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特别盛产“反道德主义者”？
1
赐予我名字的古罗马哲人西塞罗，在他的《论责任》一书中，给读者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题：
地中海上有个名为塞浦路斯的大岛，有一年，塞浦路斯岛上发生饥荒。一个海商率先将粮食从埃及运到了岛上，面对前来以高价求购粮食的岛民，商人面临一个选择：
他可以选择实言相告，告诉岛民他只是众多带着粮食前来贩卖的海商当中的一个，一两个时辰之后会有大批海商载着粮食到达。但这样，他所卖粮食的价格就会大打折扣。
他也可选择保持沉默，让岛民们误以为他是唯一能卖粮食的人，这样就可以大赚一笔。
西塞罗说，这两种选择都是不违反法律的，商人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只取决于两件事情，智慧与道德。
而后，西塞罗做了一个巧妙的论证：
他说，如果这个商人是有智慧的，那么他应当有足够的远见认识到：隐瞒真相虽然会给他带来一时的暴利，但也会招致恶名，从而导致他的生意在塞浦路斯岛上无法继续下去，从长远看是得不偿失的。
而如果这个商人智慧不足够，但却有道德，那么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道德教化要求他在这个时候要以实言相告。
这样算下来，最终只有那种又蠢又无德的商人，才会禁不住眼前利益的诱惑选择隐瞒真相，以高价卖出自己的粮食，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骂名和损失。
借助这个例子，西塞罗想指出的是：其实道德与智慧是互为印证的，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的行为，一定是符合道德的。而评判一种道德是否合理，也可以看它是否能够通过智者所进行的逻辑推演。
而在一个社会当中，合理的道德其实是那些不太有智慧的人的“护身符”，虽然他们智识还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只要记住道德律，他们的行动就会表现的像一个智者。并从其行为中获得个人和社会收益的共同最大化。
所以在西塞罗的世界观中，道德优先是为那些不太智慧的人准备的。它是社会伦理中的九九乘法口诀表或者正余弦公式，它帮人们省去了演算步骤，而直接告诉你结果，让你拿去应用。
所以合理的道德虽然看起来像是说教，但实则符合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利益的。
2
我很喜欢西塞罗的这种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比同时代东方哲人对该问题的思考，要想的更清楚一些。
中国古代哲人，尤其是儒家，也很喜欢谈道德与利益关系。但却错误的将两者的关系对立了起来：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道德不是给没有智慧的“小人”准备的，反而是有智慧的“君子”的自用品。这个观点似乎就跟西塞罗刚好相反。
当然，我也看到一些解读，有人认为孔子这话的本意是说：对待小人，你必须从眼前的“利”谈起，一步步说服他为何要讲“义”。这就跟西塞罗的观点有些接近了——在智慧引导下的趋利与趋义是可以统一的。
但可惜的是，孔子即便有这层意思，也没有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因为到了孟子那里，义与利就成为了相对的两个概念。孟子说：“见利思义，不义不为。”
说白了，这就是在道德教条上再加一层道德教条：你做事必须要遵循道德，为什么？因为道德要求你这样做。
这就成为了一个循环论证，让儒家的道德教化失去了基于逻辑的说服力，而沦为一种有类宗教的说教。在孟子起了个坏头之后，儒家观念中的义与利就越发相对。儒学大师们不断要求弟子，放弃利而尊崇义，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小人也，甚至“禽兽也”。
这样的教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它给受教者一种强烈的暗示：义与利是对立的，一个人如果能放弃对义的追求，那他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既然如此，只要我对道德没有特殊的癖好，那何乐而不为呢？
西塞罗告诉西方人，遵从道德，就能给个人和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孟子却吓唬他的门徒，“义”与“利”之间你们只能选一样，选义才是君子，选利就是小人！
于是，很多中国人虽然嘴上说要当君子，心里却想，小人就小人呗，禽兽就禽兽呗，反正我能得利。
