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晓
其实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我记忆中的读书生涯，是1965年左右在安徽合肥，从有一天被一个中年语文女老师——她姓俞，牵着手走进小学一年级的新生课堂开始的。俞老师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给我们上课也是循循善诱，但后来所记得的小学生活，就是整天在教室内外与同学们打闹，嬉戏，根本记不得学了什么东西。
过了几年，随母亲调动工作到了浙江一个县城的中学，然后再过几年，又随父亲调动工作转学到杭州的中学。学校里的学习主要就是学工学农，那倒是蛮有意思的，在工厂里到车间给工人叔叔打扫车间的卫生，然后看轧钢机上通红的铁锭被来回传送，在通过两个巨大的辊轴之间后被压扁，再转回来又被压扁，通红的火光映红了整个车间，加上机器的巨大轰鸣声，整个的氛围是那么让人兴奋！学农的乐趣那就更多了，有时是去田里割稻子，有时是去池塘挖烂泥，或者到江边挖掘和运回鹅卵石，虽然这些活都很累，身上被太阳晒得滚烫，肩头也被扁担磨破，但我们也可以在收工后偷偷把船划出去玩，还能吃到新米做的香喷喷的米饭，连吃三大碗都不用菜，还能跟老乡买一只鸡，让他帮我们杀了炒了吃，这种种乐趣课堂上哪里会有啊！
如果没有去学工学农，那就是在搞“复课闹革命”，课文的开头一般都是“最高指示”，然后就是结合农田或工厂的实际，水车是怎么抽水的呀，手扶拖拉机的发动机是什么原理呀等等，然后政治课大多是讲是农民起义，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等。
说出来几乎难以置信，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读书还有别的什么境界，什么自然科学的深邃空间呀，什么人文学科的多彩世界呀，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只知道中学读完了书也就读完了，根本不知道中学读完了还有大学可以读，从来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这些。老师不跟我们说，家长也不跟我们说，大学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学科，那么多的专业。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数理化，这种纯工具性的东西好像老师及家长们不太能也不太想否定，而文史哲都被归为封资修的东西，早就被批臭了，政治之类，则根据多年的实际经验让人感觉很危险而且很黑暗。其他什么外语啊，艺术啊，或者古典文学啊，那就更不要说了，根本不知道那里面也是有学问可以研究和从事的，因为有知识和文化的长辈要么被打倒了，要么靠边站了，类似所谓“五类分子”，根本不能也不敢传播任何古代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知识给我们，我们也就无从知道还有那么多的大学科目和学问有待人们去研究或从事，所以我们只知道中学读完了也就是书念完了，这就可以到社会上去工作，去贡献，去革命了，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转眼到了1976年，一月底的春节之前，我就算高中毕业了。在家里无所事事待到五月份，父亲就决定让我到农村插队落户了，我们家兄妹三人，我是老大，去下乡是义不容辞。我下乡的地方是在继母单位的子女插队的目的地——萧山县党湾人民公社。父亲所在部队空军医院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那里，插队到新联大队。大队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在我房东的家里招待了我们同一天去插队落户的两男一女三个知青，桌上的每个碗都盛了满满的菜，送我来的父亲即席发表讲话，说要让自己的子女在农村插队一辈子，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我也表示要向农民伯伯好好学习，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行动当中去，等等。然后我们就被领到一排专为知青造的砖房面前，我跟一位男知青同住一个房间。
安排好行李铺盖，父亲就走了，我的插队生活就开始了。
第二天，队长安排我去参加的农活，是插迁络麻——主产于浙江省的杭州市郊和余杭、海宁、桐乡等县市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又称黄麻也叫络麻——的秧苗，就是用一把半圆桶形的小铲刀——当地农民称作花迁刀——把密集的黄麻秧苗分散种植开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萧山农村最轻松的活儿了。接下来我慢慢知道农活的轻重程度大致是从给庄稼除草，到稻田里耘田，晒麻，洗麻，用三齿钉耙翻动田地，挑担给庄稼施肥，到络麻田里拔麻剥麻皮，到连续十天半月，每天十几小时在稻田里干抢收抢种的活，简称“双抢”。
因为早产先天不足，本人生得瘦小苍白，腿脚胳膊都跟麻杆一样细弱，生产队里壮劳力的活儿基本都干不了。比如络麻收获季节，一垅两米宽百米长的麻地上长满直径一、二或三厘米的络麻，其表皮就是待收获物，以后经过浸泡和清洗去除植物软组织，再经晒干就是洁白闪亮的络麻纤维，可以制作麻袋、麻布、纸张和绳索等等。
要收获络麻，首先必须把麻杆整根拔起，然后从根到梢撕下其表皮。
络麻四月份种植，十月份收获时，其麻地已经比较干燥，麻根紧紧地抓住板结的泥土，即使是二厘米粗的麻秆，也要费点力气才能拔起，三四厘米直径的大麻秆，若非壮劳力根本拔它不动。
拔出了麻秆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剥麻皮，那麻皮是紧紧附着在麻杆上的，上面长满了小刺，不懂窍门的人简直无从下手。当地农民在络麻收获季节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工计酬的，剥麻时一人用两根小木棒或竹棍在麻杆中下部夹住麻秆，另一人抓住麻根使劲一拉，只听“刺啦”一声，使络麻皮与麻杆脱离紧密附着状态，以便剥下麻皮，这道工序叫做夹麻。然后再从中下部折断麻秆，先取出根部一段麻秆，再取出梢部一段麻秆，再把麻皮理顺，大约百斤一捆，扎好，一天下来那绝对是重体力劳动。
其实因为幼年时母亲就因故去世，我在初中时就已经开始承担家里的家务。那时父亲所在的空军医院驻扎在杭州北郊的山沟里，父亲就要我们在屋后的山脚下开荒种菜，到山上用长竹竿绑上铁钩子采集干枯的松树枝，用草耙子收集松针，用它们来烧柴灶；每天生炉子烧水做饭做菜，自己的衣服自己洗，每隔几天上学时要买菜带回家里，等等，那时我总觉得比同龄的孩子多做了很多事，也辛苦很多，感觉以后再也没有我不能应付的劳动，像学工学农时那些工厂农村的活儿，我不都像同学们一样应付下来了吗，一点也没有做得比他们差。但真正插队落户到农村，与农民伯伯一样几十个月如一日，每天吃、住在贫穷简陋的乡下，只要不下雨几乎天天都要出工劳动以后，才真切地感受到农民生活和劳作的艰辛，那不是一般的家务劳动，或短时间的学一学工人和农民的活儿所能相提并论的，两者根本就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个农活是挑担施肥，一个正劳力，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斤的担子不仅要挑得起来，还要在有时宽度五六十厘米的沟渠之间跨越自如。有一次我借房东家的小粪桶担去参加田间施肥，挑着大概九十斤的担子在跨过一个沟渠的时候没有掌握好节奏，结果两腿跨在沟渠之间进退不得，被旁边几个精壮小伙子一顿哄笑，好不尴尬。
