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代表人物。
幼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 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
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
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
“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
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
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 。
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
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1895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 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梁启超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1912年十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梁启超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1914年一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二月,熊希龄内阁倒台。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都推辞未就。梁启超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超是反对的。
梁启超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恐为“牛后”,终于发出了讨袁檄文。1916年三月,梁启超应陆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运动。五月六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超亲自执笔。梁启超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超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1917年九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
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7年阴历五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梁启超由天津赶至北京料理丧事。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欧游归来之后,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
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
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
建筑学家梁思成
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
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
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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