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就经常看到了这样的怪现象：那些最崇尚儒家道德教化，最推崇“君子之风”的时代，反而出产最多的伪君子、真小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末，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没降清之前，都是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士林之楷模。可一旦刀架在脖子上变了节，立刻堕落为最卑劣的真小人，行事举止再无道德可言。而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更搞笑的是明朝政府亲自扶立的道德标杆，孔子后人“衍圣公”。1644年，满清刚刚入关，南明小朝廷尚在，大明最后一任衍圣公孔衍植就等不及了，他立即向顺治帝上《初进表文》， 忙不迭的愿意归顺清朝。
孔圣人的后代都如此，别人就更莫说了。1645年清军南下攻克南京，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纷纷逃跑，或是迎降。百川桥有个乞丐实在看不过眼，就写了一首绝命诗，然后就跳秦淮河了：
三百年来养士朝，
如何文武尽皆逃？
纲常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条。
是的，“仗义每多屠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那些饱读经书的文人士大夫，一旦道德君子的画皮被戳破，道德水准立刻滑向无底深渊，比乞丐还不如。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成了中国文人们最羞于面对的千古之问。
其实，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教化当中，过分将利与义的对立了起来。结果是越教化，反而越让人觉得道德要不得，因为它会妨碍自己逐利。
3
错以为道德与利益是相对的，这是我们文明祖传的思维谬误。而到了现代，这个病根就更加发作，因为现代商业社会是鼓励人们逐利的。
《海边的西塞罗》自开办以来，也写了几篇谈论社会公德相关话题的文章了，比如讨论郭敬明、于正抄袭问题的《强奸小龙女16年后，尹志平终于想起道歉了》，比如谈论郑爽代孕、涉嫌弃养问题的《我坚决反对代孕，因为它将“杀死”所有母亲》，再比如最近谈论贾浅浅事件的《如果拿笔的人都不顾廉耻，那社会还有希望吗？》。
其实这三起事件仔细分析起来，都是西塞罗道德观的现实版验证：
假如郭敬明、郑爽或贾浅浅是智慧和长远眼光的人，他们就不会有当初那般的肆意妄为。
假如这些人不太有智慧、却懂得讲道德，那么道德律也会约束他们的行为，不使其陷入今日的窘境。
但很可惜，这些人无一例外的既愚蠢、又不愿意遵从道德，当初为了眼前的私利，一通愚行盲动，结果最后东窗事发，招致全民的口诛笔伐，自己的利益赔了个底儿掉。
所以，利益与道德从宏观角度看是一致的。有智慧的人可以依靠自己的推演得到正确的道德；没有足够智慧的人如果记住道德律，也不至于行为有失。
道德与智慧从长远看是统一的，西塞罗的观点真的一点也没错。
但，我很遗憾的说，偏偏有些人，对这种公理也要抬杠。
在我写这些事关道德的文章时，我总能看到有朋友留言或者写文章反驳。有些反驳属于理性讨论，可以理解。但有些就显得特别没有道理，甚至没品：
在他们的世界观中，郭敬明不需要道歉，因为法律保护创作者的版权本来就是一种“谬误”。
在他们的世界观中，郑爽代孕也该支持，因为只要有钱人愿意付钱，他们就可以随意使用穷人的身体、器官甚至生命。
同样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贾浅浅写那些挑战公众审美观的诗，以及其文豪父亲荫庇其子女的行为也是对的。因为在他们眼中，公众对一些不堪入目的话题的禁忌、以及审美追求本身就是个屁，而父亲的名望“作为一种资产向女儿传承，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符合人之常情和社会规律”。
末了，这帮先生（很遗憾，多数是中年男士）还愤怒的咒骂我和我的支持者为“道德自恋狂”、“道德偏执狂”甚至“道德癌患者”，认为我们基于公德对那些当事人的批判都是不对的，只要符合利益，现有道德算个屁。
这种观点实在是惊吓到我了，从什么时候起，讲道德反而成了一种十恶不赦的原罪了？在这帮先生眼中，难道一个弱肉强食、法律尽量放开不管的丛林社会才是最正常，最“高效”的吗？
给你们个眼神，你们自行体会。
为了解析这些先生的病理，我勉为其难的跑去他们那门庭冷落的公号上去看了一眼。
发现一个有趣的共性：这帮人中很多都自称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奉者，说他们的理论都是基于奥派经济学的观点生发而来的。