需要大力和爆发力的重体力活干不了，但拼耐力和忍耐力的“双抢”还是要参加的，不然就会亏欠太多工分了，不好向家里交代。
下乡第一年的七月份，早稻开始成熟，大队的稻田主要在江边的围垦区，离住家所在地有十几里路。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随着大伙儿把镰刀、三齿钉耙等农具绑在自行车后架上出发了。到了围垦区，开头是割稻，从早割到晚，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了，但好在还能扛住，毕竟才刚刚开始“双抢”没几天。然后是翻地，平整稻田，这个有点累，因为钉耙有点重，稻田又多，似乎整天抡钉耙也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但还没有缓过劲来的时候，队长又吹哨要队员下田干活了。
这时候真的是痛苦，眼睛还睁不太开，脑袋也因为天气闷热无风而昏昏沉沉，浑身的汗还黏在身上，但这时必须下田干活了，因为大家都下田了，于是只好机械地走下稻田。这时田里的水是热的，烈日正当头发威，而人疲乏得要命，但农民伯伯为了赶进度，从来没有放松休息一说，于是只能继续硬撑着干活，就像农民伯伯扛起一捆麻秆就必须一口气扛到目的地绝没有中途休息一下之说，沉重的钉耙再次被机械搬起，再就势抡下去……慢慢地熬过这段体力和精神极限的时间，等太阳有点偏斜了，精气神才开始慢慢回到身上。最令人振奋的是下午七点多太阳快要落到地平线下的时候，这时暑气已经消散了不少，收工的哨声终于吹响了，大家都开始清洗手脚，捆绑农具到自行车上。等骑上自行车开始往回赶，傍晚的风吹在身上也凉快了许多，那种轻松畅快别提多么让人高兴了。但这个时刻也就是一小时多点吧，明天又有繁重的活儿等在前面了。
还有很多男女老幼都适合去干的活儿，看着容易，其实也不轻松。记得有一次是去稻田里耘田，农民伯伯耘田的姿势是双膝跪地，两手也同时着地向前爬行，一边爬行前进一边用手将泥土疏松，同时将秧苗四周的杂草拔除。一开始觉得这样的姿势真是匪夷所思，但看到大家都这么做也就只能照做，慢慢地那种腐熟滑溜的泥水接触皮肉的惊悚感，和稻叶上的细小锯齿划拉皮肤的小刺痛都逐渐消失了，但一会儿之后突然全身发痒起来，一看腿上、胳膊上和肚皮上都发起了蚕豆大小的几十个风疹块，奇痒难熬，只好马上去队里找赤脚医生处理，结果几个半大孩子社员又开始嘲笑，说城里人的皮肉真的是嫩啊。
其实插队生活累一点也慢慢适应了，大不了收工后回到宿舍大口喝一碗黄酒，然后倒头睡一觉，也基本能抗过去，就是生来体弱干不了重活，很是忧虑以后这种插队生活的前途在哪里，再一个就是在田间地头经常被男女老少的社员，尤其是青年和半大孩子社员嘲笑有点受不了。可是也没办法，一来估计是自己的体形太瘦弱纤细，皮肤又太白，跟农民伯伯和小伙子比起来其病态、不正常实在是太明显了，城里人原来还有这么不堪的样子，来到农村当然要被嘲笑一下啊，二来是自己真没力气和本事去跟正劳力争胜，三来主要是自己生性内向脸皮薄，不会自嘲也不会跟别人开玩笑，结果越怕被嘲笑，他们就越喜欢跟你开玩笑，所以局面一直没法改变，只能被动地笨拙抵挡。
其实社员们的玩笑基本上都是出于干活时无聊而跟你“对科”，在他们来说这就是像喊号子一样的提神办法，完全是自然而然，没有什么恶意。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有时回家小休整时，被父亲及其部队老战友质疑。
父亲是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和后来的部队医院外科主任，多年的部队经历使他养成了凌厉而正统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对其子女的我们也一向来要求严格，比如早晨不能睡懒觉，必须按规定时间大概六点半起床，洗脸刷牙不能用热水，即使晚上洗脚也是在外面水龙头下面冲洗；平时穿衣服，必须把补过补丁还能穿的衣服穿到不能穿，才能穿新衣服；即使到了中学，家里女孩子也不能卷刘海讲究打扮。学校离家5公里上学走路要一小时左右，家里也有自行车，但除了每周一两次需要上学时买菜以外，其他时间不准骑自行车上学……这些规矩或者可以说都是当时的浓烈革命氛围使然吧，也都慢慢习惯而成自然了，但每次从乡下骑车50公里左右回到家里，父亲总是对我不冷不热，从不说在乡下干活吃得消吗？在家好好休息几天吧，而总是问：“这段时间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虚心吗？”“每天出工没落下吗？”之类，总是让你感觉他认为你老是往家里跑，是小资产阶级没改造好的娇贵气在作怪，而实际上其他好多知青比我回家的次数多得多了。最可气的是隔壁一个跟父亲相熟的老干部，有一次见到我回家，上下打量一番后问我：“我说春晓，你在乡下插队落户，平时都出工干活吗？”
我说：“干呀，每天干，不然我没工分吃什么？”
他说：“你既然每天出工干活，怎么身上还是这么白呀？人家农民兄弟哪个不是晒得黑黑的，哪个农民会像你这样白兮兮的啊？”
我被他问得无言以对，真有点羞愧自己离彻底革命改造的标准还差得很远。
其实他不知道，类似的话父亲也对我说过，我当时还争辩了几句，我说我每天都去干活的呀，但就是晒不黑呀。其实农民伯伯之所以皮肤黑，那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田地里干活才变成那样的。可是一个瘦弱惨白的知青，不在田里干活，却跑到城里躲懒，他的辩解又怎么能扛住老革命们的正常疑问呢？
为了避免以后回家又被责问，后来在乡下出工时，我常常就把衣服脱了只剩下背心干活，希望太阳能把皮肤晒得黑一点。有一天是到田里翻地，太阳蛮大，我就脱了外衣，光膀子抡起了三齿钉耙，结果立马就遭到几个半大孩子和青年社员的嘲笑：
“哟，个城里学生仔的手膀同个麻杆嘎粗达。”
“耶，个城里白斩鸡的皮肉是蛮白滴么？”
“春晓同志喂，你嘎要把皮肤晒黑真当辛苦啦，我们农民不怕皮肤白的啦，我们宁可白点不要黑的啦，你看我明年就要结婚达哉，我的老婆就嫌我皮肤太黑了啦，要么我同你调调好不好？”
其实随着插队时间的延长，我发现社员们没有谁是愿意自己的皮肤被太阳晒黑的，真正的农民并不在乎高音喇叭里面是怎样描述农民的光辉模样的，男女老少干活的时候都是用长衣长裤尽量把身体遮住不让太阳晒到的，尤其是年轻姑娘、媳妇和小伙子，即使是在水田里干活，他们也让裤脚拖在水里而不卷起来，他们可没有什么晒黑的皮肤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观念，保护身体就像干活时尽量不要把手弄脏一样自然而然，傻瓜才会反其道而行之呢，所以我脱掉衣服干活，他们真的就像看傻子一样，实在耐不住要嘲讽几句。
那时候本人很单纯也很呆，跟人打交道都比较羞涩，所以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门路，更不会搞这一套。我们那幢知青宿舍的最头上住着一个上海知青，平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偶尔见到了，他就很客气地给每个人派发香烟，知道的人说他在大队的围垦基地抽水机房里管机器，活儿很轻松，工分比壮劳力还高，因为这个上海“赤佬”很活络，早就用钱和礼物搞定了大队书记……多数知青都是本分干活，家里条件好点的就常常捎来吃和用的东西，或给自己子女插队的大队或小队长送点东西，以求得他们的关照。我在这方面是从来不想的，因为父亲是正宗老革命，从来不搞关系，继母也是观念正统又极有原则性的医生，所以插队农村后我也不敢多想以后前途的事情，就是每天按队长的安排出工干活，一天到晚都很累，也赚不到多少工分，生活上许多方面还要家里拿钱补贴，自己的身体条件和处世技能好像也没有在农村打拼出一片前途的可能，因此经常地很是迷茫和忧虑，但也没什么办法可想。
