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徐志摩，跃入读者脑海的除了《再别康桥》，可能就是他与林徽因、陆小曼的现代爱情故事了。后来又有人把凌叔华也收纳进去，用以呈现诗人多姿多彩的情感生活。不过，徐志摩的原配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桩文明离婚案的女主角张幼仪却少人关注。
关于张幼仪的人生经历，她自己说过，“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张幼仪既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同时又是徐志摩的父亲、徐氏家族大家长徐申如疼爱的儿媳兼养女。
在她的身上，既有旧式女子三从四德的忍耐，又有新女性奋发图强的态度。
她曾遭遇人生最沉重的怆痛，但她意念中那种执拗的力量，强大到最终助她华丽转身，成就了自己的商业辉煌。
张幼仪，字嘉玢，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张宅。
兄弟姐妹十二人，幼仪行八、姐妹中行二。但她母亲只说有8个孩子，因为是8哥男孩。
张家原先十分富有，到张幼仪父亲、名医张祖泽这一辈不复当年风光，但仍有些实力。
幸运的是张幼仪自己有着强烈的求知欲，还有疼爱自己的哥哥。
不到3岁时，母亲为张幼仪举行裹脚仪式，在第4天的时候被有着西方思想的开明二哥出面阻止，于是成为了张家第一个“天足”女子。
1912年，12岁的张幼仪被《申报》上一则关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招生信息吸引，
她的求知欲被彻底点燃。
在得到哥哥们的支持下，说服了父母，进入苏州第二女师范学校读书，接受教育。
该校重视女子教育，张幼仪也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
15岁那年，她嫁给了18岁的徐志摩，缘分源自一篇文章。
1913年春夏间，幼仪四哥张公权到杭州府视察时，对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印象十分深刻，文字洗练、书法不凡。
张公权打听后得知这名学生是在杭州府中学读书的徐志摩，其父为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
张公权十分爱才，当晚署本名张嘉璈写信给徐申如，期望徐志摩与他妹妹嘉玢成亲。
徐申如欣然回复：“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当年两人订婚，张幼仪时年13岁，在苏州第二师范学校读书；
徐志摩16岁，在杭州府中学读书。
1915年，两个懵懂的年轻人由家人操办，在硖石举行了气派的婚礼。
在张君谷写的《徐志摩的盛大婚礼》中，张幼仪貌美如花、气质娴雅。
新婚之夜，张幼仪想要 告诉徐志摩，现在她是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 好侍奉他们。
本想等徐志摩先开口说话，自己 再表露心意。但那一晚，徐志摩一句话都没说。
徐志摩对她的冷暴力，注定了这场婚姻的悲剧。
张幼仪与徐志摩待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婚后，张幼仪辍学在硖石徐家侍奉公婆，徐志摩返京继续上学。
1918年，张幼仪在硖石生下长子，同年徐志摩前往美国求学，1919他又转往英国伦敦。
一年后的秋天，徐志摩遇到了“一生的忧伤”林徽因，林徽因当时正随父游学英国。
当年冬天，张幼仪来到伦敦与徐志摩团聚。
三个星期以后，张幼仪乘坐的轮船驶入马 赛港。张幼仪看到徐志摩，心就凉了一大截。 她看得出来，徐志摩根本不想她来。
后来两人 乘飞机由巴黎飞往伦敦，张幼仪第一次坐飞机， 晕机要吐。
徐志摩就把头撇过去，嫌弃地摇着 头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话才说完没 多久，徐志摩也吐了。
张幼仪带着小小的怨气， 轻声说：“哦，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徐志摩此时眼里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张幼仪，她在《小脚与西服》的回忆录中说道：“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张幼仪还评价徐志摩说：“徐志摩一向是那么快活又随和，他是个文人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
住在波士顿的徐志摩每天早上匆匆出去，说习惯了每天理发，其实是与林徽因通信，当时他用家附近理发店对面的杂货铺当通讯地址，基本上每天都有信件往返。
住到波士顿不久后，张 幼仪再度怀孕，张幼仪说出怀孕后，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 打掉。”去哪里打胎呢？徐志摩也不管。
忽然有一天，徐志摩对张幼仪说，要带一 个年轻女子回来吃饭。
张幼仪以为，这是徐志 摩的暗示，这是他的女朋友，未来还有可能变 成他第二个太太。
结果那个小姐一来，张幼仪 却发现，这个看似很洋气的小姐，居然是小脚。
想到徐志摩对自己嫌弃至极，却准备把这样一 个小脚女人娶回家，张幼仪心里很不好受。
当 时，张幼仪并不知道，徐志摩在伦敦的女朋友， 其实是另一位。
后来徐志摩来问她对于这个小姐的看法， 张幼仪说，“这个，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 和西服不搭调。”徐志摩听后，忽然把一直以 来的不满情绪都宣泄出来，尖叫说：“我就知道， 所以我才想离婚。”
这次冲突之后，徐志摩就离开了。之后， 徐志摩果然成了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他离 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追求林徽因。
