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粮食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末，时至今日，武汉三镇皆封，千万人口之粮食储备可以吃上半年，这即体现国力强盛，又体现了粮食储备对于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受到蝗灾挑战，各国陷入粮食危机当中，而我国粮食储备之丰厚，也成为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我国古今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储备制度为依据，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粮食安全和粮食储备制度的特点，剖析粮食储备制度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古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自立，属于一个国家全局性战略问题。如果按照今天的定义，“粮食安全”是指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物。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粮食安全是展现不同特点的，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例如很多朝代保留着“一日两餐”的习惯。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迁，粮食供给的数量、质量、价格波动的稳定性都体现了粮食安全的内涵，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历代政府实施的粮食储备制度。粮食储备的内在驱动是农业生产的天候性与口粮需求的持续性相互矛盾，这就要求在新的作物年度开始时，从上一年度的作物中获得粮食储备量，这种储备的手段包括税收、进口、互换、收购等。
粮仓
我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我国古代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思想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农业是历朝历代安身立命的基础，是统治阶级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以土地制度及分配方式为工具的统治手段。而古代耕地的有限性、人口需求的无限性、农业技术的落后性、土地兼并的扩大性，都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对于统治者来说，“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问题为施政的第一要务，朝代更替中的农民起义多是因为吃不饱，或是天灾、或是人祸，不管起因如何，充足的粮食储备能够赈济灾民，维持粮价稳定，从而避免暴乱。
“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礼记·王志》
何为充足？《礼记》有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这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古人总结出来的粮食储备危险值，今天却被用作科学的理财理念。不管如何，这说明了古人对于粮食储备，应对灾荒的未雨绸缪，其中指出一个国家当有三年之蓄才算安全。而《淮南子》中更具体的指出“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蓄，谓之穷乏”。正因如此，历朝历代都将粮食储备视为“天下之大命”。从夏朝开始，中央政权就建立了粮食仓储制度，虽然它的初衷是收取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推动，粮食仓储逐渐成为中央政权调控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应对灾荒的重要手段，并在历史上大致形成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义仓和社仓六类储备制度。
古代粮仓遗址
- 正仓
“令送粮无取做，无得新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来疾，则业不败夏农。”--《商君书·垦令》
正仓萌芽于先秦时代，发展于秦汉时代。曾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先秦时期的粮食仓储制度，由于受到政权局域性、交通运输落后性的影响，先秦时期的粮食储备正仓多分散设于乡里之间，以便就近收储和发放粮食。到秦国强盛之后，对于粮食运输形成有效的法律制约，并由官方提供马车、牛车进行押运，促进了大型正仓集中建设。
至秦统一后，中央集权的行政效率陡然提升，陈留之仓、成都仓等大型国家储备正仓逐步形成。同时，秦国大力加强了粮食贸易管制，“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既不准商人收购粮食，从事粮食买卖活动，也不准农民依靠购买粮食度日。在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下，正仓库存迅速提升，秦国境内到处有“万石一积”的粮草仓库，栎阳的粮仓“两万石一积”，都城咸阳的粮仓竟达到“十万石一积”。这样丰厚的粮食积储，满足了秦国军队与民众生活需求。时至汉代，分封制下的郡国仓发展迅速，这一时期的正仓多设于州（郡）县两级，其职能和管理体制也趋于完善。