1976年秋天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公社里集中开过追悼会，之后乡下的人照样下田干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因为我们那时还比较年轻，也因此比较的简单无知，对政治不太关心，也不懂什么斗争形势、内幕动向之类，因此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自己又能怎么样也都不甚了了，就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不知不觉就到了1977年的秋天，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听一些知青说可以去报名考大学了，不需要像以前几次的招工，要推荐要有关系什么的，只管报名就行，感觉这下国家形势确实有点不错了，前途也有点光明起来了。但那时对大学根本没有什么概念，连大学里有外语和艺术等相关专业的存在都不知道！茫无头绪之下，想到自己曾经受舅舅和中学同学的影响喜欢过无线电，就报名理科的考试，于是到处找认识的知青借相关复习资料来看或抄写。
记得当地的一个小学教师有一本数学教材，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好像叫做《几何原理》，发黄的书页，许多地方已经发脆，里面的内容也只是单纯的知识讲解，并没有针对考试的练习题之类，但那已是难得的复习资料了，于是千恩万谢，借来用了几天。
报名复习高考以后，就很少去出工了，虽然身体是比较轻松了，但心理负担却加重了，因为即使出工所赚的工分也养不活自己，但好歹也可以给家里有个交代。
第一次的高考基本没意外地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在中学时数理化没有学好。那时上学主要就是学工学农，少数时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也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们在下面讲故事听故事，或者递纸条、看小人书。老师布置了作业，不会做的话就抄同学的，即使作业不交也没关系，反正最后也没有真正的期末考试，到时候莫名其妙就得到一本高中毕业证书了。结果虽然从小本能地喜欢摆弄机械和无线电之类，可一旦要在高考时玩真格的，才知道自己原来没有准备好成为那块料，大好时光都在革命的快乐运动中浪费掉了。于是1978年第二次准备高考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考文科了。
当然之所以选择考文科，也是考虑到自己具备一点条件才决定的。虽然中学时数理化没学好，但平时还是喜欢看书的，连环画是最爱，其次是科普文章和书籍，那时有一套著名的科普书籍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基本上全都问同学借来看完了。然后是看小说，像那时的名著《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找同学借来看过。还记得有个同学家里订了一本杂志叫《朝霞》，其内容火红，色彩比较浓烈，也是当时少数可以看到的杂志了。甚至还记得当时看过一本小说叫《虹南作战史》，纯粹是“四人帮”“三结合三突出”的政治宣传产物，但当时的青少年木有书可读只能饥不择食，虽然味同嚼蜡也硬读到了一半。最主要的，是那时父亲所在部队空军医院有一个收发室，每天都有十几种报纸在那里收发，像《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日报》等等都有。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跑到收发室看报纸，特别喜欢看《解放军报》上登载的志愿军战机揍下美帝王牌飞行员的故事，或解放军空军试飞员惊险驾驶突发故障的战机胜利着陆的事迹……
那个管收发的小战士姓徐，人称小徐，非常聪明机灵。空军医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一个大房间里，每天吃完晚饭天黑以后，就有许多战士来看电视，但因为此地位于远离市区的山沟里，电视信号很不好，屏幕上常常是白花花的一片，或者突然电视机嗡嗡作响，图像扭曲到撕裂，这时候战士们就会去找来小徐，他或者从各种角度调整一下天线，或者打开电视机后盖，用万用表和焊锡枪捣鼓一番，图像就恢复正常了，当时我对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来看报纸他从不赶我走，只是说别把理好的报纸翻乱了，大概觉得其他孩子都不来看报纸，只有这孩子来，应该是一个可造之材，那些首长们可是每天都要看报纸的呢。
可能也是因为常看报纸和书吧，我在中学时语文成绩还是不错的，是班级里的语文课代表，作文还曾被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但这点长处当时根本没法拿来吹牛，大家崇拜的是长得帅，体育好，或自己会组装半导体收音机的同学。
从1978年的年初开始，我就离开乡下回城复习了，这时也不管工分不工分的了，父亲在此紧要关头也表示了理解，允许我回到家里复习。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拼了命地日夜看书，做题，中午也几乎不休息。这在我来说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不知什么原因我中午吃饭后比较容易犯困，总得放平身体，闭上眼睛休息半小时才能缓过劲来。
好在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六月底左右，我们回到公社报名填表，然后就在7月中旬，到临近的瓜沥镇上的某个中学的教室中解答试卷。文科考了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五门课，其中数学考得最差，记得好像是只有17分。
考完之后的等待消息是最难熬的时间，这时我们基本上都在乡下大队里干活，但干得都有点心不在焉，因为在九月底之前陆续听到有些知青被录取了，在哪个地方的哪个学校，进了什么专业，他原来是哪个中学的学生等等，消息越多越让人焦躁。
我倒无所谓他们考上了什么学校，主要就是想这下他们轻松了，不用再忧虑干不动农活，赚不够工分，也无须再担心今后的前途了。
在我来说还有一点，就是落下了很多工时，工分亏空了很多，估计接下来分口粮都不够吃的了，得开口向父亲要钱，心里非常焦虑。就这么天天心神不宁地盼啊盼，不经意之间的一天中午，有个邮递员上门递给我一封信，是那种常规格式的信封，黄褐色牛皮纸的，下面有印制好的“杭州大学”字样，手有点颤抖地撕开信封，就看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记得当时是在门外收到信的，不远处通往公社办公处的路上正有两位在隔壁大队插队的女知青正往公社走，我就看到她们都回过头来往我这边看，一边指指点点，一边交头接耳，我才意识到可能她们听到了我的欢呼声，于是也向她们挥手致意。
