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安徽名人馆中的吴敬梓雕塑。 （CFP/图）
一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四大名著：三国（《三国志演义》）、水浒（《水浒传》）、西游（《西游记》）、红楼（《红楼梦》），此外还有一部《儒林外史》也很了不起，却未能并称五大名著。
此中的原因，鲁迅有过一个解释，他说：“中国确也在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这是从读者所处的环境来立论的，自然很有些道理，但《儒林外史》本身是不是也有点什么弱点，使得它不足以同四大名著站在同一高度上呢？
我们要找外因，也要研究内因——内因可能更重要。
这里内因大约在于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一书确有明显的弱点：这就是小说的前面一大半非常精彩，而其后的一小半相对松劲，一般读者甚至难以按部就班地读完，而往往采取跳跃式前进的模式。
《儒林外史》是一部伟大的讽刺小说，其锋芒主要指向两点：一是当时儒林诸公奉若神明而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八股文，二是他们一门心思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爬上高层去以便享受富贵荣华的庸俗思想。
科举正途出身，然后就一帆风顺的翰林院编修鲁老爷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资深八股文选家卫体善说：“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第十八回《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这些见解在那个时代，在科举应试及其贴身外围的圈子里，都是至理名言，他们讲得如此生动透彻，看得出是此中的既得利益分子——但因此也就是吴敬梓最看不起的“伪儒”。
小说开宗明义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櫽括全文》以一首调寄《蝶恋花》的词开篇，其中有句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这正是全书的点题之笔。
这一回讲“名流”王冕的故事：他七岁丧父，替人家放牛，靠自学成才，通过艰苦努力终于成为知识渊博且擅长画没骨花卉的一方名人；在家孝敬寡母，全无功名富贵的妄念。后来朝廷征他出来当咨议参军的官，他逃入山中不出，以至终老于彼。当王冕听说朝廷定下规矩以八股文取士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代文人有厄”，“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利禄之途既开，必多费心之辈，儒林的风气从此就很是可虑了。由这句话引出后面许多故事，首先是周进、范进这两位科举迷的悲喜剧，然后更有许多“费尽心情”之流可怜可笑的故事。
这第一回具有“櫽括全文”的意义，而全书批评的要害或曰纲领也正在八股文章、功名富贵这两个基本点。
二
《儒林外史》中也有“真儒”，小说的高潮正是写一批“真儒”兴建泰（太）伯祠并隆重地进行祭祀大典。
首先推动此事的迟衡山对杜少卿说：“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那文昌殿、关帝庙，到处都有。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于是群起响应。
他们为什么如此看好泰伯？无非因为其人原是周太王的长子，却主动跑到落后的南方去开发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之末写道：“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样的人，哪里还会有什么功名富贵的念头！祭泰伯祠而助政教、出人才，就是鼓吹高尚的道德，抵制当下一味追求功名富贵的颓风。
整个祭祀过程写得非常郑重而详细，只不过现在读起来相当沉闷无味。事实上这种花大力气操办的大典并没有起到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到本书之末，更直接写到当年费了很大心力财力物力修起来的祠堂已经完全荒废了：
从冈子上踱到雨花台左首，望见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来到门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两个人走进去，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荠菜，大殿上槅子都没有了。又到后面，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两个人前后走了一交，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起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邻居老爹道：“当年迟先生买了许多家伙，都是古老样范的，收在这楼底下几张大柜里，而今连柜也不见了！”盖宽道：“这些古事，想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两人慢慢走了出来。
这一段见于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我们记得，不久以前，这里还是辉煌的建筑，隆重的祭典，成群的真儒，固一时之盛也，而今又安在哉！
理想主义者吴敬梓曾经用酣畅的笔墨描写他心目中意义重大的以古礼古乐致祭先贤；到这里，现实主义者吴敬梓又用这等无情的画面流露他的痛惜和无奈。其间巨大的张力表明吴敬梓既力图改造当下的社会风气，有着很高的正义感和热情，同时又深感此路不通——他分明知道自己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先有梦想，后成幻灭。
《儒林外史》这一结局相当凄凉而颇含深意。至于通行本的最后一回即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即使不是后人的伪托，也是一种蛇足。小说写到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即可结束。（参见顾农《到“幽榜”是〈儒林外史〉的蛇足》，《中华读书报》2013年11月27日14版）。
三
所谓“四客”是四位民间达人：在庙里挂单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小茶馆的盖宽和裁缝荆元。他们都是城市贫民，但各有非同寻常的才能：季遐年是书法家，王太是围棋高手，盖宽能诗善画，荆元业余写字作诗并擅长古琴。
有人问荆元：“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这话意思里不大看得起他做裁缝，最好要高攀到儒林里去；荆元底气十足地回答说：
