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期作为中日交流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文学方面，《白氏文集》一经传入便受到平安贵族的争相传诵，甚至在文学领域形成了历经400余年经久不衰的“白居易现象”。这不仅得益于唐朝盛世的吸引，亦得益于前代中日友好往来的铺垫。由此可见，梳理平安时期及之前的交流历程并探究白居易诗集广受追捧的原因是分析白诗对平安文学影响的重要依据。
汉文化的域外传播最早是通过人种的迁徙和移居实现的，尤其是在汉字文化圈中，许多国家的远古传说都能显示出彼此之间悠久的交往渊源。如朝鲜有“箕子开国说”，日本有“泰伯后裔说”，越南有“神农子孙说”等。虽然这些仅仅只是传说，但足以看出这些国家自发迹起便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联系。尤其是日本的古代文化，历朝历代从官方派遣使者进行外交往来，到僧侣、留学生以及商贾主动赴唐学习，都可见其与中国文化往来的身影。本节就平安时期及之前中日往来的概况进行梳理，以期对白居易在日传播的背景和情况有大致了解。
中日文化交流是从何时开始的，学界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自上古时代便已开始接受中原地区的文化，并且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再到本土化的过程。平安时代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则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过程。本节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1）被动接受时期中日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开始通过路桥交流。但由于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两国之间的交往只能通过迁徙实现。这些渡来人向东迁徙到日本，或是躲避战乱，或是移民。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往来大多都是非官方的交往。他们在迁徙中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并将先进的耕作工具、耕作技术以及铁器等带去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具有重要作用。自此，日本社会的生产方式开始从以狩猎采集为主逐步转变为以耕种纺织为主，进入到了农耕文明时代，并且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具有政权形式的部落，为了促进部落的发展，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向中国派遣使者进行学习。
由于弥生时代的日本经历了长期的“倭国大乱”，政局不够稳定，因此当时的官方往来次数还十分有限。直到3世纪前后，日本建立了较为稳定的部落联盟国家—邪马台国，其女王卑弥呼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先后五次派遣使臣赴中国交流学习，甚至还亲自前往进行交流学习。他们将当时先进的制度、技术以及文化在归国时带回了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
到了大和时代，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中日的官方交流被迫中断。朝鲜文章博士的讲学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文学作品海外推广的中坚力量。如百济博士王仁与阿直岐受邀到日本向大和朝廷上贡献书并为皇太子讲学，这其中就包括《论语》和《千字文》，这一记载也被认为是汉籍传入日本之伊始。在此之后，随着讲学使者越来越多，大量汉籍开始涌入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此外，通过日本出土的相关文物和上古书籍上的汉字记载可知，此时的日本还未出现自己的文字，文书撰写以及官方交流都是用汉字进行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总体上是以大陆文明如洪水般从高势区冲向低势区的灌输式传入，即通过渡来人以及朝鲜博士，将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向日本。虽然从弥生后期开始出现了官方往来，但由于中日两国政局的不稳定性，这一时期的交流并不频繁，并且交往模式都是以朝贡的方式进行的。
（3）全面学习时期到了大和时代后期，日本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大和政权，为巩固统治提升国力，开始进入到了全面学习中国的时期。除《论语》和《千字文》外，越来越多的汉文典籍开始传入日本为统治阶级所学习，尤其是《尚书》、《诗经》及《礼记》等儒家典籍。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促进了语言的传播与学习，更是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治国方略为日本统治阶级所了解和学习，使得儒学思想在日本传播开来，并应用在国家治理当中。
到了飞鸟时代，中日两国都处于较为稳定的大一统局面，为两国的交流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当时的推古王朝开始积极向中国学习。尤其是在圣德太子执政期间，十分崇尚中国的文化与制度，并以此在日本实行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改制。先是在公元603年仿照中国的官阶及选官标准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打破了之前的世袭官制，开辟了较为公平的选官用人制度。