这个情景好多年后都一直保存在记忆里。因为在其后的好多年里，尤其是到大学读书后的前两年，另一个情景总是不期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那就是在同一个场景中，我眼巴巴地望着从公社延伸过来的小路，但邮递员一直没有来，最终我没有考上大学，以后又要每天出工去干活，而多数的农活对我来说真的很累，况且又这么长时间没有去干过活了，真的有点干不动了……眼下因为没有挣到起码的工分，口粮只能分到一点点，过了秋天我将不得不向父亲要钱，而父亲到时肯定会骂我一顿，因为上一年冬天第一次高考失利以后，父亲曾提议我去当兵，这是他能帮我的唯一途径，但我拒绝了。以后的前途又在哪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还是幸运的，没有正面遭受十年动乱的损害和苦难，而在人生迷茫和无力挣扎的紧要关头，又有邓小平这样睿智而有魄力的人物力挽狂澜，将中国历史发展的船头扳回正确的航道上，使得我们这种既弱又呆的落水书生，赶上了一波安全归岸的大潮，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在总体上被照耀在温暖的阳光之下。
感谢上苍，感谢在这段历史中，为中国苦难命运的改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的无数人！
【回音壁】
董春晓：@黄仕忠 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在网上发表，因为最初你说要出书时，我想那也不错，很合乎你的记录历史的初衷，我的文字也不会那么显眼。但若要发到网上，就会有无数人看到，而目前我看到的群里所写高考文章，不管从社会和个人角度来说，基本都是比较“正能量”的，最终大都给人以美好的感觉。但我这篇文章就有点另类了，可能灰暗消极的东西有点多，但如果你觉得对记录历史的大格局有所裨益，那就发吧！这个世界，说到底本来就有的是花朵，有的是枝叶，既然如此，那就顺其自然，就像你曾说的，大狗可以叫，小狗也可以叫。
黄仕忠：唱唱赞歌，写写趣事，是很容易的。把内心的伤痛展露给人看，却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很佩服你能写出来。[玫瑰] [玫瑰]。
春晓以他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情感，让人共情。这样的文章，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因为这是把所有经历过、并且一遍遍在脑海里重现过的、在噩梦中反复出现过的画面，记录了下来。都是真情的凝结，这便是它的力量所在，直接越过了修辞，直裸裸地撞向人的心灵。——有人在轻松写作趣事，有人则是呕心沥血。这两年我自己也写些随笔，同时也在重新理解何为真正的“文学”。
施建华：好像在看纪录片，历史回放，仿佛就在眼前。[微笑]。
尚建：@董春晓“有一次我借房东家的小粪桶担去参加田间施肥，挑着大概九十斤的担子在跨过一个沟渠的时候没有掌握好节奏，结果两腿跨在沟渠之间进退不得。”——这场景后来怎么了？有没有和两桶粪一起跌入沟渠？[坏笑]。
董春晓：@尚建 没有啦，农民兄弟尽管笑你，最后还是会帮你的，他们两个小伙子各拎一个粪桶，就把我救下来了。[呲牙]。
吴朝骞：读了春晓的故事，意料之中，他讲了插队的事，父亲的事，高考的事。
我对春晓互相算是比较了解的。我们都在7组，交往自然多一些，小组聚会、郊游、打球等，他都是热心参加者。他干事有条不紊，考虑周全；对人诚恳真心，友爱有礼。读书时，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才放下，那认真钻研的劲头，我自愧不如。但给我的感觉，他总是放不开，即使在最容易释放的球场，他也显得腼腆拘束，绝少看到他开怀大笑的样子。
毕业之前，我们在西湖边有过一次长谈。那天晚上，沿着杭州西湖秀丽的堤岸，迎着习习的夜风，边走边聊。临近毕业，想法很多，话题很多，既有对未来的设想，也有对社会的认知，还有对同学的信任。春晓第一次向我讲了他的家。他母亲早逝，父亲强势，他形成了比较内向的性格。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只告诉他，家家都有不如意，要学会放下。那次我们很晚才回到寝室。
刚毕业时，同学们经常互相写信，沟通彼此，交流感情。春晓有一封信写到：“那卷毛，那眼睛，那笑起来像饺子的嘴巴，那身一扭、头一歪的骞相，一切使人难以忘怀。”写出情书的赶脚，是可以交心的朋友。
春晓不容易，自己的故事，以平和的心态，平常的笔法写出来，是一个突破。这次慈溪杨梅行，我见到了一个比之前活跃、比之前爽朗、比之前阳光的董春晓，特别高兴。
董春晓：@吴朝骞 谢谢朝骞兄的支持！[抱拳]。相比之下你就是一个阳光男孩，特别爽朗，特别通透，特别放得开，非常欣赏和喜欢你的个性，但愿以后能尽可能多的学到你的优点。[玫瑰][呲牙]。
吴朝骞：[抱拳]彼此学习！
尚建：读春晓的故事，真觉得小小少年真不容易，本该好好读书的时光，却有那么多忧愁。要承受无法承受的农活、要担心工分不够换口粮、还要为自己晒不黑的肤色发愁。直到上大学以后，还会重复一个虚拟的收不到入学通知的梦境，可见长时间的忧虑和压抑，在心底有多沉重的阴影。
在七组，春晓是很安静的男生，说话也是很严谨很腼腆的样子。小组会时，就算朝骞、建华、青稚等闹翻天，春晓还是笑得那么斯文。
直到2018年同学会，忽见春晓冲上舞台，高唱“今日痛饮庆功酒”，惊讶了！终于见到了一个率性、开朗的春晓！
很多事就那么不公平啊，春晓要为晒不黑的皮肤发愁，而我当年每次回家，同学和邻居都会说：那个尚建啊晒得墨墨黑、墨墨黑！我都恨不得把头包起来。[坏笑]。
吴朝骞：@尚建 我好像从来不会为晒不黑发愁。读大学时黑透了，许贺龙都叫我非洲人。[偷笑][偷笑][偷笑]。
尚建：我生来就没白过，一晒太阳那就不是一般的黑。[偷笑]。
董春晓：可见世界不是平的，各家都有各自的愁啊。
张玲燕：董春晓瘦瘦弱弱，我很有印象哦，第一个学期我还帮董春晓洗过被子还是缝过被子啊？好像是洗被子。
读春晓的文章，眼前展现出一片高高的络麻林，每次到杭州过了绍兴之后就是一片络麻林，然后才能看见钱塘江大桥。我那时就对这片络麻林充满了好感和向往，读了春晓的文章，才知道收割络麻这么辛苦的。
春晓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不胜劳动但努力劳动着的知青形象。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知青类型，他们一开始都像春晓那样，努力地劳动，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不仅很难适应农村的高强度劳动，同时也无法养活自己。最终一部分人只好倒流回城，回了城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四处奔走，尽力糊口；另一部分就继续在农村苦熬苦捱，女的大多嫁为人妇，男的或上门入赘，或自立门户，或单身一辈子，这是大部分知青的生活状态。
春晓的文章有几处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其一是在田头被农民调笑。正如春晓说的农民们本无特别的恶意，田头生活单调枯燥，开开玩笑调剂调剂，但问题是田间劳动是强者的天下，弱者就很容易沦为被调笑的对象。大家开心了，被调笑的人会很痛苦但还不能表示出痛苦。其二是春晓为了他的白皮肤变黑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让人嘀笑皆非，欲哭无泪。其三是春晓上了大学还梦见自己站在田头苦等高考通知书而不得，读来嬉笑之后有几分心酸。
朱承君：羞涩的神情，纤细的胳膊腿，永远晒不黑的皮肤，挑着粪桶在沟渠上进退不得的囧态，被村民嘲笑时的无奈，对养不活自己的忧虑，面对严厉父亲的低声反抗……春晓的文章真情动人。