- 转运仓
转运仓是为转运存储漕粮，于运河或自然河流沿岸设立的国家专有粮仓。最早的转运仓应当是秦朝的敖仓，是将粮食积聚河南荥阳的敖山，再由汴水转运至都城咸阳。大一统时期的粮食储备较为稳定，转运仓的现实需求并不高。而至魏晋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割据政权不仅对正仓储备要求提高，且需求粮食转运的灵活性，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各政权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设转运仓，以供军需。此间，转运仓的功能已不局限于粮食中转运输的短期储存，其储存规模和功能都有所扩大。隋朝以后，大运河的开凿，以及漕运的发展，带动转运仓进入全盛阶段。直到清朝末年，铁路、 公路的兴建以及海上运输的发展，导致漕运逐渐走向衰落，转运仓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转运仓的意义并未消亡，正如现今的粮食储备库，往往设立在交通便利的枢纽地区，或是高速公路，或是铁路、港口。
古代漕运简画
- 太仓
太仓是直属中央管辖的粮仓，常设立于都城，主要负责皇室和京官的粮食供给。古代官员的俸禄起初是以实物发放，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和粮食，至东汉末年，才形成钱与粮食结合的俸禄制度，到了唐玄宗改制后，才以钱的形式发放。所以太仓的设立，就是京官以及皇室的俸禄来源。当然，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太仓也兼具了部分“出粜赈贷”的职能，尤其是灾荒之年，灾民逃荒的去向多为天子脚下，京城被认为最有活路的去处，古代京师开太仓放粮的案例比比皆是。既然是“皇粮”重地，那么古代对于太仓的管理就极为严格，如隋朝设立的专职管理机构太仓署，置太仓令，属司农寺，开仓要得到皇帝旨意，通过中枢下达开仓令。
隋朝东都洛口仓遗址
- 军仓
军仓的起源与军事战争的频繁化有关，魏晋时期的军队规模较大，各割据政权需要保证军队的粮食供给，形成了军仓制度，以三国时期曹魏为首创。军队系统的特殊化顺应了时代需求，曹魏开创军队屯田制度，将开垦所得粮食、国家财政调拨粮食统统收入军仓储备，战争时期“因戍营田，因田积谷”，充分保证粮食补给。其实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军队体系的特殊化极为常见，土地制度上有军民之分，户籍制度上亦有军民之别，即使是兵农合一的体制下，也有正军、随军供养、贴户的区分。军仓的设置是为解决战时军粮供应，是独立的粮食储备体系。
古代军队屯田漫画
- 常平仓
“寿昌遂 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曾其贾而籴，以利民，谷 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汉书·食货志》
“重农抑商”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国策，由于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产生矛盾，势必造成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统治者为了平衡这种矛盾，维护农业的国本地位，故而选择性的抑制商业投机活动。汉武帝时期，大农令桑弘羊力主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法是在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要的货物包括粮食运回长安，用以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成本。平准法是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由大司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本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基于这两个思想，耿寿昌向汉武帝建议，正式建立了“常平仓”制度，成为后世封建王朝沿用的重要仓储制度。在丰年粮价下跌时，政府提高粮价收粮，朝廷和边郡粮仓均仓廪充盈，农民损失减轻；当歉年粮价高涨时，政府低价售粮，保障物价平稳的同时，也在差价中获得收入。平准思想的宗旨是“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同时能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具有足够的粮食赈济，维护政权稳定。
桑弘羊剧照
- 义仓
“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隋书·长孙平传》
