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历史学者对于1900年兴起的义和团，大都认定为“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这种认定，其实只在义和团的民间性、自发性角度上，说对了很小的一部分。这种认定，具有两种意味：一，符合后来“寻找到领导阶级”的政治寓意；二，使人联想到义和团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其实，恰恰正是这种时代主流观，使得义和团“乌合之众”的观念，在对这段真实历史不甚了解的后代一般普通人中突显出来；正是这种认定，回避开了那个时代声势浩大的义和团的真正领导者的责任。不追究领导者责任而说义和团“无领导无组织”，是一种历史事件的误读。
历史的客观事实已经多方面揭示，义和团是经过清廷独裁者慈禧允许下才遍及、兴盛于京、津一带的。也就是说，义和团的统一领导者便是清廷官僚体系。时人《高枏日记》说：“义和团呼刚（毅）、徐（桐）、端（王）、澜（载澜）曰大师兄，以下尚不闻以师兄呼之。”由于得到最高领导的认可，中国传统社会权势的特点就显露出来了：社会（限于京津地区）各阶层便出现了一种“趋炎附势”的现象。据史料记载，中枢内廷指示，让当时的各地方义和团至王府挂号。《庚子记事》说：“四乡人民皆练义和团，日至王府挂号，络绎不绝”；《永清庚辛记略》说：河北永清县专印票纸，“县属义和拳，每人发给一张，以别真伪”。这就形成了1900年夏各路义和团纷纷进京的浩大声势。现在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想象这种“排队领取认可证”的热闹场面。
这种领证场面其实是相当混乱的，其中必然会存在义和团真假、远近的运气性特点。
就义和团兴盛之时，朝野上下民间都有真、假义和团的说法，这是由评判标准一开始就具有了不确定性而决定的。
由于义和团获得朝廷允许，各阶层各势力纷纷打出义和团的旗号。就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推波助澜的大势所趋。据《文安县志》称：“庚子五六月间，拳匪遍閭里，纷乱如丝矣。有远识者，一村不习此术则斥为黑村，一人不习此术，则诬为教民，纠众为难，仇杀相继”。这种时势推着每一个人进入一种“洪流”的感觉，也许即使是现在的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同身受那种场面的。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时人记载：“官不论大小，民不论男妇，概信之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这是同一体被侵略的民族性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为这种大势作了命题。
就义和团的成分，时人记述：“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所谓保护门庭壮家声，恐受从教者之苦也。”天津杨柳青镇有个著名地主兼典当商，由于附近义和团经常向他派粮派款，于是他自己也设了十三个坛口，从此安然无恙。县官、衙役，甚至翰林院庶吉士都设坛招团。据《山西庚子年教难前后记》称：“拳民人数既众，良莠不齐，遂有游民土棍，以及教民混迹其中，结队成群，乘机滋事，扰害平民”。《拳时杂录》记：“先是无业游民练义和拳，后来良家子弟怕受拳匪扰害，人人都练义和拳了”。据佚名《庸扰录》记载，北京西宛平县义堂村的义和团“自成立之后，竭力保护本村奉教人。”
以上史料说明，撇开领导层的那些满清王亲国戚，义和团中有士绅、富户、县官、衙役、翰林院庶吉士、游民土棍、良家子弟，甚至教民，各种势力只在利用“义和团”这个称谓为自己服务。这种社会底层的现象，也反证了当时社会的上层现象：清廷在利用义和团。决策者对义和团的利用性，就这样以不是秘密的秘密形式不自觉地泄漏了出来。慈禧1900年6月发给南方各督抚的电报：对义和团“只可因而用之”，是不会对在京的义和团说的。
正因为清廷据有义和团这个排外工具的使用者和领导者地位，便决定了它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排外没有达到目的、反招致出逃的时候，剿灭义和团、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罪责推向义和团，是清廷唯一的手段了。虽然它在西逃的路上发布了所谓“罪己召”，但八国联军与清朝官员屠杀义和团的历史照片，让一般的后人偏向于相信排外的责任只在义和团了。义和团可谓兴也骤然消也骤然。
客观地看待义和团和清廷的关系，义和团的“抚清灭洋”只是对朝廷的策略，具有不真实性；朝廷的“认可”义和团也具有利用性。两者的互骗，只会产生一个结果，以权势者为胜——八国联军也具有趋炎附势性，它帮助了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祥小朝廷，并扶植这个为其所用的政权。
假如说此前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进步士大夫偏向于“自强”性质、在政治改革上帮助清政府，那么民间义和团恰恰偏重于“排外”反帝、在具体军事行为上帮助清政府，而清廷出于自身利益因素而对两者的打击，在国人面前展露无余，加速了其政权的灭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