每次路过萧山，见到车窗外成片的络麻地时，总会想起小时候收络麻剥络麻的情景，没想到春晓兄曾经也在络麻地里穿梭过。
陈建华：读春晓的文章，有两点感受：一、时隔近半世纪，下乡插队也仅那么点时间，却能把干过的农活和干农活的场景描摹得如此细致而清晰，至少说明春晓同学当年接受再教育的心是虔诚的、劳动态度是认真的。二、“白斩鸡”的形象简直了，想想，要把他这一身的细皮白肉晒黑变糙，萧山的太阳也不容易。难为了萧山的太阳了。[偷笑]。
沈卫东：和春晓同学同宿舍应该有两三年吧，印象中的他白白净净，还有一点腼腆，平时话语不多，但是宿舍辩论或争论问题时，也是激情飞扬，面红耳赤的。春晓喜欢体育，篮球打得好，这点二班的同学应该有更多的描写。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和春晓约了打羽毛球，别看他身材纤细瘦弱，爆发力可是不小，手上功夫如其人一般细腻了得。春晓同学后来到南师大读研，曾经到我工作的大学来找我玩过一次，我却没有去他学校找他玩，这成为后来许多日子里常常念叨的憾事。
曹布拉：我有一个发现：多子女家庭里，如果父亲比较强大，长子往往是受“压”最多的一个。因为父亲总是以自己的模式来打造长子，求全责备，必然责之过严。春晓似乎就处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长大。倘若天生有一副强壮的体格，倒还可跟强大的压力叫一下板，可春晓偏生生来瘦弱，故很难在艰苦繁重的农事中获得自信——而这种自信对于青少年的成长非常重要。
春晓的回忆中十分细致地描述了他那时的无助、迷茫、不知所措甚至走投无路的精神痛苦。但最终，自己的路，还是靠他自己顽强地走出来了！
读春晓的文字，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精彩的故事。感谢春晓的奉献！
董春晓：谢谢布拉兄的理解！其实我们都是因为赶上了幸运的时代，加上被逼无奈，最后挣扎上岸的，个人的事情在时代大背景下真的太渺小了。谢谢仕忠兄的鼓励和提点，不然我可能不会写这篇文章。我的文字主要是给仕忠兄的写历史一个多样性的注脚。
郑广宣：读春晓的故事，有一幅图景挥之不去：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络麻地里，一个身材与麻杆差不多的白面书生，吃力地拔着络麻，他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麻地，按说这大片的、郁郁葱葱的络麻，应该是很美的，也应该有收获的喜悦，但是这收获和喜悦是人家的，在这白面书生眼里，除了累，除了无助，还有这辛勤的劳作工分还不够分口粮的担忧……
春晓的父亲是军人，我接触过很多像春晓父亲那样的军人，他们严肃，正统，满脑子革命思想和军队作风，对下属是非常严厉的，他们坚信，稀稀拉拉的队伍是不能打仗的，战士必须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但他们大多对自己的子女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像春晓父亲那样这样严格要求子女的，真的不多。
春晓读研后进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我们算是有点接触，但不多。感觉还是那样默默工作，不大有声响。
春晓的岳父是浙江出版界的老前辈，也是权威，一直担任高评委的主任委员，我们都对他很为敬重，因为我编了几部有点影响的古代文学方面的图书，其中有几部曾请他代为审稿把关，因而跟我比较说得来，一次说起春晓，他跟我说，这个人太老实了。春晓就是一个不会耍滑头踏踏实实干活的人。
倒是在春晓退休以后，每年总有一两次跟春晓一起打乒乓，还一起外出活动，诚如吴朝骞所说，看到了“一个比之前活跃、比之前爽朗、比之前阳光的董春晓”。祝愿春晓及我们全体同学都能在活跃、爽朗、阳光中度过我们的退休生活。
卓玛：朴实的文字，真实的乡村风情和知青生活，尤其是春晓独特的个人经历，读之令人动容。我感觉，善良斯文的春晓，近几年变得开朗了，真好！
张子帆：毕业后，曾经在春晓的编辑指导下，写过一本有关电影的小册子，好像是一套丛书中的一册，记得志毅参与了策划，并把我推荐给春晓，于是就遇上了一位工作仔细较真的编辑。这应该是他在出版社工作时的事情。
杜文庆：俺跟春晓非同组，却同室，因为俺们都是本组“多余的人”，都被编入了“联合国”。朝夕相处四年，感觉春晓同学长得文气白皙的同时，确实有点文弱。原本俺以为，自己天生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没想到，在他面前是小巫见大巫了。
入学之初，他看俺们几个从农村出来的，个个能吃能睡，十分羡慕。而俺们几个呢，则见他有时餐后摸着肚子，怪自己的肚子不太争气，迟迟消化不了。以这般“娇贵”的身子去乡下接受“再教育”，真是难为他了。好在他最终把握住了机会，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此外，春晓兄待人彬彬有礼，羞涩谦逊得有点可爱，看得出从小有良好的教养。刚进大学，俺完全讲不了普通话。比如，将吃饭的饭，说成了Huan。他一一帮我指正。在他的帮助下，加上后来学了汉语拼音，俺的普通话才慢慢赶上来。
今年6月中旬，跟他及其他几位大学同学在慈溪摘杨梅聚餐，俺再次说起此事，表示感谢，他倒反而表示歉意。[捂脸]
方一新：春晓兄描写的下乡插队生活，读后很有同感，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在农村生产队里和农民尤其是壮劳力并肩劳动，压力会有多大，确实不是一般在中学学农时的辛苦、劳累所能比拟的。瘦弱的身躯，麻杆一样的胳膊腿，蒙受“不黑之冤”的皮肤，在黝黑壮硕的农民兄弟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读春晓的文章，眼前浮现出这样的人物形象，既有几分喜剧色彩，更多的则是时代造成的无奈——本应在大学课堂里深造的，却不得不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日晒雨淋……
看到春晓在父亲所在的空军医院收发室读报纸的情景，不禁会心一笑；想当年，读初、高中时，吃过晚饭，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去台州地委大院的传达室看当天的报纸，特别是《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每日必看，一天不拉。
大学期间，跟春晓交往最多的就是每天下午一起打篮球，别看他文静瘦弱，但在球场上却很灵活，不跟人硬抗，而是以巧取胜，尤其擅长以假动作过人、投篮，投篮还相当精准。
杜文庆：@方一新不黑之冤，这四个字用得太好了。不愧是语言学家。[强][笑脸]。
韩兆铭：春晓是大学生时代唯一与我打过几次乒乓球的人。他下乡的年份与我差不多。他对农村的生活写得那么生动细腻，使我很吃惊，说明那段生活对他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郑广宣：@方一新当年知青下乡，有不少人都曾遭“不黑之冤”。我从部队回来到生产队劳动也享受同等待遇。[偷笑]。
陈建新：读了春晓大文，很有感触。先套个近乎，春晓插队的党湾公社，是我老家附近。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和叔叔、小姑，离开了老家党山镇沙北村（现瓜沥镇中沙村），进城谋生，没想到和我同室三年的小兄弟，居然在我老家插队啊。[偷笑]。