义仓产生于隋朝，是地方政府的备灾专项储备。隋文帝时期“劝课当社，共立义仓”，说明义仓并非政府的强制性手段，而是具有舆论导向的社会力量凝聚。它以村社为基础单位，充分号召了底层民众力量，纳粮以自愿为主，亦未增加百姓负担。而到唐宋时期，义仓储粮的来源转变为强制性的土地附加税，管理机构也由社司转变为地方政府官员。义仓的行政化导致原有的民间力量化为乌有，故而到了南宋，朱熹根据义仓的初衷创立了社仓，政府牵头于地方祠堂庙宇储藏粮食，粮食来源于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欠，以借贷的形式周转，春放秋收，利息为十分之二，又因小歉、大饥酌情而定，小歉利息减半，大饥则全免。如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建宁府大饥，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米 ６００石赈贷饥民，贷米在冬天归还，收息２０％，既保证了灾情的稳定渡过，又为社仓增加了收入，故而朱熹被称为“紫阳仓祖”。
除此之外，我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还有如五代时期的惠民仓、宋朝建立的广惠仓等，这些粮食储备制度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靠天吃饭的国情下，对调节国家的粮食供求情况、抵御灾荒、稳定粮食市场、平抑粮价、稳定民心、实现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性，粮食储备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是封建社会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实行过程中，如仓官“轻出重入”以中饱私囊，课薄农民等现象普遍，是统治阶级敛财的手段。这些都是由封建社会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是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
古代粮食储备制度的缺点在生产水平有限的古代，初级农产品的深加工必然给粮食储备带来冲击，例如酿酒业，它是高于普通民众生存需求的显贵刚性消费。两汉时期的消费需求过度膨胀，奢靡之风甚嚣尘上，以致“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的地步。两汉的酿酒业对于粮食需求增加，从而在市场准则下带来粮价上浮，政府的平准手段远远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体现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恶果，达官显贵消费着农业深加工产品，而因此带来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使贫困人群的饱腹压力更重，日常如此，何况是大灾之年呢？道教经典《太平经》对饮酒习俗深恶痛绝，针对酿酒对粮食的巨大耗费批到：“含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斛。”
古代酿酒工序手绘画
在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的职能主要包括征收以粮食实物形式为内容的赋税、供给官禄和兵饷、供给转运粮食的丁夫的口粮、供给官人因公饮宴或酿造用粮、 供给佛寺用粮、办理和籴、出粜、赈济、出贷等。其中救济灾民，稳定物价是关系到政权稳定的刚性职能，就政权统治者而言，稳定局势，避免饥民叛乱，是不能打折扣的重点工作，然而这一良好的初衷却在执行过程中屡屡被扭曲。
- 统治者将储备粮视作一种静态的资产，当赈不赈
古代对于灾情的评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明清时期的“勘灾定级”制度表现的最为明显，政府规定地方发生灾情，由督抚委派官员勘定受灾程度，六成以上的为成灾，五成以下的为不成灾，勘定成灾后还有重次之分，朝廷根据受灾程度进行赈灾。所以就有了地方官员为躲避追责，巴结勘灾钦差，成灾地区勘定为不成灾，重灾勘定为次灾，然后挪用府库银钱自行购买赈灾粮，或自行开仓放粮以赈之，待来年盘库时，再以各种手段弥补亏空，弄虚作假，欲盖弥彰。地方性赈灾力度可想而知，很多饥民起义皆是地方处理不善而致，甚至朝廷不知该地有灾，或是灾款、灾粮已竭尽全力调拨，却因地方官员与督办钦差狼狈为奸，趁机发国难财，而至赈灾不利，饥民暴动。
《天下粮仓》剧照
另有执政者视太仓之粟、少府之钱为一己之私物，吝于施舍；甚至有费尽心思将国库之钱粮引入内帑者，这并非只有昏君所为，历史上如明太祖朱元璋、康熙帝、乾隆帝，皆是敛财高手，避开国家财政体系、粮储体系而充实小金库，以满足私欲；再如皇室皇庄常侵占农田，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将此部分农业收入直接分离于粮储、财税系统，削减国家正常的粮食储备；社仓的贷赈功能则成为地方官员大发国难财的资本运作载体，往往一场饥荒过后，灾民饿殍遍野，地方官却大捞了一笔。
- 统治者避重就轻，以错误的货币政策应对自然灾荒
经济手段向来是调整产业结构与市场供需的有效途径，如公元前179年，汉文帝采纳御史大夫晁错“欲民务农，在於贵粟”的主张。提高粮价以促生产，并让农民收获后，自己留下一定的粮食做防灾性储备，贵粟政策的实施对西汉初年恢复农业生产和增加粮食储备，都起到积极作用，这是经济手段的成功案例。而至东汉末年，“小冰期”作祟，自然灾害多发，连岁饥馑，农业生产萎缩，谷价飞涨，汉桓帝却认为物价高涨的症结在于“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企图抢在物价更高上涨之前发行更大面额的货币，而不去从根本上鼓励和引导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加剧粮价飞涨。受波及的不止是受灾人民，府库收缴粮食亦成困顿，民间隐匿人口，据缴赋税，官员掏空仓存以获私利，从而演化成国家衰败，黄巾起义的恶果。
黄巾起义漫画