之后于604年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核心，制定并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在这部宪法中，不仅有13条21款条文的内容引用了中国的《礼记》、《尚书》、《诗经》以及《文选》等作品，其表现手法及遣词造句更是深受六朝文学的影响。同时，在思想上还包含了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可谓是集汉籍之大成者。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汉文典籍的吸收和表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部法令既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令，也是第一部汉文文章，标志着汉文学在日本流行的开端。此后，圣德太子更是在607年至614年间先后四次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隋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这一系列全面向中国学习的举措，不仅为刚建立不久的国家政权在制度法律以及思想和经济上打下基础，更为日本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小野妹子赴隋时的“国书事件”，表现出这一时期的日本不再想以称臣和接受册封的方式与中国进行往来，而是想要力争取得与隋朝平等的外交地位。
到了推古朝后期，为了建立完备的国家制度，实现以天皇为统治中心的中央集权专治统治，日本更加积极地向当时繁盛的唐王朝学习。舒明天皇在公元630年，就开始向唐王朝派去遣唐使进行学习。直到宽平六年，菅原道真提议废除遣唐使为止，日本在200余年当中先后18次派出遣唐使。这些赴唐使者和僧侣不仅深入学习了中国的典章、制度、法律、文学、书法、绘画、医学、建筑等优秀的成果，更是将大量儒家经典和佛教典籍带回日本供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学习和运用，在之后的“大化改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把从中国学习到的各种制度与文化几乎应用到了改革中，如：效仿中国开始采用年号以及国号进行纪年，废除世袭贵族制采用中央集权封建官僚体制，效仿唐朝“均田制”建立“班田收授法”，采用唐朝的“租庸调制”等。这次改制帮助日本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进入奈良时代后，中日交流开始走向鼎盛时期，出现了以唐为师的“天平文化”。虽然这一时期不足百年，但遣唐使的数量却最多。
其中733年的遣唐使规模最大，达到了近600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此外，当时日本平城京都城的建造就是以唐朝都城长安为样板，一些佛教寺院也是按照中国的寺院进行建造的，还效仿唐朝的教育制度开始兴办学校对贵族和官吏的子女进行教育。在中央设置大学寮，地方设置国学，到嵯峨天皇时期甚至还开始鼓励兴办私学，并且将《周易》、《尚书》、《礼记》和《春秋》、《孙子》、《缀术》和《九司》以及《史记》和《汉书》等经典汉籍作为必修书目进行学习。
除了对中国的制度、律令、佛教、建筑等方面进行全面学习外，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史书编撰方面，使用汉字并引用汉籍中的语言完成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其中《古事记》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历史书，其文风深受六朝文学的影响，其语言借鉴了《论语》和《诗经》等儒家经典，其内容涵盖上古神话传说、历代天皇历史年谱以及历史英雄人物，与中国上古神话有着紧密关联。《日本书纪》则采用编年体记撰的方式记录了上至神代下至持统天皇年间的历史，同时积极参考了众多的中国典籍。神田秀夫教授就《日本书纪》对中国古籍的引用与借用进行了统计，发现共涉及到11部汉文典籍，出现3191处。
在文学创作方面，此时的唐朝正处于文学高度繁荣的时代，故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文选》以及《玉台新咏》等被带回日本，受到了贵族和知识阶层的争相学习。在韵文文学方面，日本最早的一部汉诗文集《怀风藻》于751年编成，是日本汉诗的发轫之作。其中收录了64位汉诗作家的120首作品，以文武天皇、大津皇子和大友皇子以及大津皇子等为代表的贵族诗人居多。其诗风深受中国六朝及初唐诗歌的影响，多为五言诗，有多达40处句式模仿了中国诗歌，有241处引用了中国典故。其内容以侍宴诗、应制诗，吟咏风月的诗歌居多，可以看出这部汉诗集既是日本汉诗之精髓，也是中日文学交流的结晶。
随后又诞生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这部文集用汉字进行创作，是上古和歌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日本的“诗经”。它在创作上受到了《文选》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吸收了中国古典长诗的优点，体现出和歌与汉诗的紧密联系。在内容上，《万叶集》中有许多的边防歌，反映出从军的艰辛妻子对戍边丈夫的怀念等，与唐代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十分相似。
综上所述，这两部韵文世界的代表作，不论是在形式、语言还是内容上都能看出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这些新颖的文学形式和内容为日本中古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日本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相对稳定的政局为官方往来提供了保障。并且随着学习的深入以及政治的需求，统治者也不再只满足于通过“第三方”学习中国的先进制度与文化，开始主动派遣使者赴唐学习。在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再到全面效仿”这三个阶段之后，日本进入了“天平文化”时期。这一中日交流的盛况为之后平安时代的“国风文化”与“和魂汉才”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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