络麻地我也熟悉，当年萧山种植络麻，杭州往东北从三堡开始也种植大片络麻。我小学时，邻居大哥到三堡捉蛐蛐儿，回来就称他的厉害蛐蛐儿是从“三堡络麻地”抓来的，可我年龄尚小，家里不会同意我去三堡，所以对络麻地心向往之。
直到进工厂买了自行车，有一次突然来了兴头，约了同事骑车到七堡络麻地捉蛐蛐儿。就是这个辰光，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把自行车停在路边，钻入络麻地。里面密不透风，但能听见蛐蛐儿弹琴的声音，叫声缠绵动听，我们顺着声音就能找到蛐蛐儿，那一天大丰收啊，抓了三十多只蛐蛐儿。[偷笑]。
但我一直不清楚络麻最后收割过程，看了春晓文，如读教科书啊。
春晓说他的文章太“负能量”，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视角很好。青春固然美好，但青春遭到不该有的折磨当然也应该写出来。我和春晓一样，从骨子里讨厌体力劳动（懒人本性吧[偷笑]）这一生，能避则避，能躲就躲。所以我至今赞叹很多人的创造。都说人类历史的前进是由懒人推动的，我觉得真是真理，可惜我辈只享受了别人的创造。
樊诗序：春晓的文章画面感极强，施墨不多却如临其境。就如春晓其人，话不多，却总是表达得生动透彻。
读了这段回忆，才明白为什么他身上总有那么点淡淡的忧伤。母亲早逝留下的心理创伤是常人很难体会的。接踵而至的广阔天地磨难更如雪上加霜。群中知青不少，但是像春晓这样有工分压力的，似乎不多。来自家庭的(有时也是发自内心的)要求你经济自立的压力，经常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我们的父亲绝大多数不懂教育，更不可能在身体和心灵上关心孩子。在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下，慈母承担起了爱护关心孩子身心的重任，一旦她缺位了，对年幼的孩子而言无疑是场灾难。
春晓不易，我们大家都不易。幸好有了高考，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
诚如仕忠所言，读着大家的文字越来越有读史的感觉。毁而复兴的高考对我们这代人的意义，尽显在这砌墙式的史志和“注疏”中了。
董春晓：谢谢老樊兄！[抱拳] [玫瑰]。你总是能那么准确地感受到一个人的心理，并给予他们温暖的抚慰。关于母亲缺位对我的生活和心理的影响之大，你是第一个深切指出的人。[抱拳] [玫瑰]。所以我一向来非常钦佩你的高情商的生活智慧，那使得跟你接触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你所吸引，被你折服。我一直都记得你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天总是下雨，但你还是热爱生活。谢谢老樊兄。[抱拳]。
张玲燕：老樊说得有理，自古以来，男子承担着成家立业的重任。所以男知青下乡，不仅要适应农村劳动与生活，而且要胜任农村的劳动与生活，否则，立业成家都成问题。在这一点上，晓芳、尚建和我都没有春晓对插队落户前途那份悲观与惶恐。
陈建新：老樊说得对，只有严父而无慈母，造成春晓对世界的一点点消极对抗。但这严父太严，反正比我父亲严多了。同情春晓。[拥抱]。我们同室三年，却没有机会如此深入交流。现在这一课补得很好。
樊诗序：@陈建新 以懒人之心度勤者之腹。[呲牙]。人家是想大有作为的，只是体力、技能跟不上而己。哪像你能躲则躲，能避则避。[偷笑][偷笑]。
陈建新：我运气好，这辈子躲过了这样严酷的劳动改造。[偷笑]。
金健人：春晓那么正能量的回忆录，还怕不够正，那是因为家里老革命的爸爸把标准定得太高。竭力要把自己晒黑，也为的是给老爸看。尽管没在老爸身上着墨多少，但好像到处能看到老爸的影子。
樊诗序：所言极是。春晓一笔带过的地方，往往能读出很多东西。
董春晓：谢谢健人兄的评论。[抱拳]。果然还是那么老辣，一针见血，我整个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对父亲的恐惧中度过的……
陈建新：读春晓文的另一个感受是他父亲的形象。以前在读书时，忘了谁告诉我，他是后妈带大，我当时觉得很能理解他的有一点孤僻的性格。今天才知道，造成这样性格的原因是他父亲。一个老革命的父亲，当然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看上去也是很严于律己的，但这类革命者恰恰保留了中国传统的不民主的特色，尤其对孩子；思想中多了很多阶级斗争的内容，但同时又少了很多人性的东东。春晓的父亲很典型，这种特点还影响了春晓的性格。幸好那段历史没有再延续十年二十年，国家之幸也，民族之幸也，也是春晓之幸也。[强]。
董春晓：所以我由衷感谢邓小平先生。不然我不知道以后的命运会怎样。
任平：对络麻杆的兴趣，源自小时看了电影《宋景诗》，那时我家住六和塔山上今浙大之江校区。小孩分“山上派”和“山下”派。两派时常打架。看了电影后的一个想法是，一定要有一面旗帜，像“黑旗军”那样。各派有“司令”，行动有指挥。我是山上的，司令是“老牛”王岳洛，其父是物理教授王锦光，其弟是后来竭力反对三峡工程的美国华人科学家王洛夫。
得司令“令箭”后，我即用旧报纸写上“黑旗军”，找根络麻杆扎上，便成为山上派的军旗，于是浩浩荡荡向山下进发。
山下的司令是陈贤达，其父是原之江大学教务长，一解放去了美国。贤达是体操好手，膂力非常了得，所以山下小孩也拥戴他。他也是画画好手，中学时我们一起画了不少画，去年他从美回杭州，还特约了我们几个人畅饮。——杭州附近凡络麻地，大都去光顾过，剥了皮主要是为了取得白花花的杆子。[偷笑]。
陈建新：之江校区要找络麻杆，可能要过江吧？
任平：@陈建新 找络麻杆是后来的事，那时麻纺厂收购，所以杭州到处都种络麻。
张玲燕：杭州一带种络麻，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那边纺麻线的很多，有手摇的，有机纺的，应该是帮麻纺厂加工的吧？我很喜欢这类手工劳动，但居民区把它当做“扶贫”的项目，双职工家庭得不到这类活儿，我就跑同学家义务帮他们纺麻线。
陈建新：杭州的络麻主要供浙江麻纺厂做原料，我妈妈就在这家厂当工人，我去过她的车间，亲眼看到麻绳如何变成麻袋。但收割络麻的过程一直不清楚。
张玲燕：春晓那样类型的知青，如果不倒流回城，他日后在农村的生活，非常艰难。自己的体力不胜艰苦的劳动，物质生活自然得不得保障与提升；精神上还要被农村人看不起，田间娱乐往往就成了被人取笑的对象。
樊诗序：是啊，农村素来少文化生活素材，知青去了，就像部队来了新兵蛋子，一下子多了许多可供取乐的素材。
陈建新：强悍如健人，不可能被农村小青年欺负。我去就很难说了。就像小学和中学一样，男性以身体的强健和性格的强悍称王，弱一些的，总是会被人欺负。
任平：也套个近乎，春晓在美术出版社，我觉得可以在他那出一套书，于是想了“现代艺术丛书”，其中“笔歌墨舞”本人著，当代建筑请胡志毅著，绘画子帆著，后来春晓离开出版社，有几本就没有继续，象棋牌已经有书稿就“烂尾”了。主要是我没有抓紧做。
春晓编的《笔歌墨舞》是我在浙人美社的第一本书。
张玲燕：在我们那边，农村人有一个形容春晓那样的人叫“白蟹先生”，白蟹就是梭子蟹，方言念“ha”第四声，指正常的肥硕的梭子蟹；念第一声，指的是空壳的梭子蟹，也就是指肤白体弱、不胜劳作的人。
我院子里有一个老先生，原来是药店倌，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他回家劳动了，工分一直就6分上下，好在后来成立了政治夜校（农民夜校），他在夜校里教高中语文，拿点社分补贴家用。政治夜校里还有一个老师，原来是小学校长，57年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他也是村里人口中的“白蟹先生”，也是靠政治夜校的社分补贴家用。