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人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样的境界，比起那些在名利场中费尽心机出尽洋相的儒林诸公，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有这样的心态，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看来吴敬梓已经完全失望于高踞于社会上层的儒林，转而看好草根中的高人。
“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这正是当年诀别官场、毅然归隐之陶渊明的意思啊。市民阶层中固多庸俗不堪之辈，《儒林外史》里就无情地讽刺过势利鬼胡屠户、马屁精成老爹之流，但他看出了这里亦自有精英，“礼失而求诸野”，在“四客”这一类高人身上，他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是要靠这样的草根精英来改造世界，建立新风，仍然是很渺茫的。小说的最后一个情节写荆元为他的朋友、菜农于老者演奏古琴：
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回，忽作变徴之声，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自此，他们两人常常往来。当下也就别过了。
于老者实为荆元的知音。他不单会种菜，也很懂音乐。民间多有高人，他们很懂那个时代，虽在康乾时代，而仍然不无令人凄然泪下之处。
看来吴敬梓已经预感到，士风如此，莫非这也许已是落日的辉煌？这样来结束全书，显示了他超出流俗的深刻和含蓄。
《儒林外史》写到“祭先圣南京修礼”其实已经可以结束，作者美刺讽喻的一番深意都写清楚了。以下可以直接接到最末的《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第五十五回）。如果我有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劲头，很想把《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至第五十四回以及第五十六回一刀砍去。
四
书中第三十七回关于太伯祠祭典的文字完全是一篇说明文，类乎当时礼书中的片段，小说的读者不免深感索然无味。即使这样写足以表明吴敬梓同当时重视礼学、强调实践的一派思潮具有深刻的联系，甚至在思想史上可以有它某种地位，作为小说而这样处理，仍为败笔；同书中先前那些具体生动的描写相比就尤为醒目。
小说前三十回描写的大抵都是些同“真儒”相对峙而存在的伪儒、俗儒和腐儒，他们虽然也在刻苦攻读儒家的经书，大写其“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但目的并非真的要做一个儒家的信徒、一个以圣贤为榜样的胸怀大志并且讲究传统道德的君子，却只不过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努力取得功名，进入官场，获得富贵。儒家学说在他们这里只是一种言不由衷的高调，也是个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一把打开个人荣华之门的万能钥匙。他们关注的中心绝不在他们口头上高唱的希圣希贤，而在升官发财。
事实上这种说一套、做另一套的“儒林”早已存在，并非十八世纪的特产，而且此后仍然继续存在。他们的秘密在他们的群体中一般没有人去说破，敢于说破的即为英雄。
后来鲁迅先生也尖锐地揭发说：“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样一层意思，《儒林外史》中人早已从正面谈起过，在科举考场外围产业链中谋生的八股文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曾大发议论，指出参加科考的最终目的在于做官，唯此为大。这个总结是抓住了要害的。这种“儒林气”在中国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马二本人在俗儒与腐儒之间，他的好处是敢讲真话，而且为人方正、道德高尚，同那些一味谋取私利的伪儒很不同；只是思想非常陈腐，毫无生活情趣、完全认同于科举体制不敢越雷池一步。此公是《儒林外史》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至于小说中给读者留下很深印象的反面典型范进、匡超人之流，塑造得同样成功，这一流人都是虚伪透顶的两面派：貌似君子，实为小人。作者对他们含蓄委婉而相当入骨的讽刺，读来十分有趣，最佳处令人不禁拍案叫绝。
伪儒和真儒处于儒林的两端，中间大量的是俗儒和腐儒，这几种类型《儒林外史》都写到了。这样的一分为三，似乎历尽古今而未变。
书中第三十回以下有好几回是写正面人物的。其中首席“真儒”虞育德博士“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详见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只是老老实实读书，做官，绝无邪念，此其所以为“真儒”也。另一正面典型杜少卿早年考取秀才以后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有人推荐他应朝廷的征辟，则托病坚辞，坚守南京秦淮河畔一线，自得其乐地过他潇洒闲适的诗意生活（详见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第三十四回《谈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虞、杜等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毫不看重功名富贵，同那些精致或粗鄙的个人主义者——科举迷、官迷、财迷形成两极。
《儒林外史》对这些“真儒”的描写，在祭泰伯祠之前的部分里，还是比较具体生动的，艺术水平也还比较高。由一批这样的“真儒”发起并主导、也有若干俗儒和腐儒参加的南京泰伯祠的祭祀大典是《儒林外史》的高潮，但艺术上已经无所作为。作品到这里实在已经可以结束了。
但是吴敬梓意犹未尽，接着又写了近二十回。这样安排固然自有他的理由，其中也有若干精彩的片段，但总起来看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远不如前，出现了一些败笔。大约在吴敬梓看来，只是做口头儒家是根本不够的，必须努力躬行，付诸实践，特别是道德层面上的践履。祭泰伯祠是一场群体的道德实践活动，带有很强的仪式性，不可能经常进行；道德实践主要是一种个体行为，于是小说迅即从群体走向个体。在那个时代，最为醒目的道德实践无过于做一个孝子或烈妇，这样就有了万里寻父的郭孝子和丈夫死后绝食而殉的王女士（徽州儒者王玉辉之第三女），而这两大段均为小说中的败笔。幸而吴敬梓尚能迷途知返，所以他的笔墨没有止于郭孝子和王烈女，而以季遐年、王太、盖宽和荆元四位来收拾全局。
五
吴敬梓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失望和矛盾，他的伟大也正在这里。如果他热衷于开列救世的药方，一味信心满满，那恐怕就做不成讽刺小说家了。
顾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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