱荣及其幕僚也并不是没有想到，但是大家都还是慑于北魏朝廷的中央权威，不敢公开提出造反言论。高欢的一番话，正中尔朱荣的下怀，尔朱荣也看到了高欢的价值。于是，高欢受到了尔朱荣的重视“自是每参军谋”。
不过高欢的经济处境并未得到改善，高欢不得不又一次做出出格的事情。当尔朱荣向洛阳灵太后朝廷公开决裂之际，高欢被委任为攻打洛阳的“前锋”。
河阴之变后（尔朱荣占据洛阳后屠杀北魏朝官2000余人），高欢又建议尔朱荣取代北魏拓跋氏当皇帝。虽然此事不果，但是高欢的谄媚显然收到了良好的回报，529年，高欢被任命为晋州刺史，终于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北魏六镇起义的过程中，高欢从不屈服于尔朱荣到发展为尔朱荣身边的幸臣，可以看出，高欢在他所在的那个怀朔军镇社会中实力、地位和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结合上面高欢在投身“革命”的前半程，我们会发现他循环往复的特点：识时务且不计自身之前嫌，言外之意就是能屈能伸且脸皮极厚。
在东魏武定四年末，高欢临终前看到儿子高澄忧心忡仲，就问儿子是否担心侯景造反。高欢说：
“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拨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
“养”与“被养”，放在东魏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高欢显然是被动的，他不能不养。汉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欢，干涉一下东魏的勋贵们“掠夺万民”的行为，高欢的回答是：
“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
这则例证，反映了高欢对于时局的清醒认识，即他的统治基础——与勋贵之间“养”的具体涵义：高欢纵容勋贵，换取勋贵在武力上的支持。其和勋贵之间的关系，在上下级之外，某种程度上带有对等的性质。
视线回到高欢投靠尔朱家族平定葛荣之后，北镇余众被安置于并、肆二州，过着被契胡“陵暴”的苦日子。高欢从尔朱家族那里骗取了对北镇余众的统帅权之后，镇民“素恶兆而乐神武，于是莫不皆至”。
尔朱家族不能完全控制北镇余众，而高欢统御镇民的权力来自尔朱家族，就更加不能确定对北镇余众的统御，高欢对镇民只能是尽力讨好。在去往山东的路上，高欢从尔朱兆的亲信手里解放镇民的家属，“于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
一方面高欢探测到了笼络手段好的效果，另外洞悉到了北镇余众的独立性。
当高欢准备和尔朱兆决裂时，他仍不能确定是否得到北镇余众的支持，因此用计谋，“乃诈为书，言尔朱兆将以北镇人配契胡为部曲。”
在骗取了北镇余众的拥戴后，高欢说：
“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
这是高欢取得统率权的关键一步，换言之，高欢的统率权并不是自然产生而是来源于欺骗与胁迫，所以并不牢靠。高欢深知和北镇势力的相互利用关系，所以高欢认识到此并不在乎什么面子，对其乐而养之。
高欢每每改姓投靠，骗取统率权的决定是始终基础于掌控局面、独立发展的愿望之上，基于此审时度势，充分认清当前形势后不顾面子做出最佳决策，他的一生始终体现着这一“枭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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