董春晓：我下乡的地方，他们好像叫我这种人为白脚杆，杆字念“光”。[呲牙]。
郑广宣：是的。绍兴话都这么说，萧山方言基本同绍兴话。
张玲燕：也很形象。[偷笑]。
方青稚：没想到谦谦君子董春晓吃过这么多上山下乡劳作的苦，体力的苦和内心的苦。现在娓娓道来，不急不躁，枝枝蔓蔓，甚是写真。春晓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金树良：春晓兄的文章哪有什么负能量啊？我读来感觉是满满的正能量哦。真实地表现了一类知青的生活和思想。
在校期间与春晓交往不多，这次慈溪之行有幸同居一室，交谈之下才有所了解他的往事。真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啊。
吕立汉：我们年级的同学大部分都有农村的经历，要么是地道的农民出身，要么是有过“知青”的经历，因此读同学们的回忆文章很有亲切感，也很容易引起共鸣。春晓的回忆文章打动了我，他很有勇气地写出了自己“插队”时的种种不堪，很难得。这不是负能量，是一个时代社会风潮在春晓兄身上的具体体现。
我们村里也接收过最早上山下乡的一批知青，多数属于春晓兄这种类型，农村劳作一时难以适应，农村生活也一时难以融入。像张玲燕这样的“强者”毕竟是少数。
春晓兄文章中提及的“上海知青”，也是一种类型，插队我们村里的那一拨知青当中也有类似。此类知青最擅长搞关系，在村里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啥都会做。因为他做人“活络”，没过两年就招工回城了，临走时还拐走了村里的一大美女当老婆。又动用他的关系帮美女读上了中专。而那位老实巴交的知青在我们村整整待了5年，感觉他在乡下始终不适应。要不是小平同志复出，恐怕春晓兄还得在农村再煎熬几年吧。但最终，我相信他老爸还是会把他解救出来的。
赵建中：我曾经与老杜上下铺，也曾经与春晓上下铺。印象中春晓不像其他杭州同学每个周末都回家，而且有时回去了也会早回来。我曾经感觉到春晓的敏感、容易冲动，现在想来，也可能与他的经历与家庭环境有关，而他在体育运动中的全身心投入，或许就是一种解脱。
尽管如此，当时我仍然能感受到春晓内心深处始终留有的阳光与善意。他的脸庞，也是有时候有些阴郁，有时候却非常明媚。
读了同学们的文章，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没有最苦，只有更苦，——而且是物质匮乏与精神压抑的双重痛苦。还好高考给了拯救我们的机会。
春晓的文章十分动人心弦，对他自己是治愈，对其他读者也是。什么是好文章？这就是。一味地高亢嘹亮，或一味地苦情，都不是。
董春晓：建中兄提到了我的一个弱点，容易冲动，而且还注意到我不太回家，吾兄的观察力确实了得。[强]。
岑宝康：早在“联合国”与春晓同处一室时，只觉得这家伙措辞规范，语音标准，由此给人口齿伶俐的印象。我曾暗暗感叹，城里人到底不一样。后来处久了才意识到，所谓囗齿伶俐背后所蕴藏的是缜密和机智。
虽知道春晓下过乡，但不甚了解他所经受过的磨难。对我来说，回乡务农只是从沟里捉泥鳅到田里种稻的区别，而对春晓来说，是从六公园到桑麻田狐反差。资源错配，难为他了。
张玲燕：@宝康 是的，所以下乡青年的失落感和谋生的艰难度,远远甚于回乡青年。
岑宝康：@张玲燕 一个是自然转换，一个是颠倒反转。[呲牙]。
朱承君：宝康的资源错配和自然转换、颠倒反转一说甚妙。
张玲燕：宝康的资源错配和自然转换、颠倒反转一说甚妙。 1
郑广宣：宝康的资源错配和自然转换、颠倒反转一说甚妙。 2
董春晓：@宝康 因为那时都各自乱忙各的，所以相互之间的印象也有点“错配”：你以为我缜密规范，我感觉你丰富多彩；其实我很情绪化的，而你表面的风风火火之下，倒是真的理性缜密，后来让我们见识到一个不在职的哲学家的风采。[强] [呲牙]。
叶晓芳：春晓的长文，沉郁、坦诚，是在用极大的勇气倾诉，也是心理疗伤。愿从此忘记，放下，恢复本真自己。
玲燕说得对，女知青没有成家立业养活自己的压力，挣不回口粮，家长总会兜底的。我返城时欠了队里五六十元，是拿家里的钱去填的。
吴存存：又一次感动！看来绝大部分同学的上大学前的经历都比我艰难也有趣得多。
魏丁：有好多共同的经历，尤其是下乡这段。小疑问是75年福建那个李老师给上级的求告信被朱批后，知青下乡每月有5元补贴，还有30～60元建房费，萧山没有么？余杭这边是有的，建房费拨到大队会计那里，补贴按人头由县知青办划到公社，半年发一次。在一个壮劳力日工分0.28元的地方，每月领5元知青补贴，基本生活有很大缓转的余地。
董春晓：@魏丁 每个月从公社领钱？这个好像没什么印象，那时五块钱在乡下也是一笔大钱了，不会轻易忘掉的，要么萧山采用了其他补贴形式也未可知[抱拳]
张玲燕：有这种事情吗？我就知道下乡的时候，可以买一点生活用品，譬如我们那边，经常能拿到一个小巧的菜橱。至于5元一个月，从来没有领过。
魏丁：所以有段时间我这个外地青年成了“孙家塘的李嘉成”，不光有知青补贴还有代课老师的工资每月5元。经常有人上门求告5角、1元救急。
张玲燕：可以想象你那个时候有多神气。可见这笔钱都被各地知青办卡扣了。
董春晓：附议。[呲牙]。
魏丁：我的建房费被大队咪了。我借住在一户人家里，户主是个被逃婚的男人叫孙阿毛，还有一个老娘。老奶奶对我真好，啥活都不让我干。我给阿毛买整条的雄狮牌香烟抽，在整个邱桥大队引起轰动。
张玲燕：建房费咪了也还说得过去，譬如我住在一个地主房子里，地主逃台湾去了，房子实际上大队管着。但生活费在哪啊？
董春晓：确实是有房，但那是公有财产，并不可以归个人处置，每月五元那就不好说了。[呲牙]。
张玲燕：董春晓到了萧山有房子的？回乡啊？
董春晓：是知青房。估计是用魏丁说的建房费建造的。
张玲燕：这就对了，知青房大队建的，拿走你的建房费这个说得过去的。问题是每月5元的生活费在哪啊？
魏丁：建房费就是政府拨建知青房的费用。
张玲燕：我住的地住房，前前后后住过很多知青，基本上没有一个留在农村，大部分倒流，有几个招工回城。
董春晓：那时候普遍贫穷匮乏，拿走上面拨下来知青钱也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可以认为知青家里比他们更有钱啊。[捂脸]。
魏丁：这个，很可能是的。
张玲燕：问题是，知青钱不会是拨给大队的吧？这个应该是知青办的事情？
樊诗序：@张玲燕 没有知青房的地方，下乡知青可获批60平方宅基地。你享受到了吗？
张玲燕：@樊诗序 没有，一般女的最后总要嫁人，嫁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男知青，最后结婚，大队要负责解决住房的。
樊诗序：我弟弟小钢在我父亲的生产队插队落户，批得60平方宅基地，房子自建。他回城顶替母职，房子宅基地并未收回。
张玲燕：这么多知青下去，大部分倒流回城，女知青一旦嫁人，所有优惠同时取消。只有小部分男知青成家，大队必须给解决住房问题。我一个女同学，和我同时下乡，她那个大队书记很想让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一嫁，就可以把她的住房自留地都归入自家了。但我同学解决不肯留在农村。
袁昱明：春晓写了两种叙事和两大悖论的纠正。春晓的经历，也是大叙事中套着小叙事，小叙事细化、丰富或放大了大叙事。
作为出生革命军人家庭的春晓而言，他没有在对面被运动冲刷，但却在此岸被波及：上山下乡，以及比运动更可怕的自虐式革命——来自父辈。脱胎于父本的自然属性——皮肤白——成为政治属性，因而要被消灭。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自虐必然带来自戕。
春晓描述了他苦行僧式的“自我革命”以及陷入的道路迷茫。
第二个悖论发生在从理论出发的父辈与务实农民的价值对立。这就把那个时代的内在尴尬表现出来，通过新版“父与子”的故事。
——父辈们要“白斩鸡”儿子晒黑。
——农民们却防晒，以白为美
