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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填写家庭成分怎么填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厂里工友老胡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
老胡是1966届高中毕业班文科学霸,本来10多年前就有机会考进大学的。他初中同班的一位王姓女学霸,由于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两年制高中试验班,1965年就考进了大学,老胡留在母校读三年制高中,毕业正好碰上文革高校停止招生,这一耽误就差了12年。
“一辈子没几个12年”,我问他对此是否感到遗憾?
老胡说,不遗憾。我父亲1957年祸从口出打了“右派”。只要高校录取看“家庭成分”,我就不可能被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这12年,可以算是在等候高考录取看“家庭成分”这一政策的改变吧。
一年半之后,我步老胡后尘通过高考告别了厂子,在小学、中学和工厂,我或多或少吃过“家庭成份”的亏,因为我父亲虽然是“革命干部”,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些关口必须“查三代”,这时,我的“家庭成份”就变成了黑色。幸好气候变化了,我的高考录取进程十分顺利,没有受到“家庭成分”任何影响。
听说,不仅及时恢复高考是邓小平的决策,在录取工作中,少看甚至不看“家庭成份”,重在本人表现,也是他的主张。
文革前参加高考的大哥大姐们,就没有文革后考生这样的幸运了,他们中很多人没能躲过了“家庭成份”对自己命运的负面影响。
1968年春的一天,号称全国第一中的北京四中来了几个北师大学生,调查“旧高考制度是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的。
该校曾经主管高考的教导主任屈大同老师告诉他们:四中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本校高考升学率一直在95%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上,往往是“家庭成分”不好的被筛选下来。比如钱元凯同学尽管学习成就相当出色,就因为父亲右派问题极其严重,哪个大学都没有录取。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家庭成份”绝对不会影响升学。反复鼓励之下,钱元凯才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一辈子没读过大学的钱元凯,后来在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在摄影界有“问不倒的钱元凯”之誉。
时过迁境,钱元凯的父亲钱伟长先生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担任了第六至第九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屈大同觉得很对不起人家,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钱元凯会来参加,均退避三舍。
屈大同在“家庭成分”问题上对不起钱元凯,师生不再见面,彼此毕竟没有撕破脸。我还听说过师生因此反目成仇的个案。
我中学的母校1965届高中毕业的李晃生,是文科学霸,以成绩论,有望考取北大复旦,填写高考政审表“家庭成分”这一栏,把他给难住了,他父亲在旧社会做过银行职员,后来辗转中学、大学任教。与家长商量后,他把家庭成份填写为“职员”,把关的班主任审阅后不同意,要他在“职员”之前加一个定语“伪”字。他知道这个“伪”字重千钧,不肯下笔。班主任训斥他,加不加填“伪”字是立场问题,是否忠诚老实问题,如果不加,就甭考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含泪把这个“伪”字加上,结果,他虽然高分却没有省外重点高校录取,由父亲任教的江西师大中文系勉强录取。
文革兴起,一些像李晃生这样因为填报“家庭成分”吃了大亏的同学,借机纷纷跑回学校“报仇雪恨”,把那位“坚持原则”的班主任的肋骨打断了好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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