在巴黎投靠二哥张君劢期间，张幼仪给徐家二老写信，告知自己已怀孕并想读书，徐申如从此按月给她300块大洋。
在德国，张幼仪用这笔钱支付学费连同生活费。
她雇了一名40多岁的维也纳女子当保姆，并在保姆的帮助下，申请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1927年初，张母去世，张幼仪带着阿欢回上海奔丧并留在上海。
她先在东吴大学任德语教师，随后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她的公公加养父徐申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徐志摩在1927年8月3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老兄想必听过，还有一家云裳时装公司，专为小姐、娘儿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话吗？”
云裳时装公司开办不久，张幼仪接受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四哥张公权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虽然张幼仪学的是幼儿教育，但她还是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出任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 总裁。
这家银行状况不妙。之前经营这家银行 的人把钱都出借给亲戚朋友，所以银行里差不 多是一毛不剩。
这几位女士希望张幼仪能运用 张嘉璈的影响力，挽回银行的钱。
张幼仪告诉 她们：“什么律师都别请，银行已经够穷了。”
然后她说她会和债务人一起想想办法，看看能 不能想出一条让他们偿还借款的途径。
进入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之后，张幼仪每天上午九点整准时到办公室处理事务。
她固 执地将办公桌摆在银行营业大厅的最后头，这 样银行的全景就能一览无余，确保第一时间掌 握情况、解决问题。
当时的银行职员这样回忆道，“那年她约 40岁左右，腰背笔挺，略显高大，神情端庄大方， 有大家风范，她就在我们营业厅办公，准时上 下班，除接电话外，很少说话，总是专心看文件。 我经常要将报表和装订好的传票本请她盖章， 有时听到她打电话时用德语。”
在战乱年代，银行生存不易。1937年夏天， 日军入侵上海。当时女子银行差点倒闭。好多 顾客跑来银行提钱，银行现金短缺。
张幼仪只 好去用女子银行的办公楼去做抵押，换回了 四千元。
刚好又来了一个顾客，要提走这四千 元。这钱要是被提走，银行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这时张幼仪急中生智，请云裳公司经理作保， 写了一张保证书，向这位顾客约定六个月后连 本带利偿还。
对方表示：“如果是你张幼仪告诉我，你 担保这笔钱，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别人的话， 可是你講的话我信。”
就这样，张幼仪挽救了 这场危机。之后半年里，张幼仪一直随身携带 这张保证书，“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希 望发现我的人知道，我对这位顾客有责任。”
张幼仪在上海待了二十多年。这期间风云 变幻，但她的运气一直很好，“生活没受干扰， 又赚了许多钱。”
她买了一批染衣服需要用的 染料，等到这些染料再也无法从国外进口，价 格涨到一百倍时卖掉。有了这笔资金，她又开 始投资棉花和黄金。
张幼仪的励精 图治，再加上她四哥的支持，银行的经营状况 日益好转，很快转亏为盈。
但这并不是全部。每天下午五点，有个中 文老师会到办公室，给她补习一个小时的国文。
上完课之后，她又要去她在南京东路上经营的 服装公司。这个服装公司叫做“云裳”，是张 幼仪和她八弟张禹九还有几个朋友（包括徐志 摩在内）合作的小事业，她是公司总经理。这 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也是 中国第一个新式的时装公司。
徐志摩后来在写给陆小曼的情书中，曾破天荒表达了对张幼仪的敬重之情：“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对张幼仪评价得最为中肯：“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她行事低调，却也掩不住事业上的节节攀升。
在人品上，张幼仪的大气仁厚，非常人能及。
张幼仪在一切场合，待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也是和善友好的。
徐志摩遭空难后，悲痛已极、不愿相信事实的陆小曼拒领遗体，也是张幼仪派人带长子赶去处
理善后，其后事也由她办理，连寿衣都是她在仓促中置办；
在丧礼上，当别人不允许陆小曼进灵堂祭拜徐志摩时，也是她出面引领安慰小曼。
甚至在徐志摩身故后，张幼仪还代徐家每个月寄生活费给陆小曼，直到1949年她离开上海去香港为止。
更不用说，徐志摩的母亲1931年去世时，是张幼仪以义女之名送终；1946年徐申如先生在上海辞世，他的灵柩也由张幼仪携子扶棺送返硖石。
这样一个才貌、品行高洁的女子，本应得到幸福人生。
她的缘分，在年逾五旬时来到。1949年3月，张幼仪随兄弟家人举家迁往香港。
她在这里遇见了邻居苏季子医生，两人相悦。1953年，张幼仪与苏季子成婚。
1974年，苏医生离世，幼仪从香港飞往美国与长子徐积锴一家同住。
此时她决定让更多的人了解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专门请当年徐志摩编《新月》的同
事、身在台湾的梁实秋将志摩的全部著作编成文集。
徐积锴不怕繁难，从美国图书馆找出一篇篇徐志摩文章复印后寄往台湾；