这《白与黑》的政治美学冲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在脱离人民群众，乖离父子天伦，违背人情常理，黑白颠倒。这不是二律背反，是悖乱。
总算，高考把春晓兄拉出这样的迷乱和困苦，对于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对于467万上山下乡青年中的英才来说，那话儿结束了。无论从左的方面或者右的方面。
简言之，高考把历史上的两大悖论纠正过来，这才是我们参与其中并回忆的叙事的价值所在。
看了春晓兄的文字太感慨，不写几句打油诗难以自已：
昔人边塞守役徭，主任送儿城南郊。
麻杆一枝比臂细，腿卡两岸压粪挑。
农夫肌黑更遮腰，逆子肤白不学好。
忽闻朝廷春闱开，自举茂才也天骄。
方青稚：那时视白为罪，现在哪个不以白为美？[捂脸]。
沈澜：高屋建瓴啊，同学们的点评都可成学术论文了，而我还没读文本，好像在看电影前先看了影评。
张玲燕：@沈澜 当年老师说过的，看名著，前面的导读很重要。[偷笑]。
郑广宣：@沈澜 当年老师说过的，看名著，一定要看原著。[偷笑]。
方一新：吃主菜前，开胃的菜要先吃。
董春晓：昱明兄的分析总是透彻到事物的本质层面，所以我认为你的美学和社会学点评都是提升到哲学的思维高度的。[强][强][强]
沈澜：导读和前菜对我理解文本确实大有益处。文章太有带入感和画面感，联想到了小时候一直严格要求我的父母，受“不黑之冤”的我哥……也庆幸自己高中毕业时，知青下乡成了历史，不然我也很可能成为一个落后劳动者，因为中学学农时，哪怕紧咬牙关，默诵一万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细胳膊细腿还是不听话啊。
张玲燕：@沈澜 读初中的时候到农村参加双抢，大部分同学都溜回家了，我咬着牙齿，坚持每天出工割稻整整七天，这七天扛下来，让我对后来下乡劳动有了底气。[呲牙]。
袁昱明：有一个细节很有同感。兄台晒不黑，我是水牛不出汗。学农劳动大家都出汗，有两个蒸笼头，没干啥活，头脸下雨一般，老师表扬。我要上进啊，干死了不表扬。所以“董不黑”边上还站着个“袁无汗”呢……
方一新：昱明累死无汗，春晓干晒不黑。[破涕为笑]。
许贺龙：春晓兄的文章又掀起了一波回忆农村劳作场景的高潮，看来我们这拨人无论出身农村还是城市，都与农业有不解之缘，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那个年代的重要标记。
作为出身农村的土包子，在上大学前我也经历了农业劳作的磨砺。与春晓兄相比，有两点不同：他是城里下乡的“小白”，我是土生土长的“小黑”；他有与城里生活对比的失落，我则只是井底之蛙的麻木。用健人兄的“痛苦相对论”，我似乎应该感谢命运让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
吴朝骞：一早醒来，翻山越岭，登高望远。借着春晓的知青回忆，农村热、农活热，热度不减，我这个没有下过乡、只有“学农”经历的小白，自然插不上嘴。我的“小白”是符号，断然不能与春晓的“不黑之冤”比。在校时，随便球场晒晒，就成黑炭一枚，黑不溜秋，连农村娃许贺龙小弟都赞我是非洲老乡呢！
一新兄写昱明、春晓的对子颇有趣，细品觉得是否可以这样改一下：
春晓晒干不黑，
昱明累死无汗。
——见笑了，师门弄斧。
陈建新：对部分同学的农村生活，其实有各种角度可以审视。第一种是宏大叙事，那就是我把青春献给祖国，那里艰苦哪安家。第二种是青春回望，用曾经燃烧过的青春，来回望那段艰苦的岁月。第三种是着重于个人体验，尤其是知青下乡，因为强烈的对比，而滋吧那一种苦味，虽然历久但也恒新。所以同学们的回忆文章就有了各种风采，这是大好事。在我看来都是文学叙事，没有高下之分。[强]。——当然敝帚自珍，无论是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还是回忆文章，都很正常。
任平：下乡就是一个事件，一个背景。鲜活的生活与体验是个人的，写这些才有意思。
任平：赞同。写这些回忆，别先给自己定框定调，宏大也好，激情也好，贵在自然生发。
曹布拉：我笔写我心即可，也就是任平兄所说的“自然”。从中国传统文论来说，“自然”是极高的境界。
董春晓：@曹布拉 自然乃是最高境界。[强][强]。
陈建新：当然，评论首先是读后感，所以附和评论是基础，宝康是哲学派，他自然就会将大家的佳作上升到哲学高度。小袁是西方文学理论派，所以高度理论概括非他莫属。大多数同学都是读后感，也很正常。[偷笑]。
樊诗序：依敝人愚见，附和也好，感叹也罢，都是有感而发。上面应该一视同仁。至于是否带它们接受检阅，可以随意裁断。
任晓岗：正在读一本很费劲的书，一直告诫自己要心无旁骛，暂不参与讨论。偶看标示楼层的小红点，高楼万丈了，忍不住爬楼。
读完健人和春晓的记实文，其心路历程令人动心、动情、动容！然后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在校时，似乎大家对相互间的过往并不十分了解，似乎一切岁月静好的样子。可能是那年代、那岁数，同学们都目视诗和远方，对以往的苟且都不在意了。可如今捣鼓起来，健人兄的跌宕抗争，春晓兄的迷茫困顿，连书香门第的平哥也有想上墙写革命标语而不得资格的困境……回首一望，老矣？老矣！
金树良：晓岗说的是。感谢仕忠兄发起的这次活动，让同学之间增进了了解，更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
樊诗序：说了一大段，最后还是两声感叹！！
吕立汉：当年诗和远方结合最好的是贺龙兄的《走向坟墓》。
吴朝骞：春晓同学讲“有火热内容”的《朝霞》，我知道一二。它是我订阅的第一本文学月刊，这也是我当时每个月翘首以待的的阅读记忆呢！《朝霞》月刊是上海主办的，受控于上海市委写作组，主要是迎合当时政治主流，描写“文革”的战斗生活。很多后来的作家如余秋雨、钱钢、胡廷楣、陆天明等，都是从《朝霞》月刊走上文学之路。
董春晓：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本杂志是难得有点文学艺术性的刊物了
陈建新：我在读大学之前自费订阅了《人民文学》。《朝霞》，是一本不定期杂志，以书代刊吧？我现在想起来，是在新华书店买的。
张玲燕：我们进校以后《朝霞》还在刊发吗？
陈建新：进校后没了。1977年就停刊了.
郑广宣：【百度】：《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版,16开本。1974、1975年完整出版,每年12期。1976年第9期出版后,因为政治发生变化,以后就不再出版,本年第9期杂志,可以视为停刊。完整的《朝霞》杂志共有33本。还出版有《朝霞》丛刊,其中有些主要作品，杂志和丛刊同时发表。
陈建新：哦，看来我就买过丛刊。月刊没有看过。
作者简介：董春晓，1958年出生于南京，小学读书在安徽合肥市，中学读书在浙江杭州市，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浙江萧山党湾公社插队务农。1978年秋天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读书，1982年毕业后在浙江财政学校任教，1987年到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后进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2002年调到浙江财经大学任教，直到201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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