-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粮食流通体系梗阻
“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春秋・僖公十五年》
历史上的秦晋交战便是“供粮关系”不均衡导致的，古代的国家关系有如今天的资源争夺，只不过今天是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古代更多是粮食、水源、人口之争。“闭籴”一词就是指拒绝向灾区输送粮食的行为，自古政府、百姓、粮商构成粮食转运体系，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梗阻，都会导致粮价异动。粮食紧张时，粮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会选择“闭籴”，但这也受商人实力的限制。在古代还很少有能够影响全国粮食市场的私商，而一般地方性的大粮商，也会顾忌到相邻地区粮商会否乘虚而入挤占本地市场份额，故而断不会将“闭籴”进行到底。而地方官吏由于田赋、人口的政绩考核压力，成为无视市场规则的绝对力量， 他们会坚决“闭籴”以确保本辖区供应，独善其身，以致“岁本不歉，一转盼间，而既成大荒大歉矣”。乾隆十二三年（1767），全国米价上升，局部地区抢米事件此起彼伏，乾隆帝亲自写信给各省督抚，命其陈奏米价腾贵缘由。除甘肃巡抚认为该省米价上涨系收成欠佳所致外，多数官员都认为是人口增长、国家储备库收购过量、强买强卖、贪污亏空、粮食流通不畅的诸多制度性因素。
饥民剧照
总结封建社会的国家粮储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有着对利润的要求，由于粮食储备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储藏、运输、损耗、人工、管理等成本，这就成为粮食储备制度获取利润的内在驱动。封建体制下，政府财政并非今天“税、利、债、费”一样的统筹性规划，而是注重某项政策的专项成本计算，比如征收税赋中的“火耗”，一定是在征收过程中摊派给人民。在粮食储备当中，如果说成本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革新而减少，那么来自于体制性腐败的成本却是无法消除的。例如地方官以“贮库”代替“贮仓”，也就是存银不存粮，银子可以随时挪用，而粮食却要经过售卖才能变成“现金流”，他们认为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粮食，但真到了大灾之年，“闭籴”使他们有钱也买不到粮。此弊端不仅在于地方官的入库方式上，就连朝廷赈灾发放银两，也不一定能够及时买到粮食，导致灾区的银子充沛，而粮食供应不足，空有一副仓禀充盈的外表，却达不到赈济的效果。
现代化粮食储备库
时至今日，粮食储备制度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政策，自新中国建立以后，甲字粮制度、战备粮制度，以及现在的中央储备粮制度，成为不同时期国计民生的强力保障。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在吸取古人智慧的同时不断革新，如1990年制定的专项财政拨款收购农民滞销存粮的政策，带有常平仓制度的特点，但在实施与调控上不再以利润为追求点，而是财政对民生工程、国家安全战略的专项补贴。制度是基础，资金是保障，1998年至今，国家利用国债资金大规模建设新型储备库，分三批共建设了1110多个粮库项目，新增仓容1151亿斤，总投资343亿元，是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建设仓容最多、配套设施最全、采用先进技术最广泛的一次。以此为条件，逐步建立起以中央储备为核心、地方储备为支柱、社会储备为基础、多层次、全社会的粮食储备体系，是宏观调控，稳定市场粮价，保证农业生产，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期的武汉疫情震惊全国，为避免疫情扩散，武汉三镇封城应对，这就引起粮食供给的疑问，近日中储粮湖北分公司表示，目前全省粮食存储可满足湖北6000万人半年以上的需求，加之全国各地的生鲜调运应急布局，这无疑是给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我国每年产粮6亿吨以上，消费6.8亿吨，通过进口和自产，保持着3.8亿吨的年均储备量，也就是说全国颗粒无收的情况下，粮食储备仍然能保证14亿人口半年以上的口粮。对比东非蝗灾带来的2000万饥荒人口，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无疑是最具安全感的坚实后盾，也说明粮食储备从古至今都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环节。
参考史料：《睡虎地秦简》、《汉书》、《隋书》、《宋史》、《资治通鉴》
参考文献：
- 《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吴宾、党晓虹.中国农史.２００８-10
- 《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张弓..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 《中国古代粮食仓储制度与粮食安全研究》.冯炜.陕西农业科学.２００ 6
- 《我国粮食储备制度：问题与完善》.马苏.中南民族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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