张幼仪也将自己保留的徐志摩信件交给儿子寄过去。台湾版里最早的一套《徐志摩全集》，就这样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诞生。
1988年1月21日，张幼仪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曼哈顿寓所，享年88岁。
她在自传中说道：“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 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 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一个 人。”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命运在民国的那个时代里，还有一位奇女子跟张幼仪的一生也很相似。
都是从离婚后，开始人生新的逆袭，这就是有着被誉为“中国的阿信”的奇女子——董竹君。
饮誉海内外的锦江饭店，是新上海的第一个国宾馆，曾接待过一百三十四个国家的五百多位元首及政要。
它的首任董事长，是被誉为“中国的阿信”的奇女子——董竹君。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正月初五，上海洋泾浜边上棚户区，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父母取名“阿媛”。
6岁的董竹君还能入私塾读书，12岁时父亲生病，全家生活落入更深的艰难，董竹君被迫沦落青楼，开始卖唱生涯。
当时，因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二次讨袁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通缉逮捕革命党人。部分革命党人借堂子掩护活动。
在好心人孟阿姨的帮助下，董竹君结识了早年留日、跟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时任四川都督的夏之时。
两人婚后随即远渡日本，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董竹君修完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的全部课程。
1923年，回国后的董竹君在四川成都办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附近贫苦人家的女子做工。
1926年，她还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低价出租黄包车，为父亲那样的穷苦人办点事情。
而夏之时1919年失去军权，赋闲成都，革命之心荡然无存，意志消沉。在家中他作威作福，打骂妻儿。两人正式离婚。
董竹君走上一条不依附男人，女人自我创办实业，成为社会的栋梁的道路。这在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上海，简直就是一条没有路的路。
她卖掉首饰，四处筹资，以 4000多元资金，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成为当时上海唯一的女老板。
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她邀请银行投资。但人们对女子办厂很不信任，终遭白眼。听说南洋女子办厂环境好，1931年春，经华侨朋友介绍，董竹君只身去菲律宾招股1万元，使群益一下子成为中型工厂，拥有职工300余人。
在双亲辞世、举目无亲的困境中，1934年底，承友人资助2000元，董竹君再次创业。
在上海华格臬路31号，她租用一底三层楼。1935年3月5日，川菜特色的“锦江小餐”正式开业。她精打细算，经营有方，顾客盈门，座无虚席，盛况空前。继而进一步扩大，改名为“锦江川菜馆”。
次年元月，“锦江茶室”又相继开张，又第一个公开招聘女服务员，轰动大上海。
当时的《大公报》记者写道：“锦江的地处，并不宽敞也不富丽，更不堂皇；但全部十几间餐室，安排得曲折高低有致。”
1937年底，为了表达妇女呼声，董竹君和《大公报》记者蒋逸霄共同商量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
蒋逸霄担任总编辑，姜平为副总编辑和撰稿人，许广平等人为撰稿人。
随着《上海妇女》杂志一期期出版，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党政府都千方百计地要予以收买。董竹君婉言拒绝，坚持自主办刊。
新中国成立后，她将16年含辛茹苦经营的价值15万美金（折合黄金3000两）锦江饭店，全部奉献给了国家。
从此，这家旧中国饭店接待过夏衍、潘汉年、郭沫若、于伶、曹荻秋、陈同生、李一氓等进步人士，
也是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上海开会的地方，
也接待过400位外国元首，成为中外高层旅游观光者的下榻胜地。
1953年秋，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设宴招待董竹君时说：“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更不容易，一个女人要做成功一件事（指锦江）就更难了。”
少女的美是不可方物的，民国是一个塑造思想和传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少女像是在一块充满暴风雨的土地上恣意开放的花儿，尘土飞扬中留下经久不散的香气。
离婚成为一个事件，对她们来说，离婚成为通往自由的一条道路。离婚后，她们彻底拥抱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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