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就非常接近奥派。在我看来，奥地利经济学派最大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它大胆的推翻了之前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公理（比如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然后重新进行假设推演，得出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
真·奥派大师门格尔
这种思维方式就非常类似于西塞罗对于道德起源的思考。但它的风险在于：如果它交到一个智者的手中，它当然能得到很多有见解的理论。但如果它被交到一个蠢人甚至妄人的手中，在他的胡乱推演下，什么歪理邪说就都能推算的出来。
而时下中国很多“民间奥地利经济学家”（简称“土奥”），很不幸就是这种妄人。所谓“奥地利经济学派”只不过是让他们有勇气胡说的一块招牌，除了这个词儿，他们说的那些玩意儿，没有一句是符合奥派创始人门格尔、或者集大成者米塞斯的本意的。
米塞斯和他的名著《人的行为》
这种现象，让我联想起了我一个学物理的同学跟我说的一个现象，他说“民科”里有很多妄人，但这帮妄人中最可怕的，是那帮自称研究相对论的那帮家伙：
因为相对论推翻了经典物理的很多准则。妄人们一听来了劲头：爱因斯坦不同意牛顿，我们也不同意啊！于是什么奇谈怪论都打着“改良版相对论”名号扯出来了。
爱因斯坦不赞同牛顿，民科也不服牛顿，但这并不意味着民科都是爱因斯坦。
同样的，门格尔不赞同马克思，“土奥”也不服马克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奥”就是门格尔。
他们是经济学里的“民科”，是、也只是一帮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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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假若你扒下这帮人“野生奥派经济学家”的底裤，会发现他们本质上其实并非哪派经济学家，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这帮人骨子里信奉的其实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觉得社会就应该是一个不讲规则、为了逐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名利场，穷人在这场优胜劣汰的游戏中“活该饿死”，这确实是他们的真心话。
而如果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画皮也拔下来，你会发现，他们对道德那种刻骨的厌恶，其实我们历史上盛产的那些“反道德者”一脉相承。
由于儒家的传统思想，将“义”与“利”相对了起来，导致一部分人错误的认为，只有抛弃道德、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这些人成为了反道德者，现有道德怎么论证，他们就一定要唱个反调，并本能的觉得，只有这样当“真小人”才是“趋利”的。
这种想法当然荒谬绝伦，如西塞罗所言，道德与责任，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善。
一个人如果足够有智慧，那么他能在沉思当中自觉到遵守道德的必要性。如果他不够有智慧，却足够谦卑，也能够认同社会公德，并过好自己的一生。
最可悲的，是这样一种蠢人：他们明明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发觉到遵从道德的必要；但却又自作聪明，骄傲的蔑视、嘲笑甚至践踏道德律。
这是何等的愚蠢啊，道德律本来就是为保护、教化这些蠢人而设的，但他们却偏要拒绝它、蔑视它、甚至践踏它……那就让他们可悲的自生自灭去好了。
全文完
PS:
今天的稿子对事不对人，大过年的，不想给任何人添堵，如果不是某些先生话说的太过分，本来不想浪费一篇文章的篇幅跟他们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谈谈也有意义，也许是对历史上过分道德教化的代偿吧。时下的中国似乎兴起一股崇拜真小人的风气。很多人拿无品当有趣，拿无德当真诚了，拿无耻当洒脱。
一个讲道德的民族未必会兴盛，但一个没有道德的民族注定是无可救药的。我们需要警醒，这股邪风需要纠正。
配一首巴赫的曲子，巴赫的音乐被誉为“音乐圣经”，因为他开创了十二平均律的经典写作模式。这种经典，就像道德一样，你只有认同它，音乐才能是优美动听的，否